明初怎样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一个与元分庭抗礼的新王朝呼之欲出）

明初怎样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一个与元分庭抗礼的新王朝呼之欲出）大浪淘沙，始出真金！多少英雄豪杰在乱世中旋起旋灭，能够长期坚持的都是万中无一的厉害角色。屹立于江南的朱元璋，其最危险的对手不是来自于元军，而是陈友谅与张士诚这两位起义豪杰。陈友谅出身于一度在长江两岸呼风唤雨的南方红巾军，他于1360 年（至正二十年）五月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弑杀了首领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此种篡权夺位的行为难以服众，军中不少将领纷纷离去，尽管如此，长期纵横于湖广、江西等地的陈友谅，其实力绝不容小觑。而以贩私盐为业的张士诚于1353 年（至正十三年）在高邮城下险胜“百万”元军之后， 向江浙沿海地区发展，打下的地盘也颇为可观，在此期间，他出于韬光养晦的目的， 表面上接受了元朝的招安，但与蒙古贵族统治阶级仍然是同床异梦。自从红巾军起义的十多年来，元朝的主力一直集中于长江以北打大仗、拼消耗，这就给了江南群雄各显身手的机会。高瞻远瞩的朱元璋以应天为中心不断向外围扩张，他在驱逐

自从元末天下大乱以来，北方红巾军与各路元军在黄河南北反复较量，在揭竿而起的这一批人当中，实力最强大、笑到最后的是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

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蒙古贵族，恐怕怎么也想不到最后把他们搞得国破家亡的竟然是出身如此微贱、为人不齿的放牛娃，可见世间人事的盛衰兴替，真是变化无常。

朱元璋于1328 年出生在今安徽凤阳的钟离太平乡孤庄村，父亲本是给地主种田的佃客。他自幼家境不好，童年时给地主放过牛，后来在家乡的寺院出家，做过四处流浪的游方僧。元末天下大乱，烽火连天之际，他为了自保，于1352 年（至正十二年）投靠了濠州的起义军，因在起义军中表现出色而深受首领郭子兴的赏识。

不久，郭子兴干脆招了朱元璋做女婿， 从此，昔日的放牛娃便改头换面，成了军中有身份、有地位的“朱公子”。

郭子兴于1355 年（至正十五年）死去。为了避免被别的割据势力吞并，军中大多数将领认为应该加强与白莲教的联系，借北方红巾军的旗帜以为声援。不过，他们只承认韩林儿、刘福通为名义上的领袖，这支军队基本上凡事皆自作主张。朱元璋已升为和州元帅，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他在多年以后回忆起自己招兵买马、努力扩充势力的情况，“初起兵时，投靠我的士卒无论是一二十人，还是数百人，我都待他们亲如兄弟，爱如骨肉，予以‘恩抚’，无不尽心”，最终形成了一支凝聚力比较强的军队。其后，他与同道中人一起挥师渡江，占据集庆（即今南京），改集庆为应天，在江南建立了地方政权。

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与小舅子张天佑在攻打集庆时双双战死，让朱元璋一下子成了军中众望所归的带头人。这时军队中的成员比较复杂，主要分为朱元璋嫡系、郭子兴旧部与巢湖水军三个派系：其中朱元璋嫡系部队有二万人以上，最早的骨干分子是徐达、汤和等淮西老乡，后来陆续收编了冯国用、常遇春、胡大海等人作为亲信；郭子兴的旧部属为数不少，总共超过万人，由宿将邵肆、邵荣统率；而“拥众万余，船千艘”的巢湖水军在渡江之前才归附，这支以廖永安、廖永忠、俞通海为首的部队为朱元璋征服水网密布的江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随着根据地越来越大，各种征兵的方法也层出不穷，部队的编制自然也变得更多。朱元璋为了有效地把政权与军权集于一身，不断使用排除异己、重新调整人事关系与分配权力等手段，逐渐达到了目的。

朱元璋大权在握，便从严治军，他讲究号令统一，要求不同的部队在战时应该互相配合，做到“手足相卫、羽翼相蔽”， 为了严明军纪，令行禁止，他赏罚分明， 对于有功者“虽憎必赏”，有罪者“虽爱必罚”。他认为两军相争，杀敌主要靠士兵， 而“兵不贵多而贵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阵”。可是精兵的重要性又比不上良将，因为“任将非人，则兵必败”，所以“两军之间决死生成败之际，有精兵不如有良将”。为此，他对将领的选拔特别重视， 强调必须“因材而授职”，最好是符合“有识、有谋、有仁、有勇”的标准。由此可知， 他的军队名将辈出，绝非偶然。

自从红巾军起义的十多年来，元朝的主力一直集中于长江以北打大仗、拼消耗，这就给了江南群雄各显身手的机会。高瞻远瞩的朱元璋以应天为中心不断向外围扩张，他在驱逐元朝留守于各地的老弱残兵时，任用了大量元朝的旧官吏与儒士，共图大业，其中著名的有李善长、刘伯温、朱升等人。他们采用“高筑墙，广积粮， 缓称王”的策略，派遣部队开荒屯田，储备粮食，发展经济以养精蓄锐，逐渐成为南方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权。

大浪淘沙，始出真金！多少英雄豪杰在乱世中旋起旋灭，能够长期坚持的都是万中无一的厉害角色。屹立于江南的朱元璋，其最危险的对手不是来自于元军，而是陈友谅与张士诚这两位起义豪杰。陈友谅出身于一度在长江两岸呼风唤雨的南方红巾军，他于1360 年（至正二十年）五月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弑杀了首领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此种篡权夺位的行为难以服众，军中不少将领纷纷离去，尽管如此，长期纵横于湖广、江西等地的陈友谅，其实力绝不容小觑。而以贩私盐为业的张士诚于1353 年（至正十三年）在高邮城下险胜“百万”元军之后， 向江浙沿海地区发展，打下的地盘也颇为可观，在此期间，他出于韬光养晦的目的， 表面上接受了元朝的招安，但与蒙古贵族统治阶级仍然是同床异梦。

据说上述两人在战时都可以动员“数十万”之众，致使坐镇应天的朱元璋陷入“左右树敌”的不利状态，因为他就夹在两个对手中间——陈友谅在西边，张士诚在东边。恰巧此时， 表面忠于元朝的军阀察罕帖木儿攻克了北方红巾军的大本营汴梁，接着乘胜追击，大举南下山东，觊觎江南，大有“投鞭断流”之势。察罕帖木儿一旦南下，首当其冲的必然是名义上听命于北方红巾军的朱元璋，不可能是被朝廷招安的张士诚，更不可能是远在长江中游的陈友谅。

俗话说，“英雄难敌四手”，更何况朱元璋位于南京这个四战之地，面对三个强敌，情况已经危险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谁知天无绝人之路，南下山东的察罕帖木儿突然被降将暗杀，此后元军内讧，在北方混战数载，无暇顾及其他。这使得南方的朱元璋顿时解了燃眉之急，得以松一口气，腾出手来逐一解决陈友谅与张士诚。

这位未来的开国皇帝不但在战略上胜人一筹，而且看人的眼光也很准，他正确地判断“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者野心勃勃，喜欢惹是生非；而“器小”者则容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据此， 他决定把陈友谅列为首先打击的目标，事实也是这样，当他西征陈友谅，与对手在鄱阳湖大战时，保守的张士诚果然没有出兵从东边夹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鄱阳湖大战是朱元璋一生之中经历的最险恶的一战。

此战，他亲自带领二十万水陆大军沿着长江直上，于1363 年（至正二十三年）七月开进鄱阳湖，与倾巢而出的号称“六十万”的陈友谅所部在湖中打了个你死我活。朱元璋的战船虽然比不上陈友谅所部可以乘载千人以上的战舰，但凭着机动灵活的特点，朱元璋采取了让火器与冷兵器混合在一起轮流射击的新战术——战时，先用火铳、火炮、燃烧性火器与弓弩等远程兵器攻击对方木制战舰，尽量烧杀对方士卒，等取得了优势，再进行“接舷战”，让军中壮士舍命登上对方的战舰展开刺刀见红的白刃战，因而屡屡告捷。鄱阳湖之战断断续续地打了三十六天，以朱元璋获胜而告终，此战之后，当时整个中国没有一支舰队能够与之相媲美，无论是龟缩于浙东沿海的张士诚，还是早已衰落的元朝水师，都不敢撄其锋。

假设朱元璋首先征伐的对象是张士诚， 则东征之师极有可能会遭受到野心家陈友谅的趁机夹击，后果必然不甚设想。实践证明，朱元璋制定的先征陈友谅、后征张士诚的战略是非常正确的。他解决了陈友谅，就轮到缩头乌龟张士诚了。在1365 年（至正二十五年）打响的消灭张士诚的战争中，最出彩的不是水师，而是陆军。由于张士诚尽量避免野战，而把兵力用于守御据点，所以，一系列的攻坚战成了最大的亮点。朱元璋军队连陷湖州、杭州等要地，于同年十一月杀向张士诚的老巢平江（今江苏苏州）。

围城的二十多万部队在城的周围挖起了互相连接的长壕，筑起了数不清的堡垒，并搭起了大批高达四丈、分成三层的敌台，每一层里面都放置着弓弩与火器，日夜不停地发射，对守军进行火力压制。同时，还动用了数以千计的攻城器械，其中包括二千四百多门最先进的将军筒（火炮的一种）、二百四十多具襄阳炮与二千四百多具七梢炮（襄阳炮、七梢炮都是抛石机），数目繁多的重兵器把平江城轰了个千疮百孔。第二年九月八日，城被攻破了，在巷战中，困兽犹斗的数万残兵败将或死或伤，剩余的与张士诚一齐成了俘虏。此役充分证明了朱元璋所部无可置疑的攻坚能力。

在陈友谅、张士诚这两个最危险的对手被各个击破之后，物产丰饶的江淮地区就成了朱元璋的囊中之物，而北伐中原，问鼎天下的条件也成熟了。

十年人事几番新。在江南苦心经营了十余年的朱元璋，其思想早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渡江南下之后在建设根据地时，便以严明的军纪约束部队，注意拉拢人心，招揽名士宿儒，以获得地方上层人物及知识分子的支持。这显示了这位有志于统一天下的盖世豪杰已经彻底从宗教迷信中清醒过来，向着儒家的传统文化靠拢，成了卫道士。

朱元璋军队中那些平民出身的将士也起了本质的变化，慢慢地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后来，韩林儿、刘福通等起义领袖因兵败投靠朱元璋时，无疑等于自投罗网。1366 年（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手下大将廖永忠护送寄居于滁州的韩林儿、刘福通等渡江南下前往应天时，在瓜州这个地方将船凿沉，淹死了这两位北方红巾军首领，力图抹去朱元璋曾隶属过龙凤政权的痕迹。

一个与元朝分庭抗礼的新王朝呼之欲出。

本文摘自《明蒙战争：明朝军队征伐史与蒙古骑兵盛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