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葡萄电影观后感（评分8.5愤怒的葡萄）

愤怒的葡萄电影观后感（评分8.5愤怒的葡萄）无论在什么时候，现实题材都不会缺席。生活的沉痛，是必须要直面的；审视自我、思考现实，是理想幻灭后所需要重拾的勇气。因此，电影《愤怒的葡萄》上映于1940年，无疑是应景的，曾4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至今仍旧是导演纪录保持者）的约翰·福特，总是能将文本厚度、文字冲击力寓于视听语言的表达之中，尽管《愤怒的葡萄》并不属于其最擅长的西部片范畴。《愤怒的葡萄》的故事背景，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乡村农民破产、城市工人失业，流离失所、漂泊无助的底层民众苦不堪言。此时，好莱坞大片厂为观众编织梦幻、制造梦想，以抚平伤痛，例如迪斯尼的动画《白雪公主》、米高梅的歌舞片《绿野仙踪》。电影《愤怒的葡萄》即是一部以一个美国普通农民家庭为视角的平民史诗，讲述了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的流离辗转、奔波颠簸的惨痛人生。片名一语双关，既是对物产丰富的加州葡萄园的梦幻式憧憬，又象征着饱受饥荒之痛、受尽倾轧

文：宿夜花

从路遥到余华，从吴天明的《人生》到张艺谋的《活着》，故土与家园一直是农耕民族文化中无法割舍的情结，中国人对自我命运与土地的思考也未曾间断。文明的起源发展与强盛壮大、生命的生存与繁衍，都无法脱离土地赋予的生生不息的力量。

中国人的坚强，是一种骨子里的质朴与韧劲。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度尽劫波的中国人尽管隐忍持重、却毫不畏惧退缩。世事变迁、文明交替之中，多少人用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意志倾尽一生与命运搏斗，那无数挣扎与奋进的灵魂，书写着平凡的伟大。

关于西方文化中的土地意象，很多人会想到电影《乱世佳人》中的郝思嘉与塔拉庄园。但细究起来，作为上流社会的贵族、出身于传统奴隶主家庭的郝思嘉，她的“土地情结”与农民对土地的眷恋有所不同。因此，影片无法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土地之于劳动者的意义。

电影《愤怒的葡萄》即是一部以一个美国普通农民家庭为视角的平民史诗，讲述了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的流离辗转、奔波颠簸的惨痛人生。片名一语双关，既是对物产丰富的加州葡萄园的梦幻式憧憬，又象征着饱受饥荒之痛、受尽倾轧欺压、于苦难中挣扎的劳苦大众，影片获得了第13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奖。

影片改编自20世纪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的同名长篇小说。约翰·斯坦贝克的很多作品，真正触及到了贫苦人的生存困境，因此具有社会批判性，视角敏锐、鞭辟入里；更为值得赞叹的是，《愤怒的葡萄》并没有一味地停留在控诉苦难、埋怨不公。非但没有沉溺在简单的愤怒宣泄、情绪释放之中，更透露着一种内心深处的幽默与豁达——那是物质贫瘠、极端苦难都无法击溃的精神力量、无法磨灭的生存意志，人性的光亮，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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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葡萄》的故事背景，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乡村农民破产、城市工人失业，流离失所、漂泊无助的底层民众苦不堪言。此时，好莱坞大片厂为观众编织梦幻、制造梦想，以抚平伤痛，例如迪斯尼的动画《白雪公主》、米高梅的歌舞片《绿野仙踪》。

无论在什么时候，现实题材都不会缺席。生活的沉痛，是必须要直面的；审视自我、思考现实，是理想幻灭后所需要重拾的勇气。因此，电影《愤怒的葡萄》上映于1940年，无疑是应景的，曾4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至今仍旧是导演纪录保持者）的约翰·福特，总是能将文本厚度、文字冲击力寓于视听语言的表达之中，尽管《愤怒的葡萄》并不属于其最擅长的西部片范畴。

约翰·斯坦贝克的文字是诗性化的，富于隐喻意义与生命哲理。因此，约翰·福特在影片中运用了大量的空镜头、大远景、静态构图，强化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时代的更替变迁、家庭的悲欢离合、命运的起伏无常，都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自然生态之中。这种静观其变的悲悯情怀，无疑是符合原作中文明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生态观。

除却从整体的风格调性中把握到了那种农民生活中“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坚韧与乐观，影片在叙事上也是条理清晰。时间、地点上的连续性与顺序发展，避免了跳跃的故事线带来的观影干扰；同时，个人命运置入时事变迁的宏大叙事，也让更多的观众有代入感，因此影片具有史诗气质。

俄克拉何马州的佃农家庭，沿着66号公路，向着梦想中的加利福尼亚州葡萄园出发。

农场旱灾、经济萧条、银行止赎、佃户迁移、劳力过剩，成了一家人必须面对的外界带来的苦难。与此同时，他们处于倾轧压迫之中，面对着亲人生老病死、友人聚合离散。

家庭与个体的悲剧在于，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之下，被迫地承受这一切苦难，没有选择的权力、没有反抗的力量。

失去家园的哀伤，安土重迁的无奈，流离失所的愤懑，在时代巨轮的碾压下，似乎变得无足轻重。工业文明与城市化的不可逆进程，滋生了人间地狱般的怪象：资本家的贪婪伪善、傲慢刻薄，他们凌驾于农民的意志之上、恣意地践踏劳动者的尊严；雇主们巧于钻营、利用虚假宣传，肆无忌惮地压榨工人的血汗。

小人物的无可奈何、祖辈的执守乡土、理想主义青年的无所适从、女性的厚重隐忍，如此形形色色的世间百态，以一种冷静、理性、克制的方式呈现，怀有同情与怜悯却不沉溺于消极、悲观、愤怒的情绪中。看似压抑、消沉、麻木的背后，却宣扬一种上扬的精神——苦难中磨砺出的心智与意志，才是人性中无法抹去的坚硬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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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主人公形象，是任何文学、影视流行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电影《人生》中周里京饰演的高加林、《活着》中葛优饰演的福贵，都是矛盾的集中呈现、性格的典型浓缩、人性多面性的提炼。

与同一时期《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的詹姆斯·斯图尔特一样，《愤怒的葡萄》中亨利·方达饰演的乔德，是一个很具有反叛性与抗争精神的青年形象，具有十足的理想主义色彩。

因为自卫杀人而陷入牢狱之灾，作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在无尽的压迫与生活的重负之中，他形成了叛逆的性格。他的愤世嫉俗、桀骜不驯、勇敢倔强、良知与正义感，都是一种青年文化中的抗争精神的外显，而其本质上是呼唤一种内在的自由、平等，不受嗜利者的欺压与霸凌。

在《愤怒的葡萄》中，乔德母亲这一富有光彩的女性主人公，成为了故事中家庭的核心力量，也是影片主题内核的立足点。

“女人的适应性比男性好，男人的生活是跳跃式的：孩子出生，或有人过世，这是个跳跃；获得或失去一间农场，也是个跳跃。但女人的生活像溪流，小的溪流不断，但水流不会停止。”

母亲的价值观与人生哲学，来自于孕育生命的自然土地；母亲的精神力量，来自于劳动女性从自然劳作生活中获取的直接力量。

因此，她拥有不受制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土地哲学”。

男性受制于现代文明外衣的繁文缛节，在占有金钱、掌控权力、争夺话语地位中膨胀与迷失；在失去土地、丧失家园、安土重迁中沮丧与消沉。

对于母亲来说，世俗世界中的功名、利禄、荣誉无法摧毁她的情绪、磨灭她的意志，男性所看重的物质上的得与失、显性层面的获取与丧失，对她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所以，女性的性近自然、对自然的眷恋、对和平的向往，正好对文明世界的痼疾、机械时代的弊端，形成一种批判与反思。

饰演母亲的简·达威尔，质朴的外形、壮硕的身躯、厚重的神态，不经意间自然流露出的坚毅目光、由内而外散发的豁达与乐观、平和沉静又通透的人生态度，无不是最该角色的精准诠释。因此，她也获得了第13届奥斯卡的最佳女配角奖。

通过表演，原作者晦涩难解的“生态自然观”、“女性主义”便以直观、感性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又更富于想象空间。

横向对比之下便可发现，任何文化背景之下，劳工阶层的“地母”形象，呈现出一种相似性——融合“神性”与“母性”，通过敬畏土地、尊重文明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来弥合机械文明的伤痛与疤痕。

爱尔兰电影《我的左脚》中残疾画家克里斯蒂.布朗的母亲，用包容、隐忍对抗着父亲的嗜酒成性、自私跋扈，用劳动的躯体为残疾的儿子铸就永恒的避风港；

国产电影《过年》中，赵丽蓉饰演的程母，面对现代金钱主义思想对传统家庭的瓦解，通达、体贴、宽博的母亲，依然维系着儿女、凝聚着家庭的核心纽带。

更令人唏嘘的地方是，电影中这些光辉的母亲形象，她们甚至没有名字，夫人、太太的称谓前冠上夫姓，便是文明社会给予她们的身份代码。而身份的模糊化、称呼的标签化，却无法遮蔽这种母性光芒。因此，看似理想主义的结局，却暗含一种母性的延展力与孕育力——涓涓细流，在工业时代是弱小的，但细水终究长流。

作为80年前的电影，《愤怒的葡萄》所探索的母题，依然是发人深思的。文明与自然如何由对立走向融合？如何摆脱金钱对人的异化？生存意志与苦难博弈下，又将如何塑造精神力量与人生哲学？无论对于如今的电影人，还是观众，都是需要不断思考并付诸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