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战犯黄维啥时放出来的（陈长捷狱中痛斥傅作义不知羞耻）

1959年战犯黄维啥时放出来的（陈长捷狱中痛斥傅作义不知羞耻）究竟发生了什么，让陈长捷对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老长官如此痛恨呢？事情还得从1949年天津那一场战役说起。在陈长捷看来，这已经是他对傅作义最大的尊重了。当年在天津被俘前，陈长捷就在他的司令部，对傅作义破口大骂。即便在功德林，他也曾不止一次当着众人的面，痛骂傅作义是“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 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只是通过多年的改造后，陈长捷已经将自己的脾气收敛了不少，不然当着傅作义的面，他还要破口大骂。张治中曾经是黄埔军校教育长，功德林中有许多他当年的学生；郑洞国跟侯镜如都是黄埔一期，杜聿明宋希濂黄维都是他们的同学；文强曾经追随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后接受杜聿明邀请，前往了淮海前线，临行前，程潜告诫他，此去谨防做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每当有人前来探视，战犯们大都百感交集，但对于来访者，也都是心存感激，但有一个人是例外。原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陈长捷，跟傅作义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也是傅作义多年

“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中，讲到了上面一番话。

这段话对于被关押在功德林的那些原国民党将军来说，无疑像是一阵春风。这些战犯大都是1949年前后被俘，先后被关押在不同的战犯管理所，多年来基本与外界隔绝消息。而在毛主席的讲话后，集中关押高级战犯的北京功德林，突然热闹起来。

张治中、程潜、章士钊、邵力子、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先后踏着春风走进了功德林。他们在功德林的接待室里，与他们要求会见的旧属、同学、同乡们紧紧握手。

张治中曾经是黄埔军校教育长，功德林中有许多他当年的学生；郑洞国跟侯镜如都是黄埔一期，杜聿明宋希濂黄维都是他们的同学；文强曾经追随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后接受杜聿明邀请，前往了淮海前线，临行前，程潜告诫他，此去谨防做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

每当有人前来探视，战犯们大都百感交集，但对于来访者，也都是心存感激，但有一个人是例外。原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陈长捷，跟傅作义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也是傅作义多年的部属。然而，当傅作义专程到功德林看望他时，他却没有开口说一句话，甚至连眼睛都没睁开。

陈长捷

在陈长捷看来，这已经是他对傅作义最大的尊重了。当年在天津被俘前，陈长捷就在他的司令部，对傅作义破口大骂。即便在功德林，他也曾不止一次当着众人的面，痛骂傅作义是“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 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只是通过多年的改造后，陈长捷已经将自己的脾气收敛了不少，不然当着傅作义的面，他还要破口大骂。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陈长捷对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老长官如此痛恨呢？事情还得从1949年天津那一场战役说起。

天津被俘，痛骂傅作义

陈长捷出生在福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母亲生下他后为了给人当乳母赚取一些生活费，早早就给他断了奶，并弃置在宗祠里。是哥哥姐姐实在舍不得，才又将他抱回了家。虽然家境贫寒，但陈长捷从小聪颖过人，得到私塾先生赏识，从而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长捷参加了福州学生军，从而投笔从戎，1917年进入保定军官学校骑兵科。毕业后，陈长捷就在同学傅作义的邀请下，到阎锡山的晋军任职，由见习排长一步步升任第七十二师师长。

抗战期间，陈长捷在南口战役、平型关战役中都有亮眼表现，被称为抗日常胜将军，因战功先后晋升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行署主任。后因为与阎锡山出现矛盾，一气之下率一个警卫营到绥远投奔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担任晋绥边区副总司令，后又转任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因为部下大肆抢掠，陈长捷被追究责任，免去了官职。

抗战胜利后，陈长捷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担任一些无关痛痒的职务，直到1947年12月被任命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升任天津警备司令是傅作义鼎力推荐的。当年投靠阎锡山也是傅作义的主意，因此傅作义也不能不是他的恩人。陈长捷对他的恩人保证：“请总司令放心，有我陈长捷在，天津万无一失。”

辽沈战役结束后，为了把驻守在华北的傅作义集团60万国民党军队抑留华北，防止其南逃，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挥师入关与华北军区一起发起平津战役。

天津战役发起前，东北野战军参战的第1、第2、第7、第8、第9纵队逼近天津城郊，一场大战即将开始，双方主官都在运筹帷幄、斗智斗勇。

发起总攻前，刘亚楼曾写信劝说陈长捷弃暗投明，陈长捷看到刘亚楼的信后，他的心里确实是有点动心的，但是陈长捷顾及傅作义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他迟迟没有做决定，陈长捷在给刘亚楼的回信里这么说道：

“贵军让我们放下武器投降，但是武器是军人的生命，怎么能轻易放下呢？如果真的有诚意和谈，请派出代表来天津吧！”

陈长捷试图借谈判之名，摸清解放军的底细，但很快就被刘亚楼敏锐的洞悉。他再次回信重申：天津守军必须在1月8日前放下武器！1月8日过去了。过了两天，解放军严令：1月13日12时前必须把部队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1月14日攻城。

其实，陈长捷也是处在两难的境地，他心里早就有投降的想法，但他又觉得自己那样做会伤害傅作义的感情，毕竟他是傅作义一手提拔起来的。于是，他在收到刘亚楼的信后，立刻给傅作义打了个电话，将此事告诉了傅作义。

傅作义

陈长捷也一直在等待傅作义主持全局动向，等待北平和平谈判成功，一起行动。他打电话给傅总部追问北平和谈发展如何，得到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的回答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直到解放军攻克天津的前一夜，在最后挣扎的巷战之中，陈长捷仍打电话询问和谈消息，结果还是李世杰的那句话，“坚持两天，就有办法。”以致气得他将电话摔在桌上，破口大骂：“让我们牺牲，做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解放军这边，早在1949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负责统一领导夺取平津。罗荣桓向坐在身边的刘亚楼问道：“军委限令3天拿下天津，你需要几天？”刘亚楼有把握地说：“30个小时就够了。”聂荣臻说：“军中无戏言喽！”

1949年月14日，总攻正式开始。实际上此战刘亚楼根本没有用到太多时间，从他下令全军发动总攻开始，仅仅只用了29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陈长捷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精心构建的防御体系，就这么轻而易举被刘亚楼攻破了，陈长捷不得不承认说：“刘亚楼确实厉害，他这种从中间突破，两头夹击的战术太不符合常规了，让人防不胜防。”

天津的城防，是曾在美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市长杜建时主持修建的，他们拉着老百姓围着天津修了一圈城防工事，在全市建了一千多碉堡，搞什么“大天津堡垒化”。说是第二个马奇诺防线，固若金汤。陈长捷清楚，从来要塞孤守，没有不陷落的，但他原来以为凭借城防工事，总可以守三四个月。

让陈长捷没想到的是，他以为能守三四个月的城防，30个小时不到就被解放军完全突破。

反倒是杜建时，从1948年12月就认为防守天津是死路一条，与其等死不如突围。担任天津防守的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暗示杜建时愿意立即行动时，陈长捷向他们郑重表示：“如防守天津部队撤走，将置北平于死地。一切应为傅作义负责。如你们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

杜建时与陈长捷（右）

陈长捷于1949年4月15日被俘，杜建时、林伟俦也同时被俘。第二天，邓宝珊代表傅作义与解放军代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会面商谈，双方于21日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就这样，傅作义成为了起义将领，而陈长捷却成为了等待改造的战争罪犯。

被俘后，陈长捷被关押在河北省井陉县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北平和平解放后，该所迁到北平西北功德林，新中国成立后归属公安部北京战犯管理处。

功德林改造，苦读《资本论》

当南京的蒋家王朝倒台后，沦为战犯的一众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们，瞬间失去了精神的支柱。陈长捷也不例外，但他向来都是头脑比较冷静的人，不会像黄维那样固执于自己的“忠诚”，也不会像邱行湘那样，在失败的仇恨与无法改变的现实中，长期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精神状态中。

陈长捷出于对共产党的仇恨，出于对共产党胜利的嫉妒，更出于对共产党胜利的不解，他不愿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被动路线，哪怕就是单单为了死能瞑目，他也要主动出击，把打败他的对手里里外外端详个遍，看看共产党究竟是不是长有三只眼睛的马王爷！陈长捷就是这样一个认真、较劲的个性，这是他能够成功的特质，日后也将成为其人生的桎梏。

不管怎么说，陈长捷就是较上劲了。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从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开刀。他将他妻子从上海寄来的一点钱，托功德林管理员买来《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自此，陈长捷就全身心投入到“已知己欲知彼”的战场，他发誓要从这里寻出人生的真谛来。

对于陈长捷买书的事情，像邱行湘这样的“大老粗”，是怎么也无法理解的，他听说后连连摇头，认为这样做实在是过于“浪漫”了。相较来说，他更赞赏陈长捷忠于职守、忠于朋友，在大军压境之下，断然拒绝了和平解决天津的通牒，也算是刚烈之士。

邱行湘或许不会知道，陈长捷对《资本论》的研究有多深入，但在功德林里有人懂。文强早年曾加入共产党，但在被俘后却并不那么积极改造，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文学的爱好上。直到他身患严重的淋巴结核，共产党的医生为他治好了病后，他才向管理员提出，“医生医好了我的躯壳，再找一个医生来治治我的灵魂吧。”

治疗灵魂的医生，即有助于思想改造的书本。于是，管理员从陈长捷那里借来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第二、第三卷。文强接过《资本论》，看见封皮上“陈长捷”三个字，暗自冷笑道：“一个晋军军官，有何能耐附庸风雅？带兵打仗我文强不敢夸海口，舞文弄墨难道输给你陈长捷不成？”

文强

文强当年报考黄埔军校第四期时，在所有考生中名列第三位。然而，当他翻开《资本论》第一页时，就后悔自己有那样的想法了，他居然根本就看不懂马克思在说什么。而就在他头晕脑胀的时候，看见了陈长捷端端正正写在书上的顶批。

看了陈长捷的顶批后，文强不觉大吃一惊。《资本论》是不容易看懂的书，陈长捷能够密密麻麻地写下个人的一得之见，不管这个见解是否中肯，可见陈长捷是真正看进去了。何况，当时的文强不到50岁，而陈长捷比他大了整整15岁，已经是60开外的老人了。

在劳动改造上，陈长捷这位六旬老翁也从来不甘人后。在秦城农场劳动，陈长捷是属于二三流的劳动力。他编在第三组，而杜聿明更次一点编入第四组。一、二两组是强壮些的，一般较重的活都由这两组担任。三、四两组担任较轻的活儿，往往是在一起工作。

有一次，陈长捷和杜聿明两人抬一筐粪肥向地里走时，旁边看的一些同学都在暗暗发笑。因为杜聿明不但是深度近视眼，而且左腿比右腿短一厘米，两个人都是那样瘦，又都是文质彬彬。所以，许多人发笑是因为两人都是能征善战的名将，今天凑在一起抬粪筐，不认识他们的，谁会相信这一对书生一样的人，是当年指挥过那么多精锐部队的将军呢？

当他们看到大家在笑着议论他俩时，便放下粪筐和大家坐在一起。沈醉说：“你们两人合作，可以叫做宝一对！”

陈长捷一听很不服气，便揭杜聿明的老底，说他比杜聿明要胜一筹，气力也比杜聿明大，而且不会连踩死了老鼠都不知道。这一下引起哄堂大笑！因为杜聿明的确闹过这样的一次笑话。

杜聿明原本右腿比左腿稍短，走起路来有些一瘸一瘸的，有一天大家发现他走路正常了，都很惊奇。杜聿明发现别人注意他，也似乎感到走路比平日不同，便坐了下来，用手提起右脚棉鞋去摸，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向鞋尖滑下去。他忙摘下近视眼镜，凑近棉鞋一看，自言自语说一声：“一条绳子！”

可是当他把这条“绳子”往外一拉，竟是一只踩死了的小老鼠被他提着尾巴从鞋内拉了出来。

陈长捷与杜聿明的较劲，不过是引得众人哄堂一笑，而他与徐远举的较劲，就险些给他带来生命危险。那是他们拆除一口破窑，以准备砖料盖猪圈用，陈长捷力争要比年轻二十岁的徐远举多取一倍的砖块。就在他们激烈竞争时，突然轰隆一声巨响，破窑坍塌了。陈长捷跟徐远举，双双被埋在了废墟之中。

陈长捷

邱行湘奋力营救，凭借浑身的气力，先将陈长捷从砖堆里拖出来，再把陈长捷背到自己的背上，足足背了几里地，才把他平放在农场医务室的担架上。陈长捷苏醒之后，第一眼便看见邱行湘，问：“我怎么会躺在这里？”“我把你背回来的。”“是你救了我。”“是共产党救了我们。”

鸿宾楼再相见，尽弃前嫌

陈长捷在功德林积极改造，但在他心中，却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结，他对傅作义心怀怨恨，难以释怀。

功德林改造时期，当着众人的面，他不止一次地骂过傅作义：“要我死守天津，战至一兵一卒，他却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义，我算是把他看穿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每次骂到这里，站在侧旁的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总会添上一句：“你不在天津硬打，他在北平的谈判桌上就没有筹码，所以，他还是一个玩弄权术的政客，一个损人利己的小人！”

在水利部身居高位的傅作义，自然听不到这些来自功德林的议论，但是，作为历史的过来人，他怀揣着一种内疚，一种自责，直到把一句话当面告诉当事人为止。

1956年3月，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九次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处理国内外战犯问题。

在会议上，傅作义两次发言，直截了当地说：

“我为这些人乞求，要求宽大他们。为什么？我与他们的历史差不多，也可能走他们那条路。当年我不是也被列入43名主要战争罪犯名单了吗？所不同的是我在最后看清了前途，主要是敢于冒险，这样就与他们不同了。现在看来，我成了座上宾，而陈长捷等人因为执行了我的命令反而成了阶下囚，我于心何忍，于心何安？”

傅作义的乞求，最终得到了回应。1959年12月4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礼堂举行了首批战犯特赦大会，陈长捷名列其中，他从此获得了公民权，获得了新生。陈长捷在特赦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对他慰勉有加，陈长捷则一再称颂共产党实行的是亘古未有的宽大政策。

第一批特赦战犯合影

在周恩来接见获赦人员的第二天，傅作义就在西单鸿宾楼单独宴请了陈长捷。那天中午，傅作义早早恭候，陈长捷姗姗来迟。见面之际，陈长捷甩出冷冷一句：“按照我过去的脾气，今天是不会来的。可是在共产党监狱改造十年，脱胎换骨，把脾气也弄不见了。”

傅作义哈哈大笑道：“你我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你的火爆脾气，我还有不知道的么？好在你通情达理，大人大量，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一句话，这是埋藏在我心里长达十年的秘密。”

陈长捷依旧沉着脸：“有屁就放，有话就讲。”傅作义的神色凝重起来：“天津战事，我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平津全局动向，已趋和平之势，结果由于我的犹豫，造成一战一和，既给天津人民带来灾难，也给同窗挚友带来不幸……”

听到这里，陈长捷的眼眶湿了，他主动伸出手来，与傅作义握手言欢，尽弃前嫌。

周总理希望获释人员都能留在北京，这样也方便大家能多见见面，但陈长捷在上海有一个当工程师的儿子，他选择了南下与家人团聚。陈长捷毕竟也是快70岁的人了，盼着享天人之乐，也是人之常情。

南下的途中，陈长捷与回南京老家的邱行湘同行，火车在南京停靠时，陈长捷到站台送行。邱行湘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在高墙之内是劳动标兵，在高墙之外也要当生产模范。不服输的陈长捷当即要向比自己年轻15岁的邱行湘提出挑战。

年近七旬的陈长捷到了上海，被分配到市郊嘉定县农场劳动，在那里管理着几个蓄粪池。有一天大雨滂沱，蓄粪池泄口堵塞，陈长捷不忍见到珍贵的粪肥流失，大吼一声，纵身跳下，用胸口死死堵住漏洞。

1961年4月回到上海，他任上海市政协秘书处专员，进行文史资料的编撰工作。他感奋勤勉，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先后撰写了个人亲历的文史资料十余篇，约30万字，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不管什么时候，陈长捷都是一如既往的认真要强，一样的刚烈如铁。

参考资料

《陈长捷：功德林中的“理论家”》，李希萌，今古传奇·人物版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原国民党将领大陆新生始末》，黄济人，中国青年出版社

《苟延残喘铸成终身遗怨——陈长捷被俘前后的故事》，杨晓辉，天津档案

《刘亚楼智斗陈长捷》，唐义路 ，军事历史

《败将言败：陈长捷的三个没想到》，王凯捷，出版参考·新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