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国籍限制（回不去的有话好好说）
张艺谋国籍限制（回不去的有话好好说）当年与他同时进入北电的大龄考生还有一人——陈凯歌。故事回到1978年，张艺谋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当时摄影系的年龄限制是22岁，28岁的张艺谋超龄被刷掉。后来几经周折，北电虽然录取了张艺谋，但给了张艺谋一个附加文件：“仅同意其旁听两年，而后自谋职业。”可问题是，为什么张艺谋会一次又一次向当年的“老大哥”发起诉讼？张艺谋和张伟平的故事，很容易被媒体解读为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故事，或者利益目标达不到一致导致“分手”的故事。但我却想起了另一个人，如果说张伟平曾经是张艺谋的“老大哥”，那么这个人，才是张艺谋真真正正的大哥。
5月31日，媒体曝出：张艺谋再次起诉张伟平。
2016年，张艺谋曾诉张伟平及其公司“新画面”拖欠《三枪拍案惊奇》分账款及其他导演费报酬，法院二审后判决新画面影业给付张艺谋影片《三枪拍案惊奇》分成款246.36万元。然而，张伟平未在指定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被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从2016年到2021年，五年时间，张艺谋起诉了张伟平以及“新画面”三次，如今“新画面”已被吊销，但官司还没打完，媒体曝光，9月7日开庭。
世间事，总是如此玄妙，故事的发展，好像一部张艺谋电影的大结局，虽然张伟平被法庭判的钱还没要回来，但对于看客们来说，胜负早已分晓。
可问题是，为什么张艺谋会一次又一次向当年的“老大哥”发起诉讼？
张艺谋和张伟平的故事，很容易被媒体解读为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故事，或者利益目标达不到一致导致“分手”的故事。
但我却想起了另一个人，如果说张伟平曾经是张艺谋的“老大哥”，那么这个人，才是张艺谋真真正正的大哥。
故事回到1978年，张艺谋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当时摄影系的年龄限制是22岁，28岁的张艺谋超龄被刷掉。后来几经周折，北电虽然录取了张艺谋，但给了张艺谋一个附加文件：“仅同意其旁听两年，而后自谋职业。”
当年与他同时进入北电的大龄考生还有一人——陈凯歌。
所有同学都没有张艺谋的危机感，两年过去，别的同学正准备读大三，特批入学的张艺谋却跑去隔壁导演系找田壮壮诉苦：“哥们儿这一走，可能就回不来了。”
好在北电惜才，让张艺谋及时转正，念完了大学四年。拍摄毕业作品时，张艺谋加入田壮壮导演的《红象》剧组，去云南拍片。
《大宅门》的导演郭宝昌看到这部片子惊了：“看到那画面我就傻了，中国要出大师了！”
从云南回到北影，张艺谋和陈凯歌一起看了《红象》的样片。陈凯歌觉得好，张艺谋却不够满意。
陈凯歌对张艺谋说：“八二届153个同学，有一点数你最强烈——心比天高。”
毕业后张艺谋一心想来西影厂，无奈当时厂长还不是他后来的大哥，挑人时没要他。
1983年，广影看中了西影的剧本《黄土地》，准备筹拍。摄影敲定了张艺谋。导演一时没合适人选，张艺谋推荐了同学陈凯歌。
正是这一年10月，43岁的吴天明出任西影厂长。当年西影影片拷贝发行量全国倒数第一，这种境况，将在吴天明上任两年后被彻底改变。成败关键，在于人才。
恰好当年，到黄土高原选景的陈凯歌、张艺谋盘缠用尽，车也坏了，拄着拐棍走到西影投奔吴天明。吴天明给了两千块钱，安排食宿，找了一辆吉普供他们采风。
后来《黄土地》震惊了影坛。
吴天明知道留不住北京人陈凯歌，把心思全放在了张艺谋身上。
拍《老井》时，吴天明跟张艺谋说：“你必须来帮我，你来做摄影，咱们一块把这个戏弄好，弄完以后你爱到哪去到哪去。” 结果拍着拍着，张艺谋从摄影，变成了男主角。
1985年，张艺谋凭这个角色拿了东京电影节影帝。
同在这一年，陈凯歌拍出谢园主演的《孩子王》。吴天明对张艺谋说，咱还拍啥，差得太远了。张艺谋听了，心里憋着一股劲要和老同学较量一把。
这一把，就是改编莫言小说——《红高粱》。
吴天明力排众议，把张艺谋从摄影提拔为导演，男主姜文，女主用了张艺谋千挑万选的巩俐。
可当年张艺谋带队去了高密，一看就傻眼了——高密已经几十年没种过高粱了。
好在那会儿正是种高粱的时候，再晚就来不及了。问题是项目还没批下来，凭什么给你钱搞种植。
又是吴天明得到消息，火速从各个部门撸出三万多给张艺谋打过去，让他赶紧拿去种高粱，“出了事我担着”。
这部电影拍得很苦，顶着巨大成本压力的张艺谋，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把自己的拍戏时穿破的一双鞋埋在了当地的黄土里，并发誓，如果这部电影没成，他从此就再也不走电影这条路了。
结果，就连看好张艺谋的吴天明也没曾想过，当初花三万块种下的那片高粱地，最后长成了《红高粱》。
1988年，《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斩获了最佳影片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人首次在欧洲大三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
在电影票价只有几毛钱的年代，《红高粱》当年在国内上映的票房总计超过了4000万元。
莫言回忆：“1988年春天过后，我走在路上，深夜里也能听到许多人大声唱《红高粱》里的歌曲。”
张艺谋当年说了一句：“愿为天明，肝脑涂地。”
缘起：“有话好好说”1989年，张伟平将和人凑的40万全部投入房地产行业，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有了钱，张伟平也想进军文化产业，那一年北京文艺圈聚会，张伟平带着老婆坐了进去，席间，恰好就有张艺谋。
一来二去，两人成了朋友，一开始不谈电影，就是吃吃喝喝。
到了1995年，张艺谋遇到了新的坎儿。
许多年后，于和伟进组《悬崖之上》，对张艺谋说，导演我们见过的。
张艺谋问：是在哪个新闻发布会上？还是活动上？于和伟笑，不是。
他第一次见张艺谋，是在1995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片场。
那年于和伟24岁，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大三学生，副导演到学校里找了一帮群演，于和伟是其中之一。
那是他人生里第一次进电影剧组，全部戏份是在舞池里跳舞。
站台上唱歌的是巩俐。但那也是张艺谋与巩俐那一轮巅峰合作的尾声。
到了1996年，张艺谋筹拍《有话好好说》，失去了巩俐这个招牌，临到电影开拍，投资人撤资了。
恰好张伟平约张艺谋吃饭，餐桌上，张伟平发现张艺谋有心事，张艺谋和盘托出后，张伟平想都没想就问：“差多少钱？”张艺谋说：“2600万。”
结果张伟平连剧本都没看，拍着胸脯自己一个人投资了《有话好好说》。就这样，张艺谋和张伟平的第一次合作开始了。
这部张艺谋亲自客串了一个民工角色，对着楼上的瞿颖的角色大喊“安红，我想你”的都市喜剧片当年卖了四千多万，表现不俗，但那个时候，张伟平不懂发行，把电影版权以800万打包卖给了日后的欢喜传媒老板董平。
如今，欢喜成为张艺谋的重要合作方之一。
就这么着，《有话好好说》让张伟平赔了一千多万，张艺谋觉得很不好意思，张伟平却说没事，“这本来就不是为了挣钱，关键时刻不伸手，那还要朋友干什么。”
为了能和张艺谋更好的合作，1997年，张伟平投资1000万成立了新画面影业。张伟平任董事长，张艺谋任艺术总监。
张伟平对张艺谋说:“你放心大胆的干 只要是你拍的电影 我都敢投资。”
出于对彼此的信任，两人只有口头约定，没有签署合约。张艺谋说，我们的制片人，一不看剧本，二不看账本。
可惜两人都只看到故事开头，没猜到故事结尾，正是这一充满江湖豪气的举动，为日后纠葛埋下伏笔。
那个时候，两个人亲密无间，张艺谋每周到张伟平家吃一顿饭。
那几年里，《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相续问世。《一个都不能少》获得威尼斯金狮奖；《我的父亲母亲》摘下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章子怡作为新一任“谋女郎”。
但同一时间，张艺谋却遭遇了票房上的低谷，2000年上映的《幸福时光》，只卖了500万。到这时候，张伟平并未对电影创作提出太多意见。
可是1997年张艺谋父亲张秉钧过世之前，最后一面见张艺谋。老人语重心长地对张艺谋说：“与张伟平的合作，让我非常担忧，想起来就闭不上眼睛。从面相上看，张伟平不善，如果合作得不好，你们一旦分手，你肯定遭到报复。你根本不是张伟平的对手。
不知道当年的张艺谋，是否听进了老父亲的肺腑之言。
也是这期间，张伟平批评张艺谋“矫枉过正，太重视讲故事了，商业元素不够”，张艺谋默默接受了老大哥的意见。
黄金时代：张艺谋和张伟平一起创造《英雄》的日子改写一切的，显然是《幸福时光》后张艺谋的下一部电影，张伟平当年为影片规划的阵容包括：梁朝伟、张曼玉、章子怡、甄子丹，以及已经进军好莱坞的功夫巨星李连杰。
在陪利智生产错过了《卧虎藏龙》后，李连杰第一时间接下了无名的角色。
张伟平大胆创新，采取了许多国产影片从未采取过的营销手段。为防止盗版，新画面将影片的第一盘拷贝，于首映礼当日才空运到现场，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中国观众第一次听说一个新概念——零点首映。
一系列运作之后，张伟平对媒体公开表示，《英雄》国内票房将会破亿。听到张伟平的预测，张艺谋惊讶地说，“《卧虎藏龙》才1千多万，咱两千多万就行了”。
最终这部投资3000万美金的武侠大片，在国内全年总票房只有9亿元的2002年，拉动了1100万观众进入电影院观看，总共斩获2.5亿票房，全球票房达到1.77亿美元，中国电影从此进入“大片时代”。日后央视的一项调查显示，《英雄》的观众中，有八成已经多年没有进入过电影院。
但也有影评人认为，正是从这部电影开始，张艺谋作品中的文学色彩渐渐变淡，商业色彩渐渐浓厚。
这期间，张艺谋和张伟平的关系依旧固若金汤。
张伟平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老有人问我，你跟艺谋这么多年就没有矛盾吗？我说怎么可能。其实我们有过矛盾，我第一次跟他急就是《十面埋伏》。张艺谋要掉沟里去，那得多大一帮人看着呀。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奔沟里去啊。艺谋这人就是一根筋，我能做的就是不让他一个人跳，至少得拉上我。”
决裂：“三枪拍案惊奇”尽管票房一路高歌猛进，但那十来年当中，张艺谋最受观众认可的作品，反倒是票房平平的《千里走单骑》，哪怕是张艺谋尽力返璞归真的《山楂树之恋》，也无法回归早期的那种纯粹浑厚，唯有这部张艺谋为辞演《英雄》的高仓健量身打造的电影，稍稍接近。
2005年，《千里走单骑》专场放映时，张伟平曾向媒体提到一个细节：“我看上一件皮衣，折合人民币7万多元，当时我跟身边的人开玩笑，说谁把一辆‘富康’穿在身上啊。这件事也就过了。但后来艺谋听人说了，当天晚上我就看见这皮衣挂在我房里，还有一纸条：‘小伟，是这件吗？’我马上打电话给他：‘你必须退掉。’他只说了一句：‘难得我能为你做件事。’。”
然而这部电影还见证了另一段男人的友情：高仓健和张艺谋。
当年高仓健已经年过70，每天张艺谋都抢先拍高仓健的戏，然后劝他回旅店休息，可是高仓健假装离开后，却会默默守在剧组离开的道路上，一直等到剧组下山，向所有人鞠躬，再转身离去。
两人就像是两个古代范儿的侠客，都不擅言辞，却一诺千金，张艺谋后来去日本，高仓健亲自打造了一把好剑送给张艺谋，张艺谋离开日本那天，临走之前一回头，看到高仓健远远地朝自己鞠躬告别。
正是这位长者，曾经给张艺谋写信，让他坚持内心对艺术的选择，不要被制片人束缚和控制。
张伟平知道这件事之后勃然大怒，要求张艺谋不要再和高仓健来往。
真正的改变，往往是风起于青萍之末。
到了2006年，张艺谋准备拍摄《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时候，原本演员和剧本都已经到位了。正值大一的黄轩被《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副导演选中，准备出演小皇子一角。但张伟平忽然要求张艺谋增加周杰伦饰演的二皇子以增加卖点，最终导致黄轩被迫换掉，整个故事架构也完全被打乱重改。
而在巩俐拍摄《满城尽带黄金甲》合同中，有一条明确标注是——“整个拍摄和宣传过程中拒与张伟平夫妇见面”。
影片最终票房近3亿，却遭遇观众质疑。
张艺谋当年大哥吴天明发言：“中国的编剧导演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要把观众带到什么地方去？”
到了《三枪拍案惊奇》，张艺谋原本对标的是科恩兄弟的《血迷宫》，但张伟平又要求加入因春晚走红的小沈阳。
张艺谋问张伟平，为什么要推荐小沈阳。
张伟平答：他红。
为了给他搭戏，整个班底也几乎换成了赵家班，结果一部“中国版《血迷宫》”被拍成了影迷口中的“小品”。
谈及这部电影，张艺谋曾直言这是他最不满意的作品。
吴天明这次直接向张艺谋发问，“我问张艺谋，《三枪拍案惊奇》你想告诉人什么？！”
而张伟平面对媒体的回应是：真正的口碑一定来自老百姓，一些文化人根本代表不了老百姓，他们甚至不会像老百姓那样走进电影院。
可问题是，《三枪拍案惊奇》票房也玩砸了。
到了《金陵十三钗》，张伟平嫌电影的规模太小，让张艺谋加入战争戏，还要加上一段倪妮和贝尔的亲密戏，并且在电影宣传期间大肆渲染。
据说这部电影拍到最后，张艺谋拒绝接张伟平的电话和短信，就这么把电影给拍完了。
影片在北京举行首映礼时，张艺谋、张伟平都来到现场，但这也是二人最后一次碰面。
这一年，张伟平公开承认“现在和张艺谋没啥关系了”。
同年10月，张艺谋终于面对媒体首谈“分手”，称以后不会再做不想做、被迫做的电影，“别的我能忍，可电影是我的底线！不能你想增加什么情节就增加什么情节，你想让谁演就让谁演——甚至连下一部片子还没定什么内容呢，你都先定了女主角，那我就没有自主权了，纯粹就成了摇钱树。干涉创作，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
张伟平则颇为感慨地对媒体表示：“我经常想起中国那句老话——日久见人心。现在别说人心了，人影都见不着了。”
2015年7月，张艺谋终于将新画面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支付电影《三枪拍案惊奇》的票房分红1500万元。
最终法院判定，新画面公司需向张艺谋支付票房分成款246万3600元。
谁还记得当年张伟平的那句话：“如果哪一天艺谋不拍电影了，我也就不做电影了，如果他有一天不需要我了，我也放弃。”
从《归来》到《悬崖之上》：张艺谋张伟平决裂九年张艺谋当然还在做电影。
告别张伟平后，张艺谋蛰伏三年打造出了《归来》，重新合作了巩俐，影片获得了不错的口碑，票房最终定格在3亿左右，刷新了当时的文艺片记录。
可接下来的《长城》又令张艺谋遭遇新的口碑争议。
从好莱坞归来，张艺谋说心里头只有一个想法：“做回你自己”。“做回自己”，张艺谋交出的答卷是《影》。
《影》的票房口碑，最终不上不下。没人否认张艺谋实力还在，但他和这一代观众之间的那层壁，已经越来越厚了。
张艺谋索性完成了写给电影的情书——《一秒钟》。
影片上映前，张艺谋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像我这样的导演还能拍几部，一般导演都没人投资了。这部电影算是了了自己一个心愿。”
这部难得的情怀之作最终口碑不俗，票房不利，但就在整个市场对张艺谋充满怀疑的时候，张艺谋带着《悬崖之上》杀进五一档，最终影片口碑稳定，票房超过11亿。
接下来，张艺谋还有抗美援朝题材的《狙击手》，以及于和伟、周冬雨等主演的《坚如磐石》，仅仅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来形容他已经不够了，张艺谋的蓬勃创作力，似乎终于在告别张伟平九年后被重新彻底释放，并开启了他电影梦想的第二春。
张艺谋，终于找回了张艺谋。
老谋子起诉“老大哥”的日子如今的张艺谋，似乎把时间当成了最值得敬畏的对手，开始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和张艺谋一起工作的20年里，一位工作人员常常听着他的“倒计时”：人这一辈子，我还剩多少多少天，我还能拍多少部电影，你不要浪费我的名额，我的每个名额都很珍贵，我要拍不同的东西……
张艺谋曾说：“第五代集体成才，是赶上了厚积薄发的大环境。那个时代的蓬勃的文学、全民的风气、从头来过的热烈氛围造就了我们，是时代给了巨大的荣耀。”
2014年，吴天明突发心梗去世。
追悼会那天，张艺谋、陈凯歌、芦苇、田壮壮、顾长卫、蒋雯丽等电影人赶来参加他的追思会。
追悼会上，导演郑洞天说：“他（吴天明）一直希望看到艺谋和凯歌再次拿出《霸王别姬》这样的作品，可惜他没看到。”那一刻，张艺谋神情黯然。
老爷子还在的时候，张艺谋说：“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归来》做好了，请头儿看一下，希望听到他的一些看法，我很在意他。”
不管多好的大哥，总有所图，只不过张伟平图的是能用名利计算之物，而吴天明图的只有一样，就是让张艺谋再拍出《红高粱》《霸王别姬》那样的电影。
两个大哥，只能选一个，两条路，也只能选一条。张艺谋的选择，清楚明白。
《百鸟朝凤》电影的最后， 焦三爷把衣钵传给了徒弟天鸣。片尾，天鸣在焦三爷坟前，吹了一曲《百鸟朝凤》，送师傅上路。
如今大哥已不在，只剩明月常照人。但夜深人静时，或许老谋子还会想起当年和大哥吴天明拍电影的日子。
和有缘人 做快乐事 别问是劫是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