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尘埃（杨国荣故人虽逝）

杨国荣尘埃（杨国荣故人虽逝）今年6月底，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第2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作为主事者之一，我特别嘱咐会议筹备委员会分别设专场讨论李泽厚先生与祥龙兄思想。祥龙兄是纯粹的学人，以他的学术工作为讨论对象，应该是纪念他的最好方式。2019年12月，我应邀到中山大学参加有关实践哲学的会议。在校园散步期间，与祥龙兄不期而遇，虽然此前听闻他略染微恙，但见面时看上去精神甚好，使人有宽慰之感。当时因为祥龙兄赶着去哲学系作讲座，我们也未及详谈。此后，得悉他在中山大学的珠海校区任教，再后来，又传闻他已正式退休，其间，一直没有机会再见面。今年6月，忽闻祥龙兄西去，在深感惊愕的同时，又痛惜不已：未曾想到，2019年在中山大学一别，竟成永诀！祥龙兄之名，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从他的著作《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有所知，但真正相识，则是在2003年。那一年，我们同去桂林参加有关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动交融的会议，其间，在漓江的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杨国荣

日前，惊悉胡军兄辞世，震愕之余，也甚感意外。印象中，胡军兄虽不高大伟岸，但也挺拔精神，很难与另一个世界联系起来。然而，事实又如此无情。胡军兄虽长我数年，但大致属同辈，由此联想起稍早于胡军兄，另一同时代的友人祥龙兄也已离我们而去。忍看朋辈先后逝去，不觉悲从中来。

我与胡军兄和祥龙兄的相处，没有饭局、酒食之类的介入，大致可视为君子之交。除了学术上的往来，我们之间几乎没有其他接触。这样，纪念文字如何下笔，便颇费斟酌。祥龙兄去世后，一直想写点什么，但因以上缘由，迟迟没有成文。现在，胡军兄的离世，促使我重思此事，也让我不能不由此命笔。

张祥龙教授

祥龙兄之名，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从他的著作《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有所知，但真正相识，则是在2003年。那一年，我们同去桂林参加有关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动交融的会议，其间，在漓江的游船上，我与祥龙兄正好同坐一桌，彼此颇有相见恨晚之感。在游江途中，除了间或眺望两岸景色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哲学问题。记忆中，所谈论题主要涉及形而上学以及当代哲学思潮，但具体问题已有些模糊，对相关对象尽管也有不同看法，但总体上比较相契。交谈前后历时数小时，这可能也是我们相互就哲学问题沟通、讨论最为深入、详尽的一次。第一次见面就如此投缘，确实很有意味。

会后，我们曾以邮件的方式交换看法。记得2005年，我的《道论》（初版时以《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为名）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特给祥龙兄寄了一册，他浏览后曾来信谈了自己看法，内容详细，可能有二三千字。这是当时我收到的最为具体的评议意见，虽看法不完全一致，但他对待学术问题的认真、执着，使我不由得为之动容。该邮件后收入《具体形而上学的思与辨》一书。

以后，在相关的学术会议上，我们也曾相遇，但来去匆匆，未能从容地谈论学术问题，祥龙兄的学术工作，我更多地是从其出版的学术著作中了解的。印象中，祥龙兄好学深思，勤于著述，其学术历程虽开始于现象学，但后来渐渐关注于儒学，表现出会通现象学与儒学的趋向。在我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院长期间，曾特意邀请祥龙兄到“思勉讲座”主讲一个论题。此时祥龙兄已开始蓄髯，美髯飘然，俨然儒者形象。那天晚上开讲时，我主持了他的讲座，所讲的主题与儒家的孝相关，祥龙兄着重从现象学的时间意识谈儒家之孝的意义，这可能也是他后来一直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记得我当时提出了一些疑问，尽管祥龙兄的回应不能完全说服我们，但他对学术的真诚，却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

2019年12月，我应邀到中山大学参加有关实践哲学的会议。在校园散步期间，与祥龙兄不期而遇，虽然此前听闻他略染微恙，但见面时看上去精神甚好，使人有宽慰之感。当时因为祥龙兄赶着去哲学系作讲座，我们也未及详谈。此后，得悉他在中山大学的珠海校区任教，再后来，又传闻他已正式退休，其间，一直没有机会再见面。今年6月，忽闻祥龙兄西去，在深感惊愕的同时，又痛惜不已：未曾想到，2019年在中山大学一别，竟成永诀！

今年6月底，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第2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作为主事者之一，我特别嘱咐会议筹备委员会分别设专场讨论李泽厚先生与祥龙兄思想。祥龙兄是纯粹的学人，以他的学术工作为讨论对象，应该是纪念他的最好方式。

胡军教授

与祥龙兄相近，胡军兄也首先是一个真正的学人。我与胡军兄的相见与相识，在时间上较之与祥龙兄的相识更早一些。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一次有关冯友兰的学术讨论会上，我们第一次彼此见面，但会议期间没有机会具体交谈。2000年，我应邀去夏威夷大学参加第八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期间，胡军兄正好在夏威夷大学访学。海外重逢，感到格外亲切。当然，学人之间，不免讨论一些有关学术的问题。在这一次见面中，我对胡军兄的学术性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得知他在治分析哲学的同时，对逻辑论辩也比较注重，甚至有“好辩”的趋向。记得在夏威夷大学期间，我们曾论及分析哲学的一些问题（具体什么问题已记不清），结果形成不同看法，彼此“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得不可开交。自此事后，我开始比较具体的了解，胡军兄对分析哲学颇下工夫，学术上也甚为执着。

从总体看，中国哲学对逻辑分析不很重视，在这一思想背景下，胡军兄专注于逻辑分析方面的工作，无疑有重要意义。由中国现代的分析哲学，胡军兄的研究之域同时扩展到整个中国现代哲学，而我所主持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也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为对象，这样，我们在学术上的联系自然也多了起来。在比较长的时间中，按教育部的规定，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每年需要承担二个重点研究项目，教育部鼓励我们拓展研究队伍，吸收更多的学人参与，基于此，我们曾邀请胡军兄承担有关中国现代思想的某一项目。胡军兄在受到邀请后，欣然同意，并认真地设计课题。整个项目研究期间，密切地配合思想所的相关工作，包括填写教育部要求的各种让人望而生畏的表格，其结项的内容，也扎实而深入。

胡军兄虽出生并生长于上海，但却有北方人的豪爽。虽然看上去似乎不很魁伟强壮，但却很是干练。闲谈中，胡军兄曾提及，他以高歌为健身之道，我也曾有幸欣赏其放声歌唱，确实声若洪钟，音质醇厚，音调标准，应是业余高手。如此精干的体质，且有艺术爱好，应该健康而高寿，因此，得悉胡军兄突然离去，真是无法置信。

在哲学上，祥龙兄以现象学为本业，胡军兄则主要治分析哲学，二者在某种意义上既分别体现了现代哲学的不同趋向，也代表了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的不同回应。哲人虽逝，但祥龙兄的飘然美髯，胡军兄的绕梁之音，依然历历在目、声声在耳；其学术志业，更将长留于世。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