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连续剧（满人老舍赵武平）
老舍的连续剧（满人老舍赵武平）卢前一九四一年四月在重庆为张充和登台演剧题字“礼乐馆西边有一楼，楼上住三家：一为杨仲子，一为杨荫浏，一为杨宪益夫妇带一男孩子。杨宪益本是编译馆中人，因房屋不够，借住此楼。所以我们称此楼为‘三杨楼’，每月在‘三杨楼’有一次聚餐，除‘三杨楼’中的四个人外，有编译馆的梁实秋，有物理所的丁西林，老舍，卢冀野同我，共九个人。”老舍（左）与罗常培一九四七年在耶鲁大学“我们”，是说周有光自己，和他夫人张允和。因为赵元任是张允和以前的老师，同他们夫妇走动的朋友，多是语言学家。这年的一月下旬，老舍应费正清邀请，首次去哈佛演讲，与赵元任一见如故，在北平戏剧和方言的话题上，谈得非常相投；对于赵元任与杨联陞新编成、正待付梓的国语字典，老舍也别有兴趣，贡献了不少意见。罗常培是满人，周有光夫妇当时不知道；与他是小学同班同学的老舍，同为满人，或曰旗人，他们恐怕也未必知道。但他们必定知道，老舍在重庆和北碚，与允和四妹充和
老舍（1899-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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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田每于周末来此”，是老舍在一九四七年初秋，给青岛友人写信，提及罗常培时说的话。罗常培其时在耶鲁作访问教授，每周任教四小时，得空由纽黑文去纽约，好像从苏州到上海，搭火车尤为便当；而周有光夫妇在曼哈顿的寓所，是他与老舍，以及赵元任和李方桂等友人聚会的一个地方。
那一年欢聚的盛况，直到一百多岁，周有光还念念不忘；过客一样的罗常培，在他记忆里尤其深刻。他说：“罗是满人，但他自己从未说过，我们都不知道。”
老舍（左）与罗常培一九四七年在耶鲁大学
“我们”，是说周有光自己，和他夫人张允和。因为赵元任是张允和以前的老师，同他们夫妇走动的朋友，多是语言学家。这年的一月下旬，老舍应费正清邀请，首次去哈佛演讲，与赵元任一见如故，在北平戏剧和方言的话题上，谈得非常相投；对于赵元任与杨联陞新编成、正待付梓的国语字典，老舍也别有兴趣，贡献了不少意见。
罗常培是满人，周有光夫妇当时不知道；与他是小学同班同学的老舍，同为满人，或曰旗人，他们恐怕也未必知道。但他们必定知道，老舍在重庆和北碚，与允和四妹充和交情不薄：梅贻琦、罗常培和郑天挺，一九四一年夏天由昆明到教育部出差，最爱与他们在一起宴饮，畅叙。大家聆听充和抚琴奏曲，也相偕前往升平书场，观看山药蛋和董莲枝演唱北平大鼓，分手时刻往往都在深宵。抗战胜利前后几年，老舍与充和居于北碚，苦中乐事之一，就是逢月聚会。充和暮年隐居康州怀旧，老友卢前与她和老舍等人的雅集，一再浮上她的脑际。她说：
“礼乐馆西边有一楼，楼上住三家：一为杨仲子，一为杨荫浏，一为杨宪益夫妇带一男孩子。杨宪益本是编译馆中人，因房屋不够，借住此楼。所以我们称此楼为‘三杨楼’，每月在‘三杨楼’有一次聚餐，除‘三杨楼’中的四个人外，有编译馆的梁实秋，有物理所的丁西林，老舍，卢冀野同我，共九个人。”
卢前一九四一年四月在重庆为张充和登台演剧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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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出身，老舍和罗常培一样，通常避而不论；虽然话题并不敏感，且早是报端老生常谈。
有两年，老舍为林语堂作文章，出足幽默家的风头，以至于创刊没几期的《人间世》，在发表“舒舍予（老舍）先生近影”的同时，也请一位王斤役先生，在“人物志”栏目，特意给他作了一篇速写。作者仿佛知道老舍与罗常培的交往，而且还猜出老舍是“汉族以外的作家”，——他列举了两种理由：
一、他姓舒，北平舒姓多半是旗人。
二、他的小说描写北平北城的生活很是细致入微，北城是前清旗人的住宅，现在成为穷人汇聚的地方。
作者敢这么说，自然并非臆测。文章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而在那时谈论老舍身份，依据估计当是《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
这两部小说里的芸芸众生，民初住过北京的人，没有谁看了会觉得陌生，也没有谁会辨不出其中各色旗人的影子。比方说，做洋车夫以前的赵四，“也是个有钱有自由的人。……听说他少年的时候也颇体面，而且极有人缘在乡里之中”；那位“昔为东陵侯”，“今卖煮白薯”的春二，是汉军镶蓝旗人，——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与旗人身份相合，几乎一望即知。又比如，后来也改行拉洋车的春二，与在公寓打杂的李顺，但凡招揽生意、应承主顾，张口总是“嗻！”，或者“嗻！嗻！”，也说明他们实乃旗人后裔。熟谙旧京风俗者知道，旗人听见尊长召唤，“嗻”这个应答，是必不可少的。
老舍所写学徒、小工、脚行、巡警、洋车夫，乃至暗娼和乞丐，多半是家道中落的旗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或是他的亲友和街坊；他们的家长里短，他自幼耳闻目睹，当稔熟于心。这样一个在社会动荡时期命运载沉载浮的族群，到了比王斤役文章晚两年的《骆驼祥子》里面，集体特征显得更为突出。以虎妞和她老爷子刘四来说，他们的旗籍在故事前面没有明讲，及至到了刘家办寿庆的那一幕，一句话说到刘四“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顿将这对父女真实身份暴露无遗：库兵是前清肥差，没有旗籍，根本无缘沾边。刘四爷开车厂的年头，“有好几位朋友在当年都比他阔，可是现在——经过这二三十年来的变迁——已经越混越低，有的已经很难吃上饱饭”，无疑也是宣告旗人自民元来后，地位已经一落千丈。
祥子家世模糊，至于是不是旗人，不大说得明白，因为他“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不过，硬说他是旗外之人，又嫌过于冒险，毕竟至光绪年间，朝廷即已开禁，准许旗丁“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获得自由迁移的穷困旗兵及其眷属，出城耕种者不在少数，——老舍说过，在前清强盛时期，“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随便离开本旗，随便出京”。而且，祥子的心直口快，和行事仗义，性格里也满是旗人的豪迈气概；《老张的哲学》里的旗人赵四，与祥子同为洋车夫，是“很粗大，天真烂漫，济弱扶危的猛汉”；他们二人交叉相叠的经历，仿佛也不全是巧合，——赵四曾招集逃学的学童们在城外会面，“去到苇塘捉那黄嘴边的小苇雀，然后一同到饭馆每人三十个羊肉冬瓜馅的煮饺子，吃完了一散”；祥子碰上因冻馁而倒地的头发惨白的老车夫，“他猛的跑出去，飞也似又跑回来，手里用块白菜叶儿托着十个羊肉馅的包子。一直送到老者的眼前，说了声：吃吧！”
《骆驼祥子》尚未连载，《宇宙风》提前一个月预热，发表了一位吞吐先生，谈北平洋车夫琐事的文章。作者在北平馆塾授徒为生，对“度着牛马生活”的赵四、祥子之辈苦人深有同情，言谈间流露出发自内心的慨叹，说他们“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出身低贱，全是不认字和由乡下进到城里来的；有的是北京时代的政客，与前清的秀才与举人，以及旗人的公子哥儿，为生活所迫，干这一行的。大多数人全认得字，除去少数愿在闲着休息的时候，打地摊赌博和聊天外，要以读小报为最普遍，他们常被发现在街头巷尾，停车路旁，十分潇洒地坐在车子水簸箕上，以小报作消遣，也许拿时局作为与顾主谈话的资料”。
祥子与没落旗族的关系，也见于一个并不怎么起眼的细节上面：虎妞诱祥子入彀，赁房成家所在的大杂院墙外的毛家湾，一个由前中后三条胡同组成的三角地带，老舍也绝对不会陌生。《京师九城全图》上面标得清楚，从紧贴西皇城根的毛家湾出来，顺西四牌楼大街往北，过地安门西大街，紧接着就到了护国寺街，而在那里再往前走不几步，往东一拐，即进入一条狭小又不直的胡同，那里就是老舍的降生地，——小羊圈。
说到毛家湾，有心人还可拿了《京师九城全图》，同前清《八旗方位全图》比照一下，那样会清楚看出其地理位置，正处在老舍家所隶正红旗原先的防地：自晚清到民国十七年北平特别市成立，那一地界的名称一变再变，先叫右内四区，后来又改叫内四区。这也就是为什么，老舍明明生于京师顺天府宛平县，上学、就业和信教，填写的籍贯却不一致，有时写作“京兆宛平县”，有时又写成“河北省宛平县内四区”，——籍贯属于民国概念，前清只有旗籍和民籍之分，这是容易混淆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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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第六年，以舒舍予本名选上人大代表后，老舍的满人身份引起社会广泛注意。只是遇到满民询问“贵哈喇”，亦即请教他的满洲姓氏，他却答不上来，因为没有家谱传世。
六七年前过北京，一个多霾的秋日，在东城丰富胡同十九号，也就是王府井靠西的老舍故家，我注意到一份红底黑字的婚书，上面写有老舍以上父祖三代的姓名：父亲舒永寿，祖父舒克勤，曾祖父舒关保。他自己的名字，填写的是舒舍予，——他自英国回来以后，即不再用在北京师范读书时的学名舒庆春。这份百年前的官制文书，容易给人一个错觉，以为老舍家族在曾祖一代，也就是在嘉庆朝，或者更早时候，就已改冠汉姓。这样的推断，能否经得起推敲，似乎还是一个疑问：其父在庚子国难中殉国，名见《京师庚子褒恤录》《正红旗满洲阵亡之兵丁等花名册》和《清史稿》诸文献，但所列皆为“永寿”，写“舒永寿”者无一。
罗舒二家，无论哪家冠姓，似都不会是在前清。他们两个家族，应是入民国后，在一九一三或者一九一四年，循令改冠汉姓的：常培家隶正黄旗，满姓萨克达氏，改冠“罗”；庆春家隶正红旗，改冠“舒”，满姓失考。但从北平四十年代一项统计内容看，可知冠姓“舒”者，满姓大体有二，一为舒穆禄氏，另一为舒舒觉罗氏。老舍家属从族人之说，认舒穆禄氏为其满姓，——只是这一选择，皇室后裔启功教授不大认可。他说，老舍祖上姓氏，原本为“舒舒”，后来加上“觉罗”，始为“舒舒觉罗”。
旗人冠姓，实在远非易事。八十年前，对舒穆禄氏和舒舒觉罗氏后裔，同冠汉姓“舒”，旗族有过争论，但议题悬而未决。女真文专家金光平、金启孮父子的调查发现，舒穆禄氏后人冠姓，除了“舒”，还有“萧”；舒舒觉罗氏家族则基本上冠姓“赵”。金受申在一九四二年的《谈八旗掌故》中，则说高明的旗人一度主张，舒穆禄氏后人冠姓“舒”，而舒舒觉罗氏后代以“舒罗”为复姓，以免因冠姓混乱导致同姓通婚之弊。他还考证出，在“舒”以外，舒穆禄氏后人所冠汉姓，另有“徐”和“方”：“徐”是康熙十二年进士徐元梦后裔的选择；选“方”为姓者，与桐城方苞有些说不清的瓜葛。
这位金受申，是掌故家，以写“北京通”闻名，最擅谈旗族轶事：年轻时用功语言学，是老舍至友白涤洲弟子，原系罗常培做过校长、老舍兼过课的北京市立一中语文教员，据说启功、夏淳和马季都听过他的课。一九四九年后，他和许多旗人一样，因失业举家受困，幸亏老舍通融，方得进入北京文联，成为《说说唱唱》编辑。他在五十年代末年，编过一部《北京话语汇》；商务印书馆出这部工具书第二版的时候，老舍还特地给写了一篇“小序”，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二日见报，——这是老舍生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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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讳言的身份，在熟朋友里面，其实也非什么秘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杪的一日，常任侠为借《天壤阁甲骨文存》，在重庆拜望马叔平先生，听他言及在前线慰劳将士的老舍身世。这位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一番闲话，引他写了不短一篇日记，其中有云：
“友人老舍，近作《残雾》，上演颇卖座。马云舒庆春原为旗人。又吾友唐圭璋亦旗人也，惟知者甚少耳。旧在东京帝大读书时，有汉文教师常荣，亦旗人，为清宗室。熟于京戏掌故，尝从问近代靖西之变迁，言自庚之后，女人始许入戏院观戏，盖自洋人倡之也。”
常任侠日记要言不繁，浏览者若非留意，十九不会以之想到，那四幕讽刺剧的导演，正是马院长公子马彦祥，——也就是老舍从济南转往青岛任教，在齐鲁大学国文系所空职位的继承者。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八日，午后，在福州路。
作者：赵武平
编辑：吴东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