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文坛（龙虎台前暑气深）

吴川文坛（龙虎台前暑气深）网上有消息说，2009年5月，旧县村民王全等人在挖下水管道时，在地表以下一点五米深的地方发现一座寺庙碑文，碑建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光禄寺少卿新安程奎撰”。到万历时候还会有朝廷高官为旧县寺庙写碑，可见香火之盛。我打听那石碑的下落，说是已经被文保部门搬到昌平镇去了。网上也读到有人回忆说，“文革”前旧县村还有十三座寺庙。一个小小的村庄竟集中了这么多寺庙，只能从该村曾长期作为县城的历史来获得解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唐代狄仁杰为祭祀对象的狄梁公祠。沿着京张公路（现京藏高速辅路）的南侧向西，我离开马路，走在路基下的田地里，高大的白杨树挡住了越来越灼热的阳光，汽车的喧闹也隔在一个令人愉快的距离之外。只是进了旧县村，就很少有大树足以遮阴了。比起附近的几个村子来，旧县的街道缺乏修整，房舍也显得不够光鲜。在村北的旧县小学门前，我向两个老人问路，打听著名的唐槐和观音庵。老人伸手向南

告别观音庵和唐槐

6月25日，还是六点半出发。因为不像第一天晚间可以回家，所以得带上电脑、洗漱用具、换洗衣服和几本书，背包明显变重了。晴空湛蓝，又一个高亢的暑天。坐城铁十三号线，到西二旗转昌平线。大概是周六一大早的缘故，乘客并不多，十三号线上见到好些人打瞌睡。离我不远，一对中年男女在靠近车门的地方激烈地争论，江浙口音，忽然那女的手掌一扬，“啪”地打在男人的脸上。连闭眼瞌睡的乘客都惊醒了，瞪大眼睛看他们。那男人背过身去，不仅没有回打，似乎一句话也没有说。等着看热闹的只好又闭上眼睛。从五道口到昌平，一共只用了半个小时。

元代的昌平县治并不在今昌平镇，而在今昌平镇西四公里的旧县村，古称白浮图城。明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于土木堡（今怀来县境内）被瓦剌俘虏后，留守京师的皇弟朱祁钰称帝，改元景泰，是为景泰帝。景泰元年（1450）调整京师防务体系，在昌平县以东兴筑永安城，两年后迁昌平县治于永安城。从此在这个狭小地带就有了两座包砖的城池，但两城并存的时代并不长久。迁治之时，难免发生拆用原县城建材的事情，比如后来永安城南大门修葺时，很多砖瓦就是从旧县城拆来的。拆用建材的事官家和民间都会做，这个过程中，旧县城势必倾颓隳堕，日渐萧条，到清代就看不到旧城墙的痕迹了。

县城东迁，引起交通路线东移，这就是为什么元代从健德门北行的驿路偏西，而明代从德胜门到昌平的驿路偏东。这种变化使得元代这一段的驿路、辇路终于无迹可寻，旧县南边榆河（即古代的温榆河）上那座石砌的红桥，也早已“桥亡而名尚存”。元文宗（Jayaatu Khan 1304–1332）给替自己夺位立下大功的燕铁木儿（El Temür）在红桥边建祠立碑，因为雅克特穆尔曾在这座桥上驰马搏击，赢下关键一仗。不过这些碑刻祠堂，早就和红桥一样，被明人拆解挪用了。如果明代不曾迁徙昌平县治，那么不仅清河北岸的大口、南沙河南岸的皇后店、北沙河南岸的皂角屯等元代捺钵多少会有某种规模的古迹保存，榆河上的红桥也应该能得到后代缮治维修，不会逊色于今日沙河镇北边那座著名的朝宗桥。如果那样，从北沙河到白浮图城的这一段路也就不会壅塞不通，我之所以要从昌平镇前往旧县，就是因为从皂甲屯北行是走不通的。

昌平西关环岛之李自成像，是从西三旗迁来的

沿昌平镇的政府街西路向西，到西关环岛，走过李自成骑像下，看川流不息的汽车环绕着他、无视着他、淹没着他，觉得很有趣。心想：李自成本来已经到小营环岛了，为什么要让他退回到昌平呢？沿京藏高速辅路（就是过去的国道）继续向西，再走二十分钟，就到京藏高速（G6）与京新高速（G7）交叉处的立交桥下。我想从桥下空地觅路直接过去，可是刚到桥下，猛然听到低沉雄浑的狗吠，原来是一头体型硕大的黑毛藏獒，作势向我扑来。一个中年妇女趴在一块大石上死死拽紧狗绳，高喊：“别过来！别过来！”我说，我要从这里过到对面去。那妇女说：“快从那边走！它不会让你过的！”大概这里平时无人光顾，成了她遛狗的好地方，显然我的出现让她十分恐慌，似乎深怕控制不住她的狗。既然它不让我走，我只好绕道了。走路碰上藏獒，也算是新事物吧。

照说我对昌平这一带是比较熟悉的。二十多年前刚留校担任新生班主任时，我在北大昌平校区（昌平园）生活过一年，而旧县村就在昌平园附近，原京张公路的南侧。那时我常在园区周围及十三陵陵区走动，对附近村庄和道路有一定了解，但这种探险仅止于京张公路以北，没有到过旧县村。这次为走元代辇路做准备时，才意识到旧县的意义。虽然没有看到元代皇帝在昌平县宿顿的任何材料，但辇路和驿路一定经过这里，所以我必须到旧县村看一看。

沿着京张公路（现京藏高速辅路）的南侧向西，我离开马路，走在路基下的田地里，高大的白杨树挡住了越来越灼热的阳光，汽车的喧闹也隔在一个令人愉快的距离之外。只是进了旧县村，就很少有大树足以遮阴了。比起附近的几个村子来，旧县的街道缺乏修整，房舍也显得不够光鲜。在村北的旧县小学门前，我向两个老人问路，打听著名的唐槐和观音庵。老人伸手向南：一直走，到头儿就看见大槐树了，树下就是观音庵。他们说，“文革”前旧县村还有十几座寺庙，后来全毁了，观音庵是十几年前新建的，那个地方过去叫菩萨庙。

网上有消息说，2009年5月，旧县村民王全等人在挖下水管道时，在地表以下一点五米深的地方发现一座寺庙碑文，碑建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光禄寺少卿新安程奎撰”。到万历时候还会有朝廷高官为旧县寺庙写碑，可见香火之盛。我打听那石碑的下落，说是已经被文保部门搬到昌平镇去了。网上也读到有人回忆说，“文革”前旧县村还有十三座寺庙。一个小小的村庄竟集中了这么多寺庙，只能从该村曾长期作为县城的历史来获得解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唐代狄仁杰为祭祀对象的狄梁公祠。

根据元代宋渤所撰《重修狄梁公祠记》，狄梁公祠在白浮图城北门外，可能就在今日的旧县小学，始建年代不明，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重修。宋渤在这篇记文里试图解释白浮图城何以有狄梁公祠，他试图把这种民间的感念与狄仁杰在幽燕地区抵抗突厥的历史联系起来。不独昌平如此，似乎华北多地都有这一传统。他说：“吾尝往来上谷渔阳古镇戍中，往往有公祠宇，盖敦实之精，惠义之著，其被覆冒之境，感而不忘，相率祠之，无疑也。”明代正统、弘治和清代乾隆年间，都曾较大规模地修缮过狄梁公祠。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记清初旧县“居民不满百家，而狄梁公祠香火特盛”，并记每年四月初一举行赛会，“二三百里内人至者肩摩踵接”。明人马愈《马氏日抄》却说：“昌平县北有狄梁公祠……每岁二月二日，南山北山之人皆来作社。”两人所记节时虽有不同，但必是京北地区极为热闹的盛会无疑。

昌平旧县城的唐槐与观音庵

观音庵就在旧县正中那条最长的街道的最南端，树皮剥落、满身沧桑的唐槐如一朵绿云笼罩在观音庵的上空。北方常见把古槐称作周槐或唐槐，旧县这株古槐的确切年岁也许还到不了唐朝，但我愿意相信它见证过金元白浮图城的全盛时期。非常可能的情况是，这个地点就紧靠白浮图城的南大门，驮马商队、驿递行旅、征戍往返，都要由此进出，都见过那时还在壮盛之年的这棵槐树。而树旁的建筑，早经过无数次的毁坏和重建，观音庵自身，和华北北部乡间许许多多新建小庙一样，香火微渺，人迹罕至，远不如这棵古槐巍巍然且气宇昂藏。

我告别观音庵和唐槐后，一边躲避塞满街道、喷起灰尘的汽车，一边看沿街院落内的花坛、杂物和呆呆坐着的老人。中午的街道除了偶尔的汽车，只有蝉声此起彼伏，反倒给这个房屋低矮的村庄增添了寂静和荒芜的气息。可是，在一家小店买水时，寂静突然打破了。街边电线杆上的大喇叭猛然响了起来：“通知，通知，今天晚上七点半钟，全体党员到文化园学习。”重复两遍，最后是：“通知完毕，通知完毕。”广播声穿透所有的庭院、门窗和房间，似乎看得见那个女播音员严肃坚定、冷若冰霜的样子。这种街头广播，使我一瞬间发生了时空错乱的晕眩。沿街北行到小学，西行离开旧县村，越过无水的河道，走到豪华别墅区“北京湾”的北侧马路上，在农场路转而北行，前往下一站——龙虎台村。

每次旅行都是朝圣

“每次旅行都是朝圣”，这是旅行作家唐•乔治（Don George）的话，他还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他这样总结：“旅行是收集全球拼图的一种方式，由此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拼图整体；旅行是使世界变得神圣的朝圣行为，无论我们是在哪里、是怎样走上这条路。”并非某个神圣的目的地决定旅行的朝圣性质，赋予旅行以朝圣性质的，是旅行者自己在旅行中的行为和思想。旅行使我们更深地走向自己的内在，同时也把自己开放给世界的外在，真正的旅程是我们内外两种人生持续展开的对话和交互作用。他说：“我举目无亲、言语不通，全凭道路的慈悲。不过我开始信任。结果是，无论到哪儿，我越是把自己开放给他人并且仰赖他人，我就越是得到他们的热诚拥抱与协助。”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

朝圣，你不必旅行到耶路撒冷、麦加和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ompostela），或其他那些知名的圣地。只要你怀着敬畏和好奇去旅行，以天生的、珍贵的生命感受力去感触每一个时刻、每一次遭逢，那么，无论去哪里，你都是走在朝圣的路上。

照他这样说，前往金莲川也可以算是一种朝圣，只是这一朝圣性质的获得并非由于那早成废墟的上都，而在于行走本身。从酝酿计划以来，已经有很多朋友问：为什么一定要徒步呢？灵活一点，有的地方坐车，有的地方走路，不是效率更高、更安全吗？我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说到底，这是另一个价值系统里的规则，不可以用效率或安全度来衡量。

近些年我读过几本写远程徒步的书，最喜欢的是罗瑞•斯图尔特（Rory Stewart）的《走过的地方》（The Places in Between），我还专门写过一篇评介。这本书是作者2002年初在阿富汗徒步旅行的记录。2000年，二十七岁的作者计划徒步穿越亚洲，本打算从伊朗向东走到越南，后因各国政治情势的限制，只在伊朗、尼泊尔、印度和阿富汗几个国家内分阶段各自走了一部分，全程合计近万公里。《走过的地方》记录的是他2002年初在风雪之中穿越阿富汗中央山地的经历。行程的艰险危难和作者叙述的平静从容反差极大，形成充满古典气息的、罕见的张力，读来令人欲罢不能。在第五天，天黑以后，书里这样写道：

一团雾气飘来，萦绕于四周，雨继续下着，我们什么都看不见。过了五分钟，我举步跨进薄雾。跌落下去的时候，我伸手抓住一丛荆棘，虽然棘条还是从手里滑脱，毕竟缓阻了我在悬崖上的下坠之势。结果我四仰八叉地躺在河边，在公路下方十五英尺的地方。阿卜杜拉•哈克朝下叫喊，我也叫喊着回应他：我没事，没事……他就笑了。我发现崖壁上有一个凹槽，就利用这个凹槽费劲地攀爬上去，与他会合。

从（下午）离开Obey村以来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五个小时，天黑也有两个来小时了，我俩都冻得直哆嗦，而下雨也变成了飘雪。我们的目的地在哈里河（Harī Rūd）的对岸，大雨之后的河水浪涛汹涌，奔腾下泄。没有绳子是很难渡河的。我们听到一辆卡车从后面驶来，这可是从早晨出发后的头一遭。阿卜杜拉•哈克建议我们搭便车过河。我有点犹豫，我可不想这个旅程中有哪怕一小步路是坐车的，可是我也知道阿齐兹可能已经在雪中等候两个小时了，而且这事似乎也不值得争吵起来。

汽车到了转角的地方，阿卜杜拉•哈克走到路中间，站在汽车头灯的刺眼光亮里，用枪指着汽车的挡风玻璃。那个司机停下车，载我们渡过河流，到了对岸。阿齐兹拿着手电筒等着我们，我走在他身边，在雪中踉踉跄跄，好几次滑倒。到一座房屋的门前，脱掉湿透的靴子，拍落头发和外套上的雪，然后进屋。主人让我坐在火旁，我把脱了皮的白脚放到尽可能靠近火的地方，满怀感激地接过一杯茶。已是夜里十点。这一次我终于疲累得不能写日记了，就和主人玩起了下棋的游戏。

接下来的叙述中，引用了阿卜杜拉•哈克对他的保安局同伴说的话：“罗瑞可不情愿坐上卡车了……这下好，明天一早我们还得回到河边那个上车地点，重新走一遍。……可是我得睡觉啊。阿齐兹，你去吧。”这说明，作者接受乘车过河的建议之前，已宣布次日要回头重走这一段。果然，在第六天的早晨，当阿卜杜拉•哈克和喀斯穆还在睡觉时，作者和可怜的阿齐兹一起返回哈里河右岸，补足了过河的这一段路程。书中这几个人没有反问他为什么连这一小段路也不能用坐车代替，因而作者也完全未加解释。有意思的是，读者只会敬佩他顽强执着，几乎没有人会质疑他过度较真。一条无需明言的道理摆在那里，超越了时代、地域、语言和文化的分隔：既然你说你要徒步穿越阿富汗，那么每一寸、每一尺的道路，你都该徒步。这才是人们所说的“用身体丈量大地”呢。

以龙虎台为捺钵

中午十二点，我在农场路西侧的白杨树林里一块石头上坐下，喝点水，吃几块饼干。然后继续向北，到京张公路时，本该折而向西前去龙虎台村，我却一直向北，到了高速路以北的那一段。虽然是上坡路，但无人无车，树荫浓重，在一上午的暴晒之后，这一段路让我心情舒爽，走得兴高采烈，以致于二十多分钟后才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只好掉头回来，不免略略沮丧，这种沮丧立即与饥饿和疲劳合了流，而水杯里水的储备似乎已经不够多了。非常幸运的是，再沿着京张公路向西走十几分钟之后，就看到很热闹的奥莱中心，赶紧进去吃饭喝水。不得不感慨，奥莱的建筑风格和繁荣景象，与周围低矮荒寂的北方乡村形成过于强烈的对比。坐在奥莱的空调餐厅里，体会冰凉的水滑进喉咙，惬意地看玻璃窗外的蓝天和阳光，竟然忘记了这大半天来的烈日炙烤。

然而一回到路上，奥莱的清凉立即变得遥远，成了一个幻影。向西再走半小时，就到了龙虎台村。村口停着几辆车，司机问我要不要用车，我借机和他们聊聊。但他们都不是本地人，傍边小超市的主人也不是本地人。我沿着村内南北向的街道向北走了一阵，再返回到村口，在超市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坐下休息，卸下背包，扯起湿透的衬衫后背，享受这种短暂的凉爽。那几个司机对我很有兴趣，围过来聊天。“天热呀。”“是啊。”“居庸关可远啊，还是坐车吧。”“不用，很快就到了。”“小心中暑啊。”“嗯，不怕。”“去居庸关一路上山，越来越难走了。”“是啊。”“从北京走过来？多远啊！”“才走了两天，不远。”

昌平龙虎台村村口

龙虎台村就在古代的龙虎台上。元帝北巡，例以龙虎台捺钵为正式的告别大都之地，必在此留驻，留守官员也是远送至此。杨允孚的诗说：“大臣奏罢行程记，万岁声传龙虎台”。在这里，北巡路线和日程才正式报告给皇帝。从上都返回时，到龙虎台捺钵，就算是真正回到了“冬营盘”，要在此大宴一番，有时甚至欢宴连日。大都重要官员前来龙虎台迎驾，许多诗文都与此有关。《析津志》说：“至龙虎台，高眺都城宫苑，若在眉睫。”又记皇帝和太子等驻营于龙虎台时，官吏百姓来迎，皇家气象得以展示，“千官百辟，万姓多人，仰瞻天表，无不欢忭之至”。

元代皇帝以龙虎台为捺钵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羊儿年（1211）成吉思汗攻打金国，夺取居庸关后，曾驻营于龙虎台，兵锋直指金中都（今北京）。在《蒙古秘史》里，龙虎台是汉文旁译，蒙古文汉文注音的原文是“失剌 迭克秃儿”，可以还原为Shira Dektür，意思是“黄色的台子”。书里另一处说，成吉思汗曾驻军于中都的“失剌客额儿”。失剌即shira（黄色），客额儿可以还原为ke’er，王国维说失剌客额儿就是《圣武亲征录》里的王甸（即黄甸，刻本中误为壬甸）。余大钧说黄甸可能就是黄台子，也就是龙虎台。这一带是燕山南麓的山前台地，由来自八达岭峡谷和虎峪山谷的洪水长期冲积带来的沙土碎石堆积而成，与南边的平原地带相比明显高得多。这片台地在植被稀疏的季节，地表砂石的颜色会较为醒目，故蒙古语称之为黄台子、黄甸子。

在忽必烈正式制定两京体制，并开创巡幸途中以龙虎台为重要捺钵的传统以前，《蒙古秘史》还记载窝阔台征金途中宿顿于龙虎台，生了病，巫师建议以亲人为替身，托雷因此而死。虽然研究者认为这里是《秘史》的笔误，窝阔台驻营之地在北边的官山而非龙虎台，我每次想到龙虎台时，还是常常联想起托雷之死。现在走到龙虎台村，在暑热的昏昏沉沉中看这个曾经热闹非凡、如今平平淡淡的地方，再一次想到托雷。从现实主义的史学原则出发，托雷之死反映了窝阔台在任后期对继承人问题的忧虑，他看到了托雷系势力的壮大，只好谋杀托雷以图改变力量对比。窝阔台死后托雷系的崛起，一方面说明窝阔台策略的失败，另一方面说明他的确看到了问题、感觉到了危机。可是，换一个角度看，也许正是窝阔台的谋杀行动本身促成了他所担忧的一切。我总觉得草原传统中（也许不止草原），无辜和令人同情的死亡，会赋予死者及其血统以神圣性，使他的后裔在权力争斗中获得某种政治优势。拓跋魏的沙漠汗如此，蒙古的托雷也是如此。

元代有关龙虎台的诗文很多，其中江孚和刘基（伯温）都撰有《龙虎台赋》，都以十分夸张的文字描述龙虎台的雄伟壮丽，并借以歌颂元朝的政治和文化成就。江孚的赋文这样描写元朝皇帝前去上都的盛况：“季春历日，法驾北巡，五辂辉煌，万骑纷纭。”后来成为明初开国功臣的刘基，在《龙虎台赋》里赞美元朝皇帝“朝发轫于清都，夕驻跸于斯台，明四目以遐览，沛仁泽于九垓”，又感言自己生逢盛世，“慨愚生之多幸，际希世之圣明”，因而要讴歌“天子万年，以介遐祉”。这篇文章收入《诚意伯文集》，有人还以为是刘基入明以后所作，其实是他在大都中进士后满心追求上进时的作品。

明初继承了元人的道路体系，仍以龙虎台为重要扎营之所。明成祖朱棣多次驻军于龙虎台，在此设宴大飨随驾将校，算是元明历史连续性的一个表现。宣德年间，明宣宗也曾驻营于龙虎台，“召英国公张辅等至幄中，问郊外民事，赐酒馔”。明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七日（1449年8月5日），明英宗朱祁镇仓促发兵五十万北征瓦剌，从北京德胜门出发，一日行至龙虎台扎营。连日暑雨，长时间行军，造成“人情汹汹”，精神很不稳定。在龙虎台扎营的这天夜里，天刚刚黑，史书上说是“方一鼓”，也就是晚八点左右，“众军讹相惊乱”，在没有敌军攻击的情况下自己大军发生了惊乱，后来人们认为其实这预示了随后“土木堡之变”的灾难，所以史书说“皆以为不祥”。

龙虎台村东北有一片荒草蔓生的旷野，背后的燕山高耸峭拔。我上研究生时曾和同学多人在深秋的微寒中徒步经过那里，看白茅的银花在夕阳下随风流波，远处的山脊、村庄和树林变幻着色彩，蓦然颇受感动。后来在昌平园工作时，我好几次到龙虎台一带闲走，才知道那片草地其实是某坦克六师的训练场，怪不得草地上还有两座明显是人工建成的大土堆呢。我曾站在土堆上四下眺望，试图想象当年龙虎台捺钵的样子。什么都想象不出来，只有风在草丛中推挤涌动的声音。

从南口向北

从龙虎台到南口村，又走了差不多一小时。今日人们一般说南口，通常指南口镇，而这个南口镇其实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围绕京张铁路的南口车站发展起来的。历史上的南口，是今南口镇以北的南口村。南口相对于北口（北口就是八达岭）而言，南、北二口是居庸关的两个门户，两口之间大约十六公里长的山谷就是关沟，关沟则是从北京向北跨越燕山最重要的通道。关沟因居庸关而得名，居庸关则因古居庸县而得名，居庸一名大概出自古代山戎的语言。关沟之所以被历代视为南北交通的首选通道，并非因为它比起其它通道来最不艰险，而是因为燕山主脉的这一段最为狭窄，从这里翻越燕山用时最短。

南口村附近之关沟入口

在南口镇折而向北的十字路口，我向一位在街边看报纸的人问路。他的年龄看起来比我略大一些，说话清晰，很有条理，文化程度不低。我就问起南口村的古迹，他竟然相当熟悉，如数家珍。他对我也感起兴趣，知道我的专业是历史学以后，更是兴奋起来，说：“我陪你走一会儿。”原来他曾是本地小学的语文教师，十几年前回家种地做生意。他对本地历史很有积累，能顺口说出许多事件的年代、人物和过程。他说他曾走遍了附近的古长城，也喜欢收藏文物，家里有不少古董，还邀请我去他家喝茶。我看他健步如飞，不喘气，不出汗，问他年龄，竟比我大了十多岁。到了南口村的南头，他陪我在一座亭子里坐了一会儿，见我没时间去他家，就给我指了路，自己匆匆掉头回去，说是接孙子放学。我这才知道他家在南口镇，是为陪我才走了这么远的。

今日南口村的主体其实是过去南口城的南关，1958年的大洪水不仅冲毁了北城墙和北城门，城内建筑大半因此毁弃，现存的南城门经过了大幅度维修。城南保存的古迹中，最主要的是一所传统汉式建筑风格的清真寺，以及一座明代李姓太监的墓地。清真寺大门紧锁，我只从墙外往里张望了一下。李太监的豪华大墓红石牌坊雕刻很精致，最有趣的是墓前一对神态傻萌的石兽，和一对浮雕文武石像生。村里很安静，街道异常洁净，常有果树从院内伸出枝条来。在一个拐角的地方，有金银花蔓爬过墙外，那种熟悉的甜香让人立即心境平和，仿佛回到了往昔的温暖之中。

南口村之南城门

对徒步者来说，从南口向北去居庸关，正确的走法是往东下到河道里，沿河道的乡村公路往河谷上游走，没有路的时候就走河床。这种走法的优点是安静、安全，而且也最接近近代公路开通之前的交通路线。京张铁路开通的时候，还没有公路，因为铁路基本贴着河谷东岸，所以后来的公路就贴着河谷西岸。前些年建的高速公路大致上也靠近西岸。可是我告别南口村的南城门时，并没有下到河谷，而是沿京藏高速的辅路（就是过去的京张公路）北行。最初阶段也没觉得不妥，但走了二十几分钟后，路肩收窄，甚至慢慢就没有路肩了。川流不息的汽车呼啸来去，激起的灰尘直扑面门，行人只有闭眼捂面，静待车流过去。这段路虽然只有七公里左右，但对行走者来说是十分不安全、不愉快的。

有意思的是，还是有大量的骑行爱好者走这条路，他们速度那么快，保护能力那么低，和蛮横飞驶的汽车争抢道路，看得我心惊肉跳。而且也有和我一样的徒步者走在这条路上，户外背包是最鲜明的标志。走了三公里多时，对面走来一个年轻人，瘦削而精干，个子不高，步子却奇大。我冲他一笑，他回笑一下，很腼腆的样子。我问：从居庸关下来？他说是的。我又问：从哪里开始的？他说，早晨从沙河开始，走到居庸关，现在再回沙河去。说完挥手道别，继续赶他的路去了。他看上去平静、从容，步伐匀称，腰背直而有力，并不像走了一整天，至少不像我这样（虽然我看不见自己，但可以猜想）。我算了一下，他已经走了三十五公里了，从这里走回沙河，还有二十五公里，势必要走到夜里九十点钟。他一天要比我多走一倍的里程，而事实上他的速度也的确是我的一倍快。我就算在年轻时，也从没有走得这么快、这么远。

1982年7月，我在北大上学的第一个暑假，同窗好友组织了一个远足小组，计划从北京走到承德。我们在清华园站上火车到昌平，从昌平开始步行到十三陵，第一天住在长陵中心小学的教室里。那天夜里，我们到景陵陵园内玩了一两个小时，在宝山前祾恩殿的废墟上聊天，看星星在暗空中眨眼，听同学吹笛，感受到无可言说的、美丽奇妙的安宁。接下来我们每天晚上都这样贪玩晚睡，早晨迟迟不起，总在太阳开始施虐的时候出发，午后不久便疲累不堪。就这样，我们每天大概只走得二十公里，一周才走到密云水库。那时路边吃饭远没有现在这样的卫生保障，所以不停有人拉肚子生病，终于支撑不下去了，于是放弃徒步，在密云上火车前往承德。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路达到连续一周，虽然谈不上有什么强度。

“又低又深又暗”的南城门

1907年6月10日，那场有五辆车参与的跨越欧亚大陆的汽车拉力赛的第一天，路易吉•巴兹尼所在的意大利车当天下午抵达南口，在这里过夜。他在《北京到巴黎》中写下了他对南口的观感：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南口峡谷，如同两座石山之间的狭窄裂缝，山巅矗立着古代戍堡的烽火台。群山依次展开，奇异的山脊顶向天空。在雨天苍白、阴郁的光线下，风景反倒不如晴日映照下显得那么荒凉萧索。可是这种高度看上去是没法跨越的，山坡也形似城堡的坚壁，装备良好，足以御敌。

离峡谷入口处的南口村还有六英里（九点六公里——译者案：数字可能有误）时，我们的车就没法继续开了。从这里开始，公路进入自南口下泻的那条河，公路与河床合而为一。只有碎裂的石块、鹅卵石、砂砾和水洼。我们只好停车，等我们的人（苦力）赶上来。他们赶到了，奔跑雀跃，兴致高昂，忙着来占有这辆汽车。或许，在他们心里有一种秘密的恐惧，这汽车会逃脱，并带走他们挣钱的希望。所以他们赶来了，呼啸着，如一伙剪径的匪人。

接下来，巴兹尼详细地描述中国苦力如何在头人的带领下前拽后推，以不可思议的力量，把汽车运送到南口。头人以口哨和歌声来指挥大家，如乐团指挥一样，使全体苦力能够按同一个节奏和同一个意志来使力。有意思的是，不懂汉语的巴兹尼竟然知道头人所唱的歌，只有曲调是固定的，歌词则即兴杜撰，目之所见、心之所想，都随时成为他的歌词。众苦力只管随他的曲调有所回应，并不在乎他唱了什么。正是这些衣衫褴褛、情绪饱满、始终快乐而昂扬的一群苦力，如同蚂蚁搬家，把这辆汽车搬到南口，搬过燕山，搬到它可以发挥机动能力的北方原野上。巴兹尼是这样描述南口的：

南口村看上去就是一些石片随意堆积出来的，低矮而原始的民舍用乱木条和泥块建成，房子前面是大石堆砌的人行道，街道中间则是深深的水洼。这个粗陋的小镇被围在一个残破的城堡之内。

我们从一个又低又深又暗的城门进入该村那唯一的街道，雨已经停了，几分钟后太阳从云中探出头来，雨水淋湿的石头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人们也出来了，站在门前张望着。

他们简直像是另一个种族的人。他们是山民，强壮有力，身上带着鞑子祖先的印记。这一小群人，为艰厄的石头大山所隔绝，让人想起那些古时候被派到这里把守关隘又被遗忘在此的人。的确，这些人也许真是满人征服后派到这里的那些鞑子士兵的后裔，现在不再是军人了，但还在岗位上，无意识地执行着数世纪之前的使命。

意大利车和驾车的团队下午两点四十五到达南口，这一天共走了不足四十英里（六十四公里）。他们进入南口所经由的那个“又低又深又暗”的城门，就是至今犹存的南城门，而书中所描述的那条街，如今只剩了短短的一小截，且早已面目全非。从书中所附的照片看，南口城南门与北门之间那条唯一的街道，中间塌陷超过半米深，这应该是长年缺乏维修的结果。车马践踏，纵是石铺路面也会塌陷，石板破碎，比泥土更妨碍交通。如果无人照料修缮，雨雪积水，路面下沉还会加剧。街两边的商住人家只会维护自家门前，以大石砌筑，保持门前地面不塌陷。天长日久，就会出现照片上那种街道中央深陷地下的景象。不难想象，雨雪之后，车马驴驼经过时会是多么艰难。巴兹尼说南城门“又低又深又暗”，那个“深”就是路面塌陷的结果。城门地面深陷如坑道，往来人畜车担堵死城门，这样的故事常见于清末民国间的各类记录。

在巴兹尼他们到达南口之后很久的傍晚，第二辆车才跟上来，当然不是一路开过来的，而是坐刚开通的京张线北京至南口段的火车来的。然而京张线最艰难的一段，是从南口到居庸关再过八达岭的一段，当时还正在紧张施工中，他们显然不能坐火车过燕山了。第二天，他们只能如意大利车一样，靠中国苦力拉拽推扛，才能越过燕山。在南口的这一夜，巴兹尼写道：

太阳落山不久，南口沉入梦乡。我裹进水手用的那种毯子里，躺在炕上，全无睡意，在想象里继续着我的旅行，在幻想中探索着乡野，就这样度过了这个不眠之夜。远处有奔腾咆哮的河流，那正是明天我们要走的路线。过了一阵，河水声被急骤的雨声所淹没，风吹雨点击打纸窗，发出如同手指敲鼓的声音。

唯有云存

高山深谷里的黄昏来得格外早，太阳刚刚偏西，西侧山峰的暗影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重，从谷底向上逐渐铺展到东侧山崖上。下午四点半，走到高速公路的居庸关出口。左手崖壁一面漆黑的水泥墙上，正中写着“珍爱生命，拒绝邪教”八个红色大字。东边山脊上的长城蜿蜒盘旋，箭垛上数十面花花绿绿的小旗一会儿随风起舞，一会儿耷拉着毫无生气。西边山顶的长城上游人正成群往下移动，阳光依旧强烈，不过很快就要黑下去了。再走十来分钟，转过几个山角，红墙绿瓦、高高耸立、近年才修建的居庸关南北大门遥遥在望。汽车已经不那么多了，沿辅路走进关城这十几分钟里，只有十几辆汽车迎面或从我身后驶来，而且只听到三四次刺耳的鸣笛，这让我感到了大半天都没有体会到的安静和轻松。

居庸关关城之南门

居庸关云台是我今天的目的地。下午五点多，我走到云台前时，游人正在散去，服务人员也在准备下班。天光虽然正在变暗，青白汉白玉大石块所砌的云台依旧醒目，甚至也许因此而更耐看。不过历史上云台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元至正五年（1345年）建成时，它只是永明寺的一座塔基，塔基上建有三座覆钵式白塔。因为建在关城之内，在南北大路上，正当关隘要冲，所以塔基下开有宽阔的券门，行旅往还，必从塔下穿行，故名“过街塔”。据《析津志》记载，元帝巡幸经过这里，有时会在永明寺歇息，寺庙建筑极为富丽：“车驾往回，或驻跸于寺，有御榻在焉。其寺之壮丽，莫之与京。”对元顺帝而言，迫使行旅经由塔下，既是一种敬佛行为，也符合治安方面的考虑。

《析津志》收有欧阳玄所写的《过街塔铭》，对了解云台建造史非常重要。根据这篇铭文，建塔之初，就是“伐石甃基，累甓跨道，为西域浮图，下通人行”。整个建造工程“山发珍藏，工得美石”，“堑高陻卑，以杵以械”。值得注意的是，欧阳玄一方面夸耀过街塔“广壮高盖，轮蹄可方”，另一方面又说“中藏内典宝诠，用集百虚，以招百福”，似乎是说过街三塔里藏有释典经论，这和那个时代佛塔土石内多藏佛经的情况，也是一致的。

更有意思的是，欧阳玄这篇铭文还从哲学高度阐释了永明寺和过街塔的意义，他提到在过街塔占据交通线之外，另在悬崖边修了一座三世佛殿，断绝了从旁绕道的可能性，不仅“势连岗峦，映带林谷”，而且“令京城风气完密”。这一句“令京城风气完密”究竟是一种事后的阐发，还是元顺帝启动这一计划的动机，当然已不可知，但似乎透露了某种可能。元顺帝醉心于种种神秘主义理论，身边有许多奉献奇谈怪论的奇人，如果有谁提起“京城风气”因居庸关的南北通透而不够“完密”，引发元顺帝造塔建寺之举，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居庸关云台

过街塔的三座白塔到明初已经毁掉了，可能是因为地震。后来在塔基上建寺庙，由此把塔基称为“云台”。寺庙到清代也毁了，就成了今天唯有云存的局面。明代寺庙在云台上的印痕，就是那一圈汉白玉护栏。据说云台顶部还有明代寺庙的柱础，不过我从未上去看过。值得仔细瞻仰的是元代券门内外的浮雕和刻铭，特别是汉、藏、西夏、梵、回鹘、八思巴文这六种文字的《陀罗尼经咒》，是古语文学研究者常常会提到的，我自己很多年前就不止一次陪海外学者专程来看过。其实我对这种塔基和券门相结合的形制更感兴趣。林徽因在讨论法海寺白塔时，对白塔建于有拱门贯通的塔基之上，曾联想到居庸关的云台，认为是同一种建筑样式。有学者认为这种形制源于古代城门那种上有高楼下有大门的建筑传统。

天暗下来的时候，我联系到一家为长城游客开的客栈，请他们来车接我。很大的客栈，住宿者却只有我一人。主人解释，游客到长城都是一日游，愿意住下来的非常非常少。“生意不好做呀”，他说。不过在长城脚下住一晚真是值得，空气清爽，带着一丝甜蜜。凉意比夜色来得更快，让我一下子忘记了白天在旧县和龙虎台一带时所经历的酷热，对眼前的舒适生出莫名的满足和感激。洗过澡，换过衣服，吃过店主人替我去山下买回的饭菜，在客栈前的石板台阶上看黛色的燕山和山脊上游动着的长城慢慢隐入暗黑，听远处时紧时慢的蝉鸣。第二天就这样结束了。两脚各打了一个水泡，但显然都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不知名的鸟从头顶飞过，叫声清脆，由近而远，只在倏忽之间。

夜色初临时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