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慧眼识到卡夫卡了吗（是他慧眼识到卡夫卡）
是他慧眼识到卡夫卡了吗（是他慧眼识到卡夫卡）“我喜欢福克纳的落落寡合”李文俊：我从英美报刊上看到西方对卡夫卡很重视，称他是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当时英国一个著名作家将卡夫卡作品从德文翻译成了英文，因此我写了一些有关卡夫卡的介绍，不过那个时期只能内部印发。我也让单位去买卡夫卡的英译本，读后觉得与一般的外国小说迥异。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问我有什么可以译的作品，我说可以翻译卡夫卡作品，于是便译了包括《变形记》在内的卡夫卡几个较重要的短篇小说。后来我也请出我那位学德语的太太，她对照德文版本校了一遍。1979年，《世界文学》复刊后第一期发表了我翻译的卡夫卡《变形记》。这部作品引介至中国后受到很大关注，我也跟着有了点儿小名气。后来德文圈的人也都开始重视卡夫卡，比如叶廷芳写了《卡夫卡评传》，德文版卡夫卡作品集也都由高中甫译成中文出版了。李文俊：我的父亲是上海英商洋行的一个职员。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他失业在家，在暑假用《青鸟》英译注释本给我补
他的多部译著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产生深远影响，莫言、余华、苏童、赵玫等中国当代作家都曾谈及对其译作的钟爱；他的名字与福克纳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在不经意中为汉语语料库“贡献”了一个经典词组——喧哗与骚动；他最早将卡夫卡作品译介至中国，也是海明威、塞林格、麦卡勒斯、门罗、艾略特等人作品的传神译者。他，就是著名翻译家李文俊。
6月初的一天，记者有幸拜访了现年88岁的李文俊先生。上午10点，怀着崇敬与景仰的心情，记者如约来到李先生家中。身着条纹衬衫的他看起来依旧精神矍铄，走起路来腿脚还算轻快。他自称家中购物还得靠他骑自行车前挂后夹。“今年三月份手写译了两本儿童诗，就停笔了。眼睛里长了一个包，看书不大方便，不过还是能看得见。”李先生笑着说道，“能活到现在也算上帝对我的恩赐了。”
“慧眼”识到卡夫卡
《中国社会科学报》：早在少年时代，您就喜爱外国文学。那时的您是如何与文学翻译结缘的？
李文俊：我的父亲是上海英商洋行的一个职员。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他失业在家，在暑假用《青鸟》英译注释本给我补习英语。抗战胜利后，路边地摊上也有一些过期的美国杂志廉价出售，我从中找一些电影资料，编译一些小文章，投给某家晚报，没想到给登了出来，但拿回来的稿费也仅够坐公共汽车和买一包花生米了。我最早对翻译的兴趣，可能便是从那会儿开始萌生的吧。
1952年我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在这之前出于“课余爱好”译了两本书。一本是与同学三人合译的长篇小说《最后的边疆》，出版时我还是在校生。另一本合译《没有被征服的人》一年后出版，当时我已进了作协《译文》编辑部，也就是《世界文学》的前身（后并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这可以视作我翻译生涯的开端。
《中国社会科学报》：卡夫卡作品由您最早翻译并引入中国，《变形记》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之后国内迅速掀起了卡夫卡热。许多国内作家都曾谈到最初读到卡夫卡作品时的心灵震动，并因此影响其文学创作。当时卡夫卡的名字对国内的德语翻译家都很陌生，您是如何 “慧眼”识到这位作家的？
李文俊：我从英美报刊上看到西方对卡夫卡很重视，称他是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当时英国一个著名作家将卡夫卡作品从德文翻译成了英文，因此我写了一些有关卡夫卡的介绍，不过那个时期只能内部印发。我也让单位去买卡夫卡的英译本，读后觉得与一般的外国小说迥异。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问我有什么可以译的作品，我说可以翻译卡夫卡作品，于是便译了包括《变形记》在内的卡夫卡几个较重要的短篇小说。后来我也请出我那位学德语的太太，她对照德文版本校了一遍。1979年，《世界文学》复刊后第一期发表了我翻译的卡夫卡《变形记》。这部作品引介至中国后受到很大关注，我也跟着有了点儿小名气。后来德文圈的人也都开始重视卡夫卡，比如叶廷芳写了《卡夫卡评传》，德文版卡夫卡作品集也都由高中甫译成中文出版了。
“我喜欢福克纳的落落寡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译介的作者中，可以说您与福克纳的缘分最深。您译的《喧哗与骚动》出版后，福克纳在中国产生了大范围影响，您的中译本也成为我国外国文学领域的研究对象。您曾说，从事福克纳作品翻译，打的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选择的是一条“行人寥落的小径”。那么您当初选择福克纳作品是缘于什么？
李文俊：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福克纳作品介绍基本上还是个空白，国内知道他名字的人可谓“寥若晨星”。既然其作品应该译介又没有别人来做，那就由我自己来承担这项工作吧。我最早知道福克纳是得益于编辑界的老前辈赵家璧，他于1936年出版的一本研究美国现代小说的专著《新传统》，里面有一章专门评介了福克纳。
我之前对于美国南方文学还算有些基础，这也有助于我对福克纳作品的译介。小时候我读过马克·吐温的作品，50年代译过欧斯金·考德威尔的作品，后来也译过卡森·麦卡勒斯的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读过一些南方黑人作家的作品。
在正式着手翻译福克纳作品之前，我先是编写了《福克纳评论集》，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简史》撰写了有关福克纳的条目和篇章。随着对福克纳的日益熟悉，我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要译介他作品的责任感。
袁可嘉先生当时正编一部《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他邀请我译了《喧哗与骚动》中关于“昆丁”的部分。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施咸荣又约我将“班吉”的部分译出。再后来全书也就一点点译出来了。想不到从此之后，我与福克纳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决定翻译福克纳之后，据说杨宪益和钱锺书先生都不看好您的选择？钱锺书在给您的回信中曾说：“翻译福克纳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可否讲讲当时的情形？
李文俊：他俩反对的情况还不完全一样。杨宪益喜欢的那套文学是英国文人式的俏皮、机智与风趣。当时我坐在他旁边，他问我最近在翻译什么作品，听我说是福克纳后，他直言说这个作家不行，他认为福克纳根本不必介绍。当然他读过的福克纳作品可能不多，除了《圣殿》，这部作品讲的是一些下层社会强盗、赌徒的故事。我估计他读了这一本就读不下去了。
钱锺书先生对此是另外一种想法。他认为福克纳有自己的风格，他也能够理解这种风格。钱先生读过福克纳的许多作品，知道历史上的英美作家也有擅长“意识流”写法的，比如弗吉尼亚·伍尔芙、詹姆斯·乔伊斯，更早一些的劳伦斯·斯特恩。他明白这样的写作路子是存在的，也是可以翻译的。可是你这小青年是否具备足够的才能胜任这样的译作呢？他有些怀疑，但也不反对。他尊重我想做的事情，但会告诉我这项工作有很大的难度。后来我断断续续、打打停停，勉力译出《喧哗与骚动》后，他表示这很不容易。
另外，萧乾译过《尤利西斯》，他知道“意识流”这类手法很难译。我译完《去吧，摩西》后将书寄给他，他来信鼓励我，说我译得“很有味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时福克纳尚未引起文坛瞩目，而您依旧坚定地选择翻译他的作品。您对于福克纳是否有一种别样的情怀？
李文俊：我觉得那个时期他在美国挺受孤立的，受到很多冷落讥讽。许多美国的大知识分子比如大学教授不怎么瞧得上他，认为他“土”。我就有一些打抱不平，觉得“土”又怎样？我们中国一贯重视“乡土作家”，我认为在中国介绍他的作品完全是名正言顺的。
对于福克纳，我有一种亲和感。福克纳是南方人，我也是南方人——虽然我们身处不同国家。他作品中对美国南方风光的描写，比如茂盛的阔绿叶，让我联想到自己的家乡。福克纳作品多写旧家族的没落，我这人感情上也比较怀旧与保守。我曾经说过：“我喜欢福克纳的落落寡合，他的矜持、他的孤独和礁石般地不理会潮流。”而且，在我看来，写大家庭没落的悲哀比表现成功者的发迹或情场得意更具美学价值。
福克纳不仅仅是“意识流”作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说，大概总有两年，《喧哗与骚动》日日夜夜纠缠着您——有时是美梦，有时却又是噩梦。福克纳的写作手法以晦涩、艰深和抽象著称，这是造成他的作品翻译难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您如何理解并概括这部作品中福克纳的写作手法？
李文俊：多视角叙事是作品的一大特色。书中四个章节分别是从四个人物的角度叙述的，每个人物的身份、立场、思想感情与智力水平迥异。在四段叙述中，每个人物分别塑造自己、别的叙述者与其他有关人物的形象。我曾将这种手法喻为形成多种序列的数学上的排列组合，或是古兵法家指挥下灵活多变的八卦阵。这好比要求一个演员同台演生旦净末丑，既要进入角色，又要超脱角色。
另一个典型特征是“意识流”手法。一是时间顺序、逻辑层次混乱。《喧哗与骚动》中，人物脑海中的细节与事件并不是按常规的时序与逻辑次序出现的，而是此起彼伏，跳跃性大，刚在说一件事，很快又切换到另一件。时序的难以确定也造成了意义上的朦胧不清，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二是文法修辞方面的异常。“多级瀑布”式的复杂长句纠缠不清，子句套子句，大分叉下面还有小分叉。美国作家康拉德·艾肯曾这样描述福克纳小说里蔓生的子句：“它们使人联想起小时候玩的灿烂的中国彩色套蛋，打开来是蛋里藏蛋，一个比一个精细而小巧……似乎要使每个句子成为一个微观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处理这样的长句确实很困难！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您在《喧哗与骚动》中加了很多注释。写好这些注释得花很大功夫，也一定需要查阅大量的工具书吧？
李文俊：初译此书时，我生怕看惯现实主义风格的我国读者适应不了作品中的现代派表现方式，因此在译文中共加了400多个注。但后来觉得说得太清楚反倒有违作者的原意，而且欣赏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学术研究，事事深究未免太累，我也无意把一己看法强加于人。因此在译者前言中加了一句：初次阅读时可以先不看注，以免破坏自己的第一印象。
我在加拿大短期待过，在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与研究福克纳的学者有一些接触，因此借机会向他们请教。我在那里买了很多有关福克纳研究的书，也在图书馆复印了有关福克纳的材料。可以说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很多名家的论文一篇篇看。
我还搜集、阅读过不少福克纳研究的专著与工具书，包括人物词典、南方语汇词典及各种手册，并阅读了福克纳亲友的回忆录，曾写信向钱锺书先生请教拉丁文典故问题，也得到了冯亦代先生的帮忙，他千方百计托香港友人为我找来参考书。
1982年交了《喧哗与骚动》译稿后，我多次拜访多伦多大学的迈克尔·米尔盖特（Michael Millgate）教授，他是《威廉·福克纳的成就》一书的作者。从他那里我得到了福克纳生前的一些资料，并在他的协助下寻访到了福克纳的足迹——他曾在位于多伦多大学威克利夫学院二层楼上临霍斯金街的某个房间居住过。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评述福克纳写作手法时也曾说过，其实福克纳是位能够驾驭多种风格文体的语言艺术家，他的表现手法不止“意识流”这一种。比如，他的语言风格除了晦涩与沉闷，也有一些幽默情调。
李文俊：是的。许多人将福克纳归为“意识流”作家，似乎他只会“意识流”这一种技法，并且这种观点在我国外国文学界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事实上，福克纳掌握的不仅仅是“意识流”一种手段，单把他的写作手法看作“意识流”有失偏颇，我认为称他为“美国南方文学作家”更合适。
幽默的确是福克纳的风格特色之一，而且包含了多个层次的感情色彩。他的作品中有阴郁、悲剧性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幽默、滑稽的一面。他比别人更敏感一些，很多写作手法在他的笔下都推进了一步——似乎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在看着这个世界，洞察着人物的心理。他的作品受到那个时期美国南方文学的影响，有一种“边疆幽默”。一些故事写得生动热闹，笑料迭起，但却不乏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对人性的深刻剖析。
《中国社会科学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福克纳名声大噪。现如今福克纳研究在美国乃至世界已成显学——称之为“福学”。
李文俊：是的。我听常年待在美国的陶洁教授说，福克纳在当今美国的影响依然很大。热门的奥普拉脱口秀节目推荐的暑期阅读书单中包括福克纳的好几部著作，观众们都纷纷去读他的书，因此福克纳近些年又红了一阵。他在当前的美国影响还未褪去。继福克纳之后，美国涌现出的一些小说家中并没有十分杰出的人物——除了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裔人索尔·贝娄，其他人的影响力都不如福克纳，21世纪至今就没有美国人得诺贝尔文学奖了。一些美国评论家曾说，美国有那么多优秀作家，不应该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这么一个写酒鬼和娼妓的人，一些主流报纸如《纽约时报》也都这么说，但后来美国社会逐渐意识到并承认福克纳是个重要作家。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其著作《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推荐了他心目中的经典作家及其作品，推荐书目最多的是福克纳，共8本。他曾写道，回过头来看，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中，19世纪有梅尔维尔、霍桑等人，而20世纪的重要作家就是福克纳。
布鲁姆等人是较有先见之明的一批学者，不过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有人肯定福克纳了，40年代时，法国知识分子十分重视福克纳，美国国内受此影响也进一步承认他。尤其是美国南方文学流派代表人物，如美国著名诗人、评论家罗伯特·潘·沃伦等写了很多重要文章肯定福克纳。马尔科姆·考利作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评论家之一，对于树立福克纳在美国的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在1946年出版的考利编辑并为之作序的《袖珍本福克纳文集》中，考利指出了福克纳作品的伟大意义。沃伦对此高度评价，认为也许只有这本文集可以给福克纳的名声一个转折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福克纳所有作品中，《押沙龙，押沙龙！》是公认的史诗意味最强烈，最为复杂、艰深的一部。您65岁时开始译这部作品，勇气令人钦佩。这同时也耗费了您大量的心力。您曾谈到，光是开头第一句，就费了好几天功夫才把它“摆平”。每天都在“苦熬”（endure，这正是福克纳爱用的一个词）中度过。
李文俊：是的，这部作品最难译。书中很多长句没有标点符号，或整段只有一个逗点，该大写的地方也不大写。我每天只能译一小段甚至一个长句，第二天再反复修改。我想没有足够的耐心与毅力，真的很难支撑我完成这部译作。
我译完这部作品后，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塞，医院下达了五次病危通知。医生给我电击心脏，到第五次时心脏才重新跳动。人生有几大关，这是一个关口。还记得当时刚写完一本《福克纳评传》，住病房时仍通过电话与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责编核实校样细节问题。
盼能尽量拓宽戏路的老戏骨
《中国社会科学报》：法国的福克纳专家莫里斯·库安德鲁译过多部“福著”，唯独未译《押沙龙，押沙龙！》，他称此为“平生最遗憾的事情”。您译了也可以算是无憾了吧？
李文俊：福克纳的作品我译了六部，他的精品我基本都已译了，也可算足矣。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有限，我也得留点精力做轻松的事情。后来有点儿气力后，我又编写了《福克纳画传》，编译了《福克纳随笔全编》《威廉·福克纳》（人文版）等，开始译少儿文学，比如《秘密花园》等另一种路子的作品。
《中国社会科学报》：说到这个，您曾说，您这样做，有点像是盼能尽量拓宽自己戏路的老戏骨。您后来也译了艾略特及简·奥斯汀等其他作家的作品。
李文俊：是的。我希望人们提到我的时候不仅想到福克纳——固然福克纳对于我而言是最为重要的作家。艾略特的诗剧《大教堂凶杀案》是无韵诗，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译了出来，这是我晚年比较得意的译作。后来我也喜欢上英国古典风格的作品，因此与我最初的合作者合译了简·奥斯汀的代表作《爱玛》。我也译了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的《逃离》，并应邀复译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逃离》，2013年艾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您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听说当时诺贝尔文学奖消息公布的第二天，您接了上百个采访电话？
李文俊：是的，当时接电话累到没力气说话，吃饭的时候还没吃一口就来一个电话。这部小说集译得还挺顺利。总共十余篇，过去《世界文学》也发表过其中的两篇小说译文，我后来把那两篇也重译了一遍，再后来就译出了全书。与福克纳作品相比，《逃离》容易多了，就跟胡同口儿中国老太太讲陈年往事差不多嘛，都是普通人的生活。门罗本人大学没毕业，后来自己开书店，做了小书店的“老板娘”，但她很有文学才能。
好的译者要有很多套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说，做翻译的人最好不要自作聪明。如果原文是“丑”的，就按“丑”的译。这让我想到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果戈里有关翻译的“透明说”：“理想的译者应成为一块玻璃，透明得让读者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对于一些有瑕疵和漏洞的原文，应如何处理？译者是否可以加入自己的理解与风格？
李文俊：我想还是要尽量遵循原作。一种情况是译者所认为的原文瑕疵或许是作者有意而为之，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另一种“意图”，译者可能未洞察到原文的真正用意，这种情况译者最好尊重原文。比如福克纳的标点符号使用也许不合规格，在语文老师那里肯定是通不过的，但自有其道理和魅力。除了气氛得到渲染，也有一种历史与当前之间、已知与未知之间的张力。以前他的文学地位还不够稳固时，美国出版社的编辑也会改动他的标点、文法甚至删去大段文字，然而这种做法后来被证明是鲁莽与欠妥的。
另一种情况是原文明显有欠完善的地方。比如我在译福克纳作品时会遇到拼法错误，但我也采取仅在“编校说明”中予以注明的办法，而不在正文中纠正它。我宁愿原来是错的也跟着错。另外，我之前很喜欢作家狄更斯，但现在发觉有的地方他写得并不理想。狄更斯作为19世纪作家，他所积淀的知识，所经历的历史事件，有相应的局限性。狄更斯是多产作家，到后期的时候，一些连载作品无法保证足够的质量。但译者最好不要对其进行改善，最多在译著的序言、后记或注解中，委婉地说明。狄更斯的早期作品比如《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等还是不错，后期作品《董贝父子》本来指定让杨绛翻译，但她译了7万字就没能接着译下去。一个原因是她觉得年纪大了，译不动了，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她认为《董贝父子》写得不够出彩。她更欣赏的还是狄更斯早期的作品。后来她便请“年轻人”薛鸿时接着译了下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谈及文学翻译批评时曾写道，开展文学翻译批评，不能只是抠语法、词组、事实、典故的含义，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深层次的宏观问题。如何理解这一点？
李文俊：中国写文学翻译批评的人往往拘泥于从语法、词组、事实、典故等细节去考察译文，稍稍偏离一点就认为译者没理解透原文，但我们应该从总体入手去审视译作的质量，并参照译者所处的整个大时代，进而分析他所说的话、所写的文字应该是怎样的。如果只是套用批改学生卷子的方法去审查译文，就把文学翻译理解得过于简单了，更不能由于个别篇章的错译就给译文扣上一顶“错误百出”的帽子。语法是否得当、词义是否准确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译文对原文精神的把握程度如何、所用的风格是否贴切、是否传达出作者原本的感情与态度等，都是更为深刻的问题。钱锺书先生曾说，林纾译文可能舛错很多，但文采斐然，不失为精彩的译文。需要注意的是，译文在形式上不能完全拘泥于原文的结构。如果过于拘泥原文，一定不是好的译文，那就是“硬译”了——鲁迅主张“硬译”，但现在证明这样做效果并不见佳。
《中国社会科学报》：许多人说，一名优秀的翻译家，必须是一个知识杂家或专家。您是否赞同？对于中国译界，您有何寄语？
李文俊：如果你下决心要做好一件在历史上能够存留一定时期的事情，那就既要做一个什么都懂一点的杂家，也要做一个在某个领域有所建树的专家。比如翻译某位作家的作品，你首先得研究他的基本情况、兴趣爱好、艺术倾向、文字特点，这样才可能做得优秀。好的译者要有很多套路，可以踢从各个方向、角度飞来的球，各个方向、角度的球也都能防得住，需要有这个本事。对于文学翻译而言，平时要注重不同作家语言的各种手法，从高雅到俚俗各层面的语言，都应成为译者“箱底”里的存货。
歌德曾说，翻译是半个先知。译者做的不仅仅是传达原意，更是为提高国人的文化、知识、思想水平作出贡献。清末以来，一批又一批中国翻译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以傅雷、汝龙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前贤以法国巴尔扎克，俄罗斯契诃夫、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译介为主，他们那一代人完成其使命后，我们这一代再接着将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向前推进一步，完成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现代派作品译介。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尽力而为的事情。现在已有比我年轻的人重译我译过的“福著”，我自知不属那些忍不住要压制“新松”的“恶竹”（典出杜甫“登楼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所作一诗）。
原标题：走过“行人寥落的小径” ——访著名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文俊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白乐
声明：本文图片来源于“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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