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的帮会有哪些（旧上海帮会势力）

旧上海的帮会有哪些（旧上海帮会势力）这些保险费每次按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在帮会大小头日.中朋分。法租界捕房也常派驻武装警卫与公司配合，而租界当局的官员，每日亲临现场巡视。当黑货运到时，“捕房还要增派岗警，加强警戒，断绝附近交通，大宗到货时间多在深夜，每次总在十数卡车以上。”这正是帝国主义和上海帮会势力互相利用的典型事例。它保证法租界当局经营鸦片贸易的绝对安全。公司地点为法租界宝成里，烟土来源于波斯、印度和国内各地。“所定保险费为鸦片价值的百分之十，每箱鸦片价值数千元就得付数百元的保险费。其次，租界为上海帮会上层分子提供了发黑财的环境与条件，他其经济力鼠迅速膨胀起来。这主要是包烟(鸦片)、包赌、包娼、贩卖人口等活动。上海帮会势力勾结租界当局的活动多种多样，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令人惊讶。而最有代表性者要算“三鑫公司”了。“三鑫公司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帮会头子与法租界当局相勾结而开设的专门包运、包销鸦片的公司，它具有保险公

上海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前哨阵地之一，帝国主义在上海设有租界，形成“国中之国”。上海帮会以租界为基地，与租界当局相勾结，成为其政治、经济实力得到大发展的首要因素。

首先，帮会这一黑社会势力在租界内部的种种活动，不仅对租界当局的统治力毫无损害，反而成为帝国主义维持统治的工具。

上海法租界、英租界都任用帮会首领人物为督察长，巡捕房也多用帮会流氓为侦探，这是以“毒”攻“毒”的手法，任用一帮实力较大的流氓头目来压制小流氓的帮派活动。这也正是流氓头领黄金荣得到法租界当局重用的主要原因。

租界当局任命黄金荣为督察长，依靠他指挥黑帮“三十六股党”、“八股党”和他手下的“一百零八将”，侦察、追捕“案犯”，维护租界的“治安”，有效地保护了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黄金荣为首的黑社会势力，也因得到帝国主义的扶植而日益猖獗。这二者的相互利用正是蝇营狗苟，相得益彰。

其次，租界为上海帮会上层分子提供了发黑财的环境与条件，他其经济力鼠迅速膨胀起来。这主要是包烟(鸦片)、包赌、包娼、贩卖人口等活动。

上海帮会势力勾结租界当局的活动多种多样，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令人惊讶。

而最有代表性者要算“三鑫公司”了。“三鑫公司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帮会头子与法租界当局相勾结而开设的专门包运、包销鸦片的公司，它具有保险公司的性质，又具有垄断性公司性质。

它保证法租界当局经营鸦片贸易的绝对安全。公司地点为法租界宝成里，烟土来源于波斯、印度和国内各地。“所定保险费为鸦片价值的百分之十，每箱鸦片价值数千元就得付数百元的保险费。

这些保险费每次按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在帮会大小头日.中朋分。法租界捕房也常派驻武装警卫与公司配合，而租界当局的官员，每日亲临现场巡视。当黑货运到时，“捕房还要增派岗警，加强警戒，断绝附近交通，大宗到货时间多在深夜，每次总在十数卡车以上。”这正是帝国主义和上海帮会势力互相利用的典型事例。

在经营鸦片贸易中，以杜月笙为例，他“每月可以得到六百五十万美元的利润，把其中的十五万美元交给法国政府官员及租界警察”。这些租界当局的官员和上海黑帮之间通过这种“合作”关系，紧密结合起来。行贿与受贿都是明目张胆地进行。

三鑫公司的“保险”效果使鸦片商人的活动“合法”化，“鸦片买卖由秘密转向公开”。公司“收取保险费不但由公司盖上条戳，而且有法捕房开出的收条，并加盖戳记”。公司除收鸦片保险费外，“还巧立名目，收取烟枪捐，于是上海的鸦片烟馆遍地林立，在法租界地区的每条里弄，差不多都有售吸所（俗称“燕子窠”)。

公司“代捕房收取烟枪执照费”，每支烟枪收执照费每月儿角钱，后来涨至几块钱。当时每一烟馆有十几支乃至几十支烟枪，仅法租界即有烟馆一、二万家之多，“每月收入就有几十万元。”

“三大亨”包销鸦片不限于法租界，英租界捕房督察长陆连奎是杜月笙的门徒，英租界同样是他们的天下，他们有时派门徒携带手枪在英租界内和国民党特务对抗，例如特务把吗啡大王陈坤元扣捕，准备不通过英租界巡捕房押回司令部时，却被杜月笙派遣的流氓打手持枪将陈抢走，这些都说明了，上海帮会依靠租界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将鸦片贸易变成了·“合法”活动，有恃无恐，胆大妄为。

上海帮会首领勾结租界当局，设立各种赌场，当时最著名的赌场是福熙路(今延安中路)一-八一号、西藏南路褚家桥申吉里及浙江路东新桥宝裕里。其中福熙路一八一号规模最大，占地六十余亩，“由杜门的大将顾嘉棠‘抱台脚'，江肇铭等充当管事”。为了吸引赌徒，内设西餐、中菜、点心，香烟、鸦片、水果和中西名酒。应有尽有，一-律免费供应。内部还设现成当铺，现钱输光，可当场将所带贵重物品典当。帮会首领们从包赌的巨额收入中“每月给法捕房及会审公堂的职员以特殊津贴四十至五百元不等”，按级别而定。

上海帮会流氓还以租界为基地，建立扒窃组织。1934年春，“上海公共租界捕房在一居民家搜出一张名单，与扒窃者有牵连而每日接受津贴的捕房刑事科人员，公共租界有六十五人，法租界有二十七人”。英、法两租界的帮会头目“陆连奄、刘绍奎、金九龄、吕竹林、翁老四等都与该组织有关，“是租界上华籍探日、探长放的‘笼’。该组织有五百余成员，分粗窃、细窃二种”。细窃为特等扒手，七岁起就开始受训，分男女两组，其中的超级能手称“小少爷”。“小少爷”常被派往各大城市领导扒窃活动。

内部组织“纪律”森严，凡内部成员，违反规定者，轻者受罚，重者遭杀害。该扒窃组织供奉《水浒传》中的鼓上蚤时迁为祖师爷，“名师”“高徒”代代相传。

以上所述，上海帮会以租界为基地，与租界当局相勾结所进行的种种罪恶活动，并非自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时期才开始的，而是具有长远的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