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工业大学土木系在哪里（缅怀西北工学院）
西北工业大学土木系在哪里（缅怀西北工学院）古路坝西工校园图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李书田依然乐观，每晨秉烛读一篇古文，每晚又秉烛读一篇英文。一批著名的教授，如赖琏（院长）、潘承孝（机械系主任）、张伯声、刘锡瑛（电机系主任）、张清涟（总务长）、张国藩（航空系主任）、金宝祯（土木系主任）、任殿元（矿冶系主任）、刘德润（水利系主任）、周宗莲、张汉文（纺织系主任）、魏寿昆等在此坚持教学，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学生不忘国耻，刻苦学习，夜间各处煤油灯和烛光闪烁，遂成“古路灯火”一景。为使来自沦陷区的青年完成学业，教育部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专科以上学校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接济者，可向政府申请贷金。贷金依据当地生活费用及实际需要决定，每月八元或十元。学生毕业后，再将服务所得交还国家，其偿还期不能超过战事终了三年以后。于是，“贷金”成了抗战时期后方大学生享受免费食宿的专用名词。许多学生就是靠此维持生活，完
西工：古路坝艰难办学
古路坝校园：1944
西北工学院筹建之初，教育部批准设土木工程、矿冶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纺织工程6系，后在筹备中又呈报教育部增设水利工程系、航空工程系。筹备期间到校学生773人。
古路坝办学之初，教授们多住简陋的校舍或租住在当地农民家中；学生则住在竹片泥巴墙的草屋里，睡双层大铺，夜间透过瓦片间隙可见星月，遇到下雨时，师生们上课、吃饭、甚至睡觉都得撑着雨伞。
为使来自沦陷区的青年完成学业，教育部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专科以上学校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接济者，可向政府申请贷金。贷金依据当地生活费用及实际需要决定，每月八元或十元。学生毕业后，再将服务所得交还国家，其偿还期不能超过战事终了三年以后。于是，“贷金”成了抗战时期后方大学生享受免费食宿的专用名词。许多学生就是靠此维持生活，完成学业的。
当时，各学校的同学都是自己组织管理伙食，轮流值勤帮厨采买。头两年，由于物价尚未上涨，温饱大多不成问题，学校的伙食还算可以。到了1940年初，物价比战前上涨了二倍多，师生的生活更苦了。学校食堂通常只有渗水发霉的黑米和见不到油盐的白水煮青菜。每天只吃两顿饭，吃饭时经常是八个人围着一小盆白菜汤，菜里很少见到油星，尝到肉渣。不少学生被迫休学，有的时断时续，甚至读了六、七年才毕业。
学生上课缺少笔、纸和课本、就用变色铅笔芯泡成“紫墨水”记笔记。常常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共用一本教材或课本。晚上靠点油灯或土蜡烛照明读书。
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李书田依然乐观，每晨秉烛读一篇古文，每晚又秉烛读一篇英文。一批著名的教授，如赖琏（院长）、潘承孝（机械系主任）、张伯声、刘锡瑛（电机系主任）、张清涟（总务长）、张国藩（航空系主任）、金宝祯（土木系主任）、任殿元（矿冶系主任）、刘德润（水利系主任）、周宗莲、张汉文（纺织系主任）、魏寿昆等在此坚持教学，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学生不忘国耻，刻苦学习，夜间各处煤油灯和烛光闪烁，遂成“古路灯火”一景。
古路坝西工校园图
教师的生活似比学生稍好一些，但也非常困难。教授到助教的薪俸由440元到60元不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还要按教育部“抗战期间薪俸七折”的规定发放。少数从东北华北一带流亡的教师，多数拖家带口，生活负担更重。有人要兼做会计、中小学和家庭教师维持生活。
矿冶系四个年级只有三位教师和两位助教。系主任魏寿昆竟一人承担着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多门基础课和专业课程。谈及当年，魏寿昆院士说：
我是第一批随北洋教师告别老母离开天津的。在法租界乘轮船到青岛，换胶济铁路抵济南，换津浦铁路抵徐州，再换陇海铁路西达西安。夫人杨英梅是第三批与北洋师生同程奔赴西安的。在西安筹备上课不足三个月，潼关失守，又奉命南迁，先乘陇梅路至宝鸡，再换乘敞棚长途汽车，越秦岭、凤岭，沿公路抵南郑，东转到城固上课，其中约有三个月我和其他教授率矿冶系三、四年级学生调查陕南金矿，夫人则和地质教授张伯声的老母居住在南郑。1938年暑假，教育部指令西北联合大学改组解散，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等校。西北工学院由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及焦作工学院四校组成，分别在城固古路坝、龙头寺、七星寺上课。1939年1月14日 我的长女文莹就诞生在城固古路坝。
西工校园
由于原先各校办学质量参差不齐，加之缺乏领导核心，西工办学过程中确实出了问题——这就是所谓的“驱李事件”。
“他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蒋梦麟在1939年4月21日致胡适的信里评论说：“西北联大彼此闹意见，闹得一塌糊涂。西南联大，彼此客客气气，但是因为客气，不免有‘纲纪废弛’的坏结果。互让是美德，但是过了度，就会变成互弃职守。这界限是很难划。我是不怕负责任的，但是见了西北的互争之弊，就忍受下去了。”
按照蒋梦麟的观点，西北联合大学的纷争是因为大家彼此“不客气”。
事实的确如此。西北工学院成立不久，校内流传着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例如传说焦作工学院的教师有抽大烟的，有加入青红帮的；东北工学院的教师年轻，没有教学经验；北洋工学院教师学术水平高，北洋学生程度高。
北洋大学时的李书田
身为筹委会负责人的李书田，早年毕业于西化教育之北洋大学，后考取官费留美，毕业后回国30岁就任唐山工学院院长（1930年），后又执掌北洋工学院（1932年）。对教师，他只重教学水准；对学生，他只认学习成绩。办事多少有点独断专行的味道。他不与筹委会商量，并且不自觉地流露出轻视焦工、东工的师生言辞。加之北洋学生也有自高自大的表现，影响了团结。这样逐渐形成了三校师生与北洋对立的局面。
有人曾善意地提醒过李书田，但他不听，遂使对立的情绪与日俱增。
矛盾的爆发，是李书田未与筹委会其他成员充分商量就决定拿出北洋的“家法”：凡考试两门功课未及格者必须留级。其他三校的学生反对，北洋学生则表示赞成。
多年后，香港大学著名教授陈之藩（当年西工学生）对此事件作过调侃——
李书田做西北工学院的校长，很有意思。他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章程的。当时他提出，四校合并可以，但是要考试。按照考试结果评定教授资格。结果考完试之后，其他三个学校的教授都变成了副教授，副教授都成了讲师，讲师则成了助教。北洋的呢，北洋确实也是考得好，都维持原来的级别。结果被贬的人们都商量怎么对付他，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只好把他打出去。到了夜里，每人到厨房拿了一根柴火，大家到了李书田的宿舍，乱叫:“李书田，你出来！”
李书田一出来，大家上去一阵乱打。就这么着，把李书田打跑了。
史实是：1939年元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办公大楼院内突然人声鼎沸，乱作一团。斯时，北洋的学生尚未起床，爬起来一看，院内密密麻麻挤满北平院学生，有的手拿傢伙。北洋学生本来对教育部拆散西北联大，取消历史悠久的北洋工学院已非常不满，此次他校师生又来捣乱，想轰走李书田院长，一个个气愤不己，也纷纷随处操起棍捧欲与之对抗。学生冲突起来时，恰好李书田不在。北洋教师潘承孝听说后与周泽书(潘与他均多西工教务委员会委员)商量后，急急去现场劝阻。
西工毕业证
潘承孝去平大学生一边，周去北洋学生一边，劝他们回宿舍。正在劝导的时候，东北工学院的学生结队进入现场，一时砖石齐飞。北洋学生人数少、力量弱，在潘周带领下急忙退出，避免了一次械斗惨剧发生。李书田回来后勃然大怒。当晚，将北洋全部学生迁到离西工院部约四里远的左家湾居住，自己也迁到左家湾办公。同时下令全院停课，开除三名学生代表。
这样就激起了一场大风潮。从大局出发，北洋老教授刘锡瑛和潘承孝，都劝李书田息怒。但他坚持开除学生代表，学生不同意，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尔后，便发生了陈之藩描述的一幕。
“风萧萧兮易水塞，壮土一去不复还”。1939年3月，李书田率领北洋学生南下，扬言在四川成立北洋工学院，但北洋教师随去者很少。一行人南下到四川广元，教育部令地方断其水陆交通，阻止前进。不久又令赖琏与曾养甫(交通部长）来广元“谈判”，劝导学生回陕南上课。
李书田强烈要求复校北洋工学院。否则，坚决不回陕西。二人与学生协商数天，提出回陕两个条件，学生即返城固：第一，1938年北洋工学院毕业班学生不发西工文凭，仍发北洋工学院文凭；第二，回城固上课，但不去古路坝西工院部上课。曾养甫接受北洋学生回陕条件，北洋学生回到了城固，果然在七星寺上课，果然发的是北洋文凭。事实上，从1938年8月以后，原北洋工学院教师虽大部分留在西工任教，但在古路坝，已没有北洋的学生了。
李书田执意不返陕南。在四川广元成立北洋工学院的愿望落空后，他决心南下去新建的西康省，愿追随李书田的部分北洋教师，毅然出发，创为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现西昌学院）。尔后，又赴贵阳创办贵州农工学院（现贵州大学）。1944年5月，李调任黄河水利委副委员长，又发动校友筹办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1946年，他又毅然携西京学子艰难赴津，为北洋大学复名奔走呼号，再次出任工学院院长。
前些年，我曾为天津大学（前生为北洋）写过《李书田传》，对其人品十分崇敬：这个人，为教育而生，离开了办学便不可活。这个人，为办学而忙，忙得有目的和标准，用他自己的话讲，是“重质不重量”。严格地说，李书书在古路坝主持西工，是被他自己“重质不重量”的理念给逼走的。
李书田在古路坝留下大遗憾，实乃历史遗憾，也是西工之大不幸！
西工之继任者，一直坚持办学，自然是居功至伟。殊不知“驱李事件”后的师生们，对于当年这位严师，几人曾在内心作过些许检讨或发表过些许回忆文字？
李书田出走后的西工毕业证
行文至此，我向大家透露一组数据：1937—1946年之间，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共有505名教授、1489名教职工队伍，培养毕业生9257名。教师中有徐诵明、李蒸、李书田、胡庶华、汪奠基、黎锦熙、马师儒、许寿裳、曹靖华、罗根泽、陆懋德、黄文弼、罗章龙、袁敦礼、虞宏正、张伯声、林镕、沈志远、汪堃仁、魏寿昆、盛彤笙、刘及辰、曾炯、傅种孙、张贻惠、黄国璋、李仪祉、高明等一大批著名学者。许寿裳曾写过这祥一首诗：“漂泊生涯亦自耽，忽从西北到西南。长安城固名何好，都是匆匆暂住骖”。
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培养出师昌绪、赵洪章、叶培大、傅恒志、史绍熙、吴自良、高景德、张沛霖、李振岐、涂治、侯光炯、于天仁、王光远、甘宇平等一大批杰出人才。试举几例：
师昌绪，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中国高温合金开拓者之一，2010年荣获国家科技奖；赵洪璋，1940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后培育出我国小麦推广面积第一的“碧玛一号”，毛泽东多次接见时赞誉其“挽救了新中国”；叶培大，1938年毕业于西工(发北洋工学院文凭)，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被尊为“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奠基人”；傅恒志，1950年毕业于西北，材料及冶金学著名专家、西北工业大学校长，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史绍熙，1939年以全班第一名成绩毕业于西工，中国高校内燃机专业的创建者与科研开拓者，中国燃烧科学技术首席科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求学于西工的甘宇平，系为数不多的工科从政干才，曾任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副市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
师昌绪院士手迹
2013年1月18日，94岁的师昌绪仍对母样西北工学院耿耿于怀，亲笔写下这样的文字一一“古路坝：抗战烽火中的教育圣地”。
哦，出大师的“圣地”被糟踏成这样，情何以堪? 我很郁闷地口占一首诗，权当本文之结尾吧：
当年办学难，而今孤碑叹。
西北联大史，几人仰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