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现实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彼得）

最现实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彼得）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这一时期，汉德克经历了人生中短暂而近乎绝望的生存与写作危机，陷入了为“生存下去！”而苦苦思索的迷惘中，沉浮在再也无法写作和“再也没有资格言说”的恐惧中。《缓慢的归乡》四部曲（《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正是汉德克这段心灵煎熬和渴望变化时期的产物，也标志着他的创作风格的转变。四部曲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无欲的悲歌》以巧妙的叙事结构和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表现了母亲生与死的故事，其中蕴含着一种启人深思的愿望、一种值得向往的生存、一

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上7点，瑞典学院公布了2018、201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奥地利剧作家彼得·汉德克。

彼得·汉德克

汉德克的九部作品由文景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本，分别是《骂观众》《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无欲的悲歌》《左撇子女人》《缓慢的归乡》《去往第九王国》《形同陌路的时刻》《试论疲倦》《痛苦的中国人》。据悉，2016年，汉德克曾到访中国，在上海北京及乌镇均举办过活动。

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彼得·汉德克以其独具风格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更确立了令人仰慕的地位。从1966 年成名开始，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因此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霍普特曼奖”（1967 年）、“毕希纳奖”（1973 年）、“海涅奖”（2007 年）、“托马斯·曼奖”（2008 年）、“卡夫卡奖”（2009 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 年）等。

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孩童时代随父母在柏林的经历以及青年时期在克恩滕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放弃法律专事文学创作。1966 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全剧没有传统戏剧的故事情节和场次，没有戏剧性的人物、事件和对话，只有四个无名无姓的说话者在没有布景和幕布的舞台上近乎歇斯底里地“谩骂”观众，从头到尾演示着对传统戏剧的否定：“这不是戏剧。这里不会重复已经发生的情节。这里只有一个接着一个的现在……这里的时间是你们的时间。这里的时间空间是你们的时间空间。”

文学对汉德克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作品《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无欲的悲歌》（1972）、《短信长别》（1972）、《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左撇子女人》（1976）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

汉德克创作《无欲的悲歌》的契机是母亲于1971 年底自杀；母亲被异化的人生也成为他文学创作挥之不去的阴影。小说叙述是以一位51 岁家庭妇女自杀的报纸报道开始的。叙述者“我”立刻要义不容辞地写一篇与这个无名无姓的消息针锋相对的文章，撰写自己母亲那“简单而明了的”故事。在对这个女人命运的回忆中，她那受制于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的生存轨迹自然而然地展现在读者眼前。母亲钟爱文学，因为文学给她带来一种解脱，至少使她有能力来“谈论自己”，感受自己。然而母亲最终依然无法逃脱社会角色和语言模式对自我生存的毁灭，于是自杀成为她无可选择的必然归宿。这就是一个女人受制于外在现实的生存之路：“个人的命运，即便它真的什么时候作为某种独有的东西有过发展，彻底被非人化了，连做梦的余地都没有了，并且泯灭在宗教、习俗和美好道德的礼仪中，因此，个性中几乎连一点人性的东西都不存在了。”

《无欲的悲歌》以巧妙的叙事结构和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表现了母亲生与死的故事，其中蕴含着一种启人深思的愿望、一种值得向往的生存、一种无声质问社会暴力的叙述之声。汉德克后来把这种愿望具体形象地寄托在另一部以女性为中心的小说《左撇子女人》中。作为德语文坛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无欲的悲歌》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这一时期，汉德克经历了人生中短暂而近乎绝望的生存与写作危机，陷入了为“生存下去！”而苦苦思索的迷惘中，沉浮在再也无法写作和“再也没有资格言说”的恐惧中。《缓慢的归乡》四部曲（《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正是汉德克这段心灵煎熬和渴望变化时期的产物，也标志着他的创作风格的转变。四部曲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

从1980年代开始，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重现》（1986）、《一个作家的下午》（1987）、《试论疲倦》（1989）、《试论成功的日子》（1990）等。但汉德克不是一个陶醉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当代文学困惑的自然表现：世界的无所适从、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汉德克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反思。

进入90年代后，汉德克定居在巴黎附近的乡村里。从这个时期起，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动荡、南斯拉夫战争也把这位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从《去往第九王国》（1991）开始，汉德克的作品（《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我在无人湾的岁月》，1994；《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图像消失》，2002；《迷路者的踪迹》，2007 等）中到处都潜藏着战争的现实、人性的灾难。1996年，汉德克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汉德克对此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999 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

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 年3 月18 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的海涅奖奖金。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汉德克无视这一切，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因此而成为“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