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突然喜欢打哈欠（看到别人打哈欠）

为什么突然喜欢打哈欠（看到别人打哈欠）从脑区来看，传染性哈欠所涉及脑区与研究公认参与共情的脑区有所重叠，如右额下回后部（Arnott et al. 2009）等。再如镜像神经元（Cooper et al. 2012; Haker et al. 2013）在共情和传染性哈欠中都发挥着作用。不仅如此，两者在发展特点上又有所重合。比如，传染性哈欠发展较晚且随后减弱的发展趋势和共情的发展趋势类似（Maylor et al. 2002）。这些研究结果提示传染性哈欠和共情加工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Massen和Gallup（2017）总结道，传染性哈欠的出现和程度并不能反映个体的共情能力。有研究者发现，使用不同调查问卷对同一被试共情能力进行测量，得到的共情结构并不相同，无法让研究者有效探究传染性哈欠和共情之间的关系（Massen & Gallup 2017）。那什么是共情呢？生活中你会观察到有的人尤其善解人意，理解你的想法

撰文丨N（天津师范大学 基础心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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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总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比如，你在家里正看着书，突然困意袭来，你不禁张开了大嘴，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哇！顿时清醒了不少；或是在阳光明媚的午后，你和朋友去咖啡厅闲聊，对面好友的哈欠让你不由自主紧随其后“效仿”。虽然都是打哈欠，但这两种哈欠不尽相同，前者是不受意识控制的即时性哈欠（spontaneous yawning），而后者描述的是传染性哈欠（contagious yawning）。

即时性哈欠代表个体当下处于一种厌倦、疲劳的状态，这时人们打哈欠在于放松，维持血液中的血氧含量在正常范围等；而传染性哈欠指的是感受到（听到、看到或者想象）他人打哈欠时，也会诱发自己打哈欠。传染性哈欠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质，和个体困倦与否的状态相关不大。从时间上来看，即时性哈欠最早出现在胎儿时期，在婴儿时期普遍存在。而传染性哈欠直到童年早期才出现，且少年时期的传染性哈欠比成年时期出现得少（Massen & Gallup 2017）。打哈欠的传染性质会随着人们的长大成熟而发生变化，或许是与社会性发展，如个性的特质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为什么会有传染性哈欠，也许是因为人会不由自主地模仿他人，显示出对社会的顺从，但是目前这个假设仍缺乏实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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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人更容易被传染打哈欠呢？在心理学家的眼中，人的行为与自身个性特点息息相关。打哈欠会传染，而这种被传染程度的高低也许是一种社会能力的体现。与不容易被传染的人相比，那些容易被传染的人其个性有着怎样的独特性呢？有心理学家指出，区分人们传染性哈欠易感性高低水平的其一特质是共情（Provin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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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什么是共情呢？生活中你会观察到有的人尤其善解人意，理解你的想法和情绪，而你则会感觉到他（她）特别懂你，这类人在心理学上的分类就是高共情者。然而共情在心理学领域其实是一个难以定义的复杂概念。例如，Davis在其人际反应指数（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问卷中将共情分为观点采择（perspective-taking）、幻想（fantasy）、共情关注（empathy concern）、个人苦恼（personal distress）四个部分。其中观点采择是指个体自发地采取他人视角看待问题；幻想是指个体想象自己转换成书籍、电影或小说中人物并感受其感受和行动的倾向性；共情关注说的是个体对他人不幸经历的同情和关心；个人苦恼是人际交往情况下而产生的焦虑和紧张等指向自我的负面情绪（Davis et al. 1983）。Gladstein于1983年提出了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的概念，认为认知共情即在认知上同意他人的观点，采用他人的视角看待问题；而情绪共情是指对他人情绪情感的理解与体验。

从脑区来看，传染性哈欠所涉及脑区与研究公认参与共情的脑区有所重叠，如右额下回后部（Arnott et al. 2009）等。再如镜像神经元（Cooper et al. 2012; Haker et al. 2013）在共情和传染性哈欠中都发挥着作用。不仅如此，两者在发展特点上又有所重合。比如，传染性哈欠发展较晚且随后减弱的发展趋势和共情的发展趋势类似（Maylor et al. 2002）。这些研究结果提示传染性哈欠和共情加工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Massen和Gallup（2017）总结道，传染性哈欠的出现和程度并不能反映个体的共情能力。有研究者发现，使用不同调查问卷对同一被试共情能力进行测量，得到的共情结构并不相同，无法让研究者有效探究传染性哈欠和共情之间的关系（Massen & Gallup 2017）。

那么，传染性打哈欠和共情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近期，有研究者为两者之间有相关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该研究共由两个组成，实验一中让被试观看他人打哈欠的视频，同时记录被试在研究过程中的打哈欠情况（是否打哈欠，打哈欠的次数，何时打哈欠）。之后再填写IRI问卷（前文所述用来评价共情能力的问卷）。多元OLS回归分析发现被传染打哈欠越多的被试其IRI问卷得分更高。在此基础上，实验二另外设置变量，将被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均向被试播放时长6分钟的视频。实验组视频先呈现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人抚摸自己的面孔和头发，时长1.5min；随后依次呈现多个笑脸，时长1.5 min；最后呈现3min打哈欠的视频。其中，展现抚摸自己的面孔和头发以及笑着面孔的画面是为了防止被试猜测该实验的研究目的。而对照组视频则是先呈现人轻挠自己的面部，时长2min；接着呈现4min大笑但未打哈欠的视频。研究二结果发现，打哈欠的实验组有22%的人打了哈欠，而对照组的被试只有3.3%的被试被判定为打了哈欠。这一结果说明了，实验组视频之下的被试其打哈欠确实是被传染的。更重要的是，实验前两组被试整体上IRI得分并没有显著差异，说明两组被试的共情能力大体没有差异。此外，相比没有被传染打哈欠的被试，被传染打哈欠的人其IRI问卷得分也较高。这说明了传染性哈欠和共情相关（Mader & Winter 2018）。

关于传染性哈欠和共情的未来研究，Massen和Gallup（2017）指出应进一步探究共情或其组成部分（比如，认知共情、情绪共情等）和传染性哈欠之间的相关关系或者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此外，由于孤独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的社交障碍严重影响其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且其发病机制尚不清晰。所以，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应仅仅局限于普通人群，还应增加对孤独症这类特定人群的相关研究。比如，探究传染性哈欠是否可当作这类特定人群共情加工的行为测量指标？

注：TD代表正常发展的孩子，ASD代表孤独症孩子。黑色柱形图代表打哈欠条件，白色柱形图代表张嘴的控制条件。正常孩子被传染打哈欠的次数高于孤独症孩子。Senju et al. (2007)

若传染性哈欠可当作ASD患者共情加工的行为测量指标，则可推测ASD患者共情能力越差，其受传染性哈欠感染的可能性就越小（Giganti & Esposito Ziello 2009; Helt et al. 2010; Senju et al. 2007）。例如，2007年，伦敦大学的Senju等人对24个孤独症孩子和25个正常孩子观看打哈欠视频后的反应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25个正常的孩子在看完视频后更容易打哈欠，而患有孤独症的儿童却在看视频前后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而且，看完打哈欠视频后，正常儿童打哈欠的次数明显高于孤独症儿童打哈欠的次数。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传染性哈欠与共情能力相关。就好像是看见别人摔了一跤，共情能力高的人会情不自禁地“哎哟”一声，表示感同身受。所以，在沟通和社交上能力不足的人，很可能不太受到哈欠的传染。但是，也有研究认为，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孤独症儿童特殊的面部加工方式。比如，Senju等人（2009）的一项研究中，当指导语为要求被试注视面孔中的眼睛时，观看打哈欠刺激之后，正常儿童和孤独症儿童被传染打哈欠的次数相当。

注：TD代表正常发展的孩子，ASD代表孤独症孩子。黑色柱形图代表打哈欠条件，白色柱形图代表张嘴的控制条件。正常孩子被传染打哈欠的次数和孤独症孩子的无明显差异。Senju et al. (2009)

同时，除了研究传染性哈欠的机制和发展特点问题，心理学家们也更多地集中研究其潜在功能的解释（如群体警觉等）（Gallup & Gallup 2007; Miller et al. 2012）。集体警觉可以反映出人对社会群体的警惕性，用模仿他人的行为去避免自己的格格不入，所有的亲社会行为都可以解释为人的自然察觉和适应集体的行为。此外，在技术上可借助眼动和脑电技术来探究其内在心理加工过程及脑机制，以及采用超扫描（hyperscanning）等技术来研究现实场景下传染性哈欠的脑际同步问题。来自脑际同步的证据不仅有助于从自然情境的角度来揭示传染性哈欠与共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人类行为学和脑神经科学之间学术的交叉与碰撞，也会为国民心理建设提供更多的切入点。想必你也很想知道被他人（比如，朋友、恋人、陌生人等）传染打哈欠时，自己大脑实时的动态反应特点吧？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此类好玩接地气的心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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