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苏曼殊诗句（情僧苏曼殊最著名七绝是哪首）

描写苏曼殊诗句（情僧苏曼殊最著名七绝是哪首）“尺八箫”的含义在此是相对明晰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诗人为什么把“春雨楼头”作为吹箫之所。从这第一句中我们至少可以有四种解释。第一，将“春雨”、“楼头”看成“尺八箫”所吹奏的两个曲名（参见苏曼殊《燕子龛随笔》、柳无忌《亦诗亦画话曼殊》）。这种坐实的理解明显停留在语义表层，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作者的原注。第二，将“春雨楼头”与“尺八箫”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我们不妨将“春雨楼头”理解为诗人所追慕的梦幻之境，“尺八箫”则代表一种破坏梦幻的现实因素。诗人独倚楼头，观赏春雨，迷蒙之中正可领略一番如梦如幻的雅趣。蓦然，一阵箫声传来：这箫声，阴深幽凄，似哭诉着人世的万重哀怨，将诗人一下由梦幻拽回现实，悲慨不能自已。第三，若作为一种叙述性的理解，“春雨”、“楼头”就是两个省略了介词的介词性词组。就是说，在春雨潇潇的季令，在烟气氤氲的楼头，诗人吹着尺八箫，抒发一腔郁结。他的诗作现存约百首，多数为七绝，内容多是感怀

苏曼殊（1884～1918年），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法名博经，法号曼殊，笔名印禅、苏湜。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

1903年苏曼殊早年留学日本，并利用假期到泰国、斯里兰卡等国游历。在日本期间，参加过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组织革命团体，倾向于民主革命。学成后回国，任上海《国民日报》的翻译，不久即于惠州出家为僧。

1907年赴日组织亚洲和亲会，公然反抗帝国主义，后与鲁迅等人合办杂志《新生》，但未成功，此后远赴爪哇。辛亥革命后归国，对现实悲观失望。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在上海病逝，年仅34岁。

苏曼殊一生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可谓多才多艺，在诗歌、小说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成就，后人将其著作编成《曼殊全集》（共5卷）。作为革新派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苏曼殊曾在《民报》，《新青年》等刊物上投稿，他的诗风“清艳明秀”，别具一格，在当时影响甚大。

他的诗作现存约百首，多数为七绝，内容多是感怀之作，这种倾向在辛亥革命后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艺术上他受李商隐的影响，诗风幽怨凄恻，弥漫着自伤身世的无奈与感叹，《东居杂诗》、《何处》等皆是这类诗的代表。

苏曼殊的诗，向来以幽怨绵渺、空灵旷逸的独异风格卓立近代文坛，《春雨》一诗即为苏诗中的精品。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于右任在《独树斋笔记》中说，这无疑是一首“在灵明境中，尤入神化”的好诗。其中的意象不确指性和作者有意留下的“意义空白”，都具有无限开放的可能性，足以经得起“反复审查”。

全诗共四句，下面我们来逐句欣赏：
“春雨楼头尺八箫”。首句将三个名词并置，不用任何联接词，将各个词组按格律诗体的特定节奏、音步集结起来，形成人们所常说的“意象迭加”。

从“春雨”、“楼头”、“尺八箫”这三个意象本身看，都具有一种迷濛飘忽、阴深凄惘的古旧情调，这与诗人当时的心境颇为契合。就审美效果而论，这种意象迭加可以通过语言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强化诗意。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曾经说过：“审美意象，我所指的是由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种形象显现，在这种形象里面，可以使人想起很多思想，然而又没有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与之完全适应。”从审美接受的角度看，意象是作用于人们的感情接受机制而不是作用于人们的理智的。

因此，隽智的诗人往往不愿在诗中作为全知全能的存在，对生活作主观的图解和阐析，只是宽泛地给读者以某种情绪感受，把作品的语义模糊性、内涵包容性以及作品自身所未完成的开放式，一并交付给欣赏者。

从这第一句中我们至少可以有四种解释。

第一，将“春雨”、“楼头”看成“尺八箫”所吹奏的两个曲名（参见苏曼殊《燕子龛随笔》、柳无忌《亦诗亦画话曼殊》）。这种坐实的理解明显停留在语义表层，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作者的原注。

第二，将“春雨楼头”与“尺八箫”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我们不妨将“春雨楼头”理解为诗人所追慕的梦幻之境，“尺八箫”则代表一种破坏梦幻的现实因素。诗人独倚楼头，观赏春雨，迷蒙之中正可领略一番如梦如幻的雅趣。蓦然，一阵箫声传来：这箫声，阴深幽凄，似哭诉着人世的万重哀怨，将诗人一下由梦幻拽回现实，悲慨不能自已。

第三，若作为一种叙述性的理解，“春雨”、“楼头”就是两个省略了介词的介词性词组。就是说，在春雨潇潇的季令，在烟气氤氲的楼头，诗人吹着尺八箫，抒发一腔郁结。

“尺八箫”的含义在此是相对明晰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诗人为什么把“春雨楼头”作为吹箫之所。

这应从中国文人对春秋两季特别偏重的那种强烈的时间意识和抒情传统中寻求解释。苏曼殊选择“春雨楼头”绝非偶然，但春雨并未唤起诗人通常有的惜春之情：他当时的心境与“春雨”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反差。昭苏万物的春雨越是扬扬洒洒，饶有幻趣，诗人内在的悲哀就越是深沉。

第四，将“春雨”、“楼头”、“尺八箫”看作诗人主观情绪的对应物。
西方持对应论观点的现代派诗人，都极力反对对自然的客观描摹和直接抒写抽象理念，提倡自然与人在象征意义上的交流与默契，强调联想、暗示的表现方法，这在艺术上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以《春雨》诗而论，诗人在写这首诗前，一定有了一种深刻复杂的感情积孕在胸又苦于难以表现。于是，诗人移情于物，提炼出“春雨”等三个最能传达内在情绪的对应物。

当然，对于《春雨》之首句还能有更多的理解。之所以举出以上四个意义系统，意在说明意象本身的包容性和不确指性，具有拓宽诗的美学想象空间的重要功能。它能够使诗因多义性而变得朦胧，从而在实质上丰富诗的内蕴，深化诗的意境。

第二句，“何时归看浙江潮”。句中的“浙江潮”，具有雄奇壮阔的性质，与首句中的三个意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反差；这种反差，暗示出一种渴望归宿和入世的情绪。

乍看上去，苏曼殊一派仙风佛骨，超然无累，沉醉在梵呗萦绕的禅境之中。其实，勉作达观终未达，空言解脱何曾脱。经世致用，建功立业，毕竟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诗人的人生理想。不论“过渡时代”给苏曼殊的思想打上多么矛盾的印记，他始终未能泯灭对理想的那份认真和执着。

尽管理想受了现实的阻碍，常常滞存在他的潜意识层次中。“何时”二字，便透示出诗人意识与潜意识交锋后，所产生的一种无能为力的悲怆。

第三句，“芒鞋破钵无人识”。至此，诗人才交代出自己的和尚身份。至于何以皈依莲座，诗中并未明言。我们只有把苏曼殊作为一个不幸的天才，才能深入理解“芒鞋破钵无人识”这句诗所蕴含的万斛真情。

苏曼殊曾自称为“行云流水一孤僧”，这其中固然不乏飘逸、超脱和孤傲，但只看到这一点，还未曾懂得苏曼殊。这个有着“难言之恸”的短命诗僧，处于一个传统文化结构解体和西方维新思潮冲击的多元文化的时代。凭借着他的天才，苏曼殊敏锐地捕捉到二十世纪的某种信息，具备一种强烈的个性意识和从整体上反传统的超前意识。

但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他又在认识上道德上有所承担。二者的矛盾，已经构成苏曼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痛苦体认，和自我生存于这一传统结构之中而未能与之认同的孤独意识。

他虽感觉到世界在发生变化，却又不知如何适应这个“变化”，彷徨无地，只是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合时宜。这是一种历史困惑和人生困惑互为因果的结局，不但个人无法超脱，同时也很难为世人所理解。“无人识”三字便道出了这个不幸天才的全部悲哀。

从艺术上看，这个转折句拓展了诗的意境，但由于转折的陡然和大跨度跳跃式联想，《春雨》也遭到了一些诗评家的诘难。

如朱大可就认为：“诗有语病。既在楼头吹箫，何以又托钵过桥？且第二句提及‘浙江潮’，三四句不从此着想。衡以诗法，也太疏忽。”

但个人认为，朱大可的批评未免过于拘泥。因为诗人的任务，并不是将吟咏对象纳入理性思维的范畴对其进行逻辑加工。

还有一层因素，曼殊深习内典，对禅宗独有神悟。禅宗那种注重非理性的直觉体验，那种打破时空界线、超越具体经验及对“物我两忘”、“梵我合一”之境的追求，那种讲究机锋，讲究“自然”、“天趣”，讲究凝练空灵、以少胜多的表达方式，对曼殊创作的影响甚为巨大。

在《春雨》中，曼殊往往不为外在的概念和逻辑所缚，也不求助于观念演绎，而是努力营造一种“悟性空间”，化有限为无限，将读者引入希声窈渺、返虚入浑的境界。

“芒鞋破钵无人识”的否定语气，也是我们欣赏时不能忽视的。在世人看来，这个“芒鞋破钵”的孤僧，不过是一看破红尘的方外之人，万缘俱空，了无挂碍。其实，“芒鞋破钵”这一艺术符号，并不仅仅具有人称指代的意义，它所传达的是诗人幻灭的痛苦和悲哀。

这就是说，“芒鞋破钵无人识”不是一种单纯的否定关系，而是在否定中含有强烈的肯定（对“我”的肯定）。诗人所最关注的，不是“不识”，而是“不识”所指向的相反内容——渴求世人的理解。

第四句，“踏过樱花第几桥”。结句似乎是对“无人识”的痛苦的一种缓解。实际上这一结句具有强化全诗抒情效果的多重功能。

首先，它创造了画面的动感：诗人孑然一身，于樱花丛中踽踽独行。这种动感与诗人胸中凝定的哀愁，形成了一种张力。尽管诗人为驱逐心中愁云，一程复一程地走，但哀愁却凝然不去，无法解脱。

其次，结句曲笔技巧的运用，暗示出一种融化到诗人人格中的生活选择，这种选择是以无法选择的结局所表现的。诗人怀着浓重的失落感，但又隐涵着不甘沉沦的擢拔；诗人极力想维持心理平衡，但又不得不在“出”与“入”之间作着两难的选择。

一种寻求归宿感内驱力使诗人不停地“走”，结果只是从迷惘“走”向更深的迷更深的惘，成为中国近代知识者“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普遍心态的象征形式。

从艺术整体的角度看，《春雨》一诗没有云谲波诡的奇喻，没有求险矜异的矛盾修饰。

这首诗避免了“直奔主题”的线型思路，具有在整体上对意象的超越意识。诗人不愿孤立地表现一种题旨或满足于单一的情绪走向，而是着眼于总体情绪的把握。

因此，当我们欣赏《春雨》时，所真正关注的就不仅仅是诗人的“本事”和一己的伤感，而是一种沉甸甸的命运感和时代悲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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