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城刘禹锡讲个什么道理（何弃吾民守汉州）

小君 2023-05-31 02:03:50 186

石头城刘禹锡讲个什么道理（何弃吾民守汉州）不过，朝鲜宣祖二十五年（1592）爆发的壬辰战争给了当局当头一棒。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宣祖国王不无忧虑：“且观贼势所为，凶谋殊常。万一更肆，直上京城，如之何？”彼时浮现在国王脑海中的，便是北汉山城：“且三角山下，有中兴洞，前朝显宗避乱之地，未知其曲折形势。而万一形势极好，则此处近于京都，若修筑山城，积谷其中，定一守将，招集人民，开垦其田，作为保障，他日或遗民避乱，或援兵屯守，遮截钞击，无所不可。”于是命兵曹判书李德馨（1561-1613）前去考察。李德馨奉命踏查后回来报告，指出北汉山山势陡绝、重峦叠嶂，“贼欲围城，其势则难”，并感慨道：“都城近处，有如此形势，而弃置可惜。”只是，由于道路极险，修城一事倍劳人力，而想要动员正处于战火之中的百姓修城谈何容易！幸好，朝鲜在明军的帮助下结束了壬辰战争，而山城修葺一事也不了了之。高丽王朝（918-1392）初期，该地建置改为杨州；高丽文宗国王年间升为

戴琳剑

熟悉韩国历史的读者一定不会对南汉山城感到陌生：它是十七世纪丙子之役（1636）爆发时朝鲜的紧急首都，见证了朝、清两国之间的城下之盟，也因此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不过对于朝鲜时期的统治阶层来说，这座山城所代表的却是一段外敌入侵、君民溃逃的悲惨历史。南汉山城位于首尔东南方向约25公里处，逃至此处基本上意味着首都失守——这对任何一个王朝而言都只能是不幸。所以，丙子之役后的朝鲜当局自然会将目光投到首都的防御工事上，其中重要一环便是本文主角：北汉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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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汉山城和南汉山城的相对位置

山城：军事要塞和避难场所

山城因能巧妙利用山势天险，向来是军事防御的重要屏障。位于我国重庆、被欧洲人誉为“上帝折鞭处”的钓鱼城便是一例。朝鲜半岛约有四分之三的土地属于山地或丘陵地形，主要分布在北部、东部地区，所以山城在韩国尤为常见，其历史也十分悠久。今日所能见到的不少山城，其起源或可追溯至公元前后，北汉山城也是如此。

北汉山（又名汉山、三角山）位于今首尔北部，跨过京畿道西北部的高阳市及首尔北部的道峰区、江北区和城北区。历史上高句丽、新罗、百济三权并存之时，首尔北部已是他们相互争夺的要地，北汉山作为天然要塞自然引来各方觊觎。案《北汉志》，此地本为高句丽北汉山郡，后为百济温祚王取之，并于温祚王十四年（公元前5年）筑城（另《三国史记》中载“百济盖娄王五年（132），筑北汉山城”，此为都城而非山城）；百济近肖古王二十六年（371）自南汉山移都；盖卤王二十一年（475），高句丽长寿王来围，盖卤王出走遇害，城遂废；之后，新罗真兴王十五年（554），至北汉山城“定封疆”；新罗真平王二十五年（603），时高句丽入侵山城，“王亲率兵一万以拒之”；新罗武烈王八年（661），高句丽与靺鞨合军围攻山城。从上述历史看，北汉山城作为都城及外围的防御要塞，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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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汉山远景（因北汉山有“三峰”：白云峰、仁寿峰、万景峰，故又名三角山）

高丽王朝（918-1392）初期，该地建置改为杨州；高丽文宗国王年间升为南京，高丽肃宗国王年间营建宫阙后，山城用于防御和避难的特性再次凸显。为了应对契丹（辽）的入侵，高丽显宗国王年间移安太祖梓宫于香林寺时重筑山城；高丽高宗十九年（1232）在此处与蒙古（元）军展开过激战；高丽禑王十三年（1387），“耆老会议筑汉阳山城”，对山城进行又一轮改建。待朝鲜太祖李成桂定都首尔并改汉城府后，北汉山城就承担起了守护汉阳都城的任务。不过由于朝鲜前期北部边境的外敌威胁有所减弱，平安、咸镜两道足以应付，北汉山城的防御功能逐渐被搁置。

不过，朝鲜宣祖二十五年（1592）爆发的壬辰战争给了当局当头一棒。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宣祖国王不无忧虑：“且观贼势所为，凶谋殊常。万一更肆，直上京城，如之何？”彼时浮现在国王脑海中的，便是北汉山城：“且三角山下，有中兴洞，前朝显宗避乱之地，未知其曲折形势。而万一形势极好，则此处近于京都，若修筑山城，积谷其中，定一守将，招集人民，开垦其田，作为保障，他日或遗民避乱，或援兵屯守，遮截钞击，无所不可。”于是命兵曹判书李德馨（1561-1613）前去考察。李德馨奉命踏查后回来报告，指出北汉山山势陡绝、重峦叠嶂，“贼欲围城，其势则难”，并感慨道：“都城近处，有如此形势，而弃置可惜。”只是，由于道路极险，修城一事倍劳人力，而想要动员正处于战火之中的百姓修城谈何容易！幸好，朝鲜在明军的帮助下结束了壬辰战争，而山城修葺一事也不了了之。

没等朝鲜当局从壬辰战争中彻底喘过气来，各种战乱又接踵而至：朝鲜仁祖二年（1624）爆发了“李适之乱”，仁祖国王弃都城逃往公州；在三年后由清军发动的丁卯之役（1627）以及之后的丙子之役中，仁祖国王又分别逃向了江华岛和南汉山城。在同样被誉为天险的南汉山城里坚持了近两个月后，仁祖国王最终还是出城投降；江华岛也一样被清军攻陷。这些都为日后北汉山城的重修埋下伏笔。

“首都防御论”的兴起

外敌入侵的告一段落并不意味着朝鲜社会长期稳定的开始。丙子之役结束后，朝鲜进入了战后恢复期，从军事制度到税收管理，原有的社会秩序都亟待调整。在此期间，朝鲜分别在十七世纪70年代初和90年代末经历了两场大饥荒，导致民不聊生。气候异常和自然灾害令许多百姓流离失所；这些流民当中，“不念农作之为本业，苟趋目前之升斗之廪，离乡去土，流入京师者，不可胜计。”加上汉阳本来就因税收政策变动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而人口剧增，如果此时再次发生君主因为战乱而弃都的情况，其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彼时汉阳的新兴阶层都希望能守住自己的生命和财富，君主肃宗国王也深知这一点：“况以今日人心，决无离都远去之势，亦将何所仰恃，而何所指向乎？”在这种情况下，围绕首都防御的讨论也变得活跃起来。除去军事制度上的变化以外，另一个重要话题之一便是北汉山城的重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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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汉山城大南门远景

当时“首都防御论”的兴起确有内部政治因素的存在。自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后，十七世纪后期的中朝关系逐渐缓和，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朝鲜对于北部边境安保的压力，首都的防御更多地是要防止内患：朝鲜肃宗国王年间，除了因饥荒造成的社会不安定以外，在饥荒之前发生的数次“换局”（主导政局的派系出现更替的现象）同样暗示了国王强化王权的必要性。王权强化的手段之一自然是赢得民心，而彼时右议政申琓（1646-1707）所提出的“与民共守”则正合王意：“今若思上下相保之道，为与民共守之计，若莫固守京城。”当然，这里的“民”仍是狭义上的汉阳居民，肃宗国王也强调：“况都民是吾赤子，讵不思所以临乱保全之道乎？”借此展现绝不弃都的态度。“与民共守”也成为了“首都防御论”的重要基础。

“首都防御论”兴起的另一个背景便是前文提到的南汉山城和江华岛。朝鲜肃宗二十九年（1703），吏曹判书金构（1649-1704）指出，迄今为止一直被视作退路保障的南汉山城和江华岛已被证明无法完全信赖，眼下需要另外做好其他准备以应对突发战事，而北汉山的地形优势在此尽显：“既与都城相接，且其高峻巉岩处居多。……以地形论之，则千枝万叶，盘回稠叠，虽有临梯楼，无所施力，实为万全不拔之势。缓急可恃，无过于此。”上文中的申琓也点明了北汉山城在战斗中的优势：“北城乃压临都城之地。率大兵坐于俯瞰之地，而炮石可以相及，则彼不得仰攻，我则据北山之势而俯，制其死命。则彼何敢久留？而粮饷尽入于北城，彼亦何食而久留乎？”肃宗国王在分析了江华岛、南汉山城以及另一个备选场所洪福（位于今京畿道中北部的杨州市，为四面环山的盆地地形）的利弊之后，决定重修北汉山城以守卫汉阳。

北汉筑城还是都城修补？

然而，筑城一事遭到部分朝臣的反对，其理由有四：（一）筑城大事当由重臣集体商议，而非一二朝臣可以定夺；（二）江华岛和南汉山城难以直接弃置，且若新筑北汉山城，以当时之兵力难以同时守卫它和汉阳；（三）北汉山城内环境同样险峻，颇有不便之处；（四）正值凶年之际，工役难行，应先解决民生问题。

不过，肃宗国王的筑城意志非常坚定：“兹事，业已反复思量，断然行之，决难挠改。”见此，反对派又搬出清朝来当借口，认为修城工事无法避开往来清使的眼睛，这势必会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丙子之役后，清朝诏谕仁祖国王，其中一条即为“新旧城垣，不许缮筑”。对此，执念如肃宗也只能“沉吟不答”。但是，当反对派趁机继续强调民生救恤是燃眉之急，“兵革之事”姑且无忧时，肃宗国王怒而对曰：“姑无目前之忧者，良可笑也。自古兵革之警，不分丰歉而有之。必欲无饥民，而后方为守备之策，此成说乎？……彼人如有问，吾自当之！”反对派一时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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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汉山城行宫位置图

尽管如此，反对北汉筑城的声音仍不绝于耳。没过多久，司直李寅烨（1656-1710）上疏，重新列举五条筑城之弊，其中的水源问题（北汉山夏旱冬涸，且地质以砂石为主，不利于储水）和风水问题（北城东麓为汉城龙脉，筑城恐将侵伤地脉）恰好击中现实和意识形态的要害，令肃宗国王再度踌躇。尤其是风水问题如鲠在喉，国王为此不惜花费两个月时间来召集地师反复讨论，结果“初，北城之役，剋日将始，争之者甚众，因循寝格，经年未决”。

筑城一事迟迟不见进展，原本持赞成意见的臣子也开始动摇。考虑到当时“国计民力荡然”，这些人转而建议“先筑都城，以其余力徐筑北城”。如此形势下，肃宗国王也不得不妥协：“当初欲筑北城，而论议携贰，至今未定。……今此都城，若善为修筑，则宗社在此，百姓虽为其父母妻子，必尽力死守，且无藉寇之患。以修筑都城定计，可也。”于是，肃宗三十年（1704）春，朝廷在北汉山举行告祭仪式，都城修筑工程就此启动。

遗憾的是，时至夏日，工程因旱灾而中断；加上财政紧张和劳役过大等因素，部分朝臣开始奏请停止修筑，相关论辩又反复上演，工程则一直保持停滞状态，最终只完成了东大门附近一小部分破损城堞的修补作业而已。可以说，由于朝廷内不同派别间的明争暗斗，筑城大计一直无法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而这一过程一直持续了五六年之久。

北汉山城防御体系的建立

朝廷重新讨论北汉筑城计划是在肃宗三十六年（1710），契机则源自海上环境的变化：自康熙皇帝开放海禁（1684）之后，朝鲜海域开始大量出现主体不明的“荒唐船”；十八世纪初，中国沿海地方也常有海贼出没。为此，清廷当时传咨朝鲜，令其“略修武备”。肃宗国王抓住这一良机，认为：“彼于咨文，欲使我防守，则因此机会，修治城池事，措辞移咨好矣。”朝臣也指出，近年来清使往来朝鲜之时，并未对东大门城堞新补之处表现出讶异，足见近来清使或不知前有“不许缮筑”之约。如此一来，北汉筑城的时机趋于成熟，国王也开始推进相关进程。

首先便是派遣数名重臣数番前去实地考察。虽然考察归来的臣子意见不一，但总戎使金重器和司直李宇恒（？-1722）的报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二人指出，反对筑城的理由主要集中在水口低平、内路狭隘、水泉不足等方面，但实际上山中奇峰峭立、峻石巉岩，可以减弱石块或炮丸的攻击强度；山路上有乱石成堆，稍加铲除便可扩出一半都城的面积；至于水源，山中有水井三十余处、溪涧十五处，掘地即可得水，亦不成问题。二人最后总结道，尽管有缺陷，但“诸处山城，皆不能无欠。脱有不幸，则驻驿之所，恐无过于此也”。不少重臣随声附和，催促国王拿定主意。最终，肃宗三十七年（1711）拍板了筑城方案，北汉山城进入重筑阶段。

是年四月，城墙工程率先启动。国王动员了训练都监、禁卫营、御营厅三大都城守卫军营的士兵，以及僧兵、匠人等，在六个月内修建完成了总长11.6千米的城墙。次年五月，行宫修建完毕；两年后又对相对薄弱的山城西边进行加固。此外，粮仓、寺刹、楼观、桥梁等也悉数建成，山城自此形成规模，与汉阳都城遥相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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