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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二十一条国耻后(1915年二十一条国耻后)

1915年二十一条国耻后(1915年二十一条国耻后)如在此期间留学日本的郁达夫即在其代表作《沉沦》中写道:“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郁达夫尔后,在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1919年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期间,中方对日方使用“支那”称呼进行过抗议,但均未获理会。 1915年,留日学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中呼吁国人赶快废弃“支那”这一名词,其中不无愤慨地表示:“此二字不知从何产生,颇觉奇怪。人竟以名吾国而国人恬然受之,以为佳美,毫不为怪。余见之不啻如丧考妣,欲哭无声,而深恨国人之盲从也。

作者:金满楼

辛亥年后,日本政府于1913年正式承认中华民国。

但是,在条约国书之外,日方又密告内阁各大臣和军方首脑,“在帝国政府内部及与第三国之寻常往来公文中,今后一律废除‘清国’之称而以‘支那’代之”。

1913年9月,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奉命拜访日本外相,要求废除“支那共和国”称呼而改称“中华民国”,但后者以已有此种先例为由予以拒绝。

尔后,在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1919年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期间,中方对日方使用“支那”称呼进行过抗议,但均未获理会。

1915年二十一条国耻后(1915年二十一条国耻后)(1)

 1915年,留日学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中呼吁国人赶快废弃“支那”这一名词,其中不无愤慨地表示:

“此二字不知从何产生,颇觉奇怪。人竟以名吾国而国人恬然受之,以为佳美,毫不为怪。余见之不啻如丧考妣,欲哭无声,而深恨国人之盲从也。

郁达夫

如在此期间留学日本的郁达夫即在其代表作《沉沦》中写道:“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

在另一部小说《雪之夜》中,郁达夫又写道:“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龄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同胞,绝对想象不出来的。”

1915年二十一条国耻后(1915年二十一条国耻后)(2)

五四运动时期,随着反日情绪的高涨,“支那”是侮辱性称呼的观点得到普遍的传播。如此前留学日本的王拱璧即在《东游挥汗录》中抨击说:

日人在甲午年后称中国为“支那”,并以此为国民教育,“每逢形容不正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种教育早已灌输其国民之脑海。

迨至今日,虽三尺童子,一见华人,亦出其一种丑态,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

此外,日本不称“中华民国”而称“支那共和国”,是“不以国家视我”;日语中“支那”的读音シナ(音‘西那’),有将死之意,有物件(俗称东西)之义,有着明显的侮辱故意。

1915年二十一条国耻后(1915年二十一条国耻后)(3)

在国人的情绪反弹下,一些日本有识之士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如日本教育家荒川五郎在1922年的某次演说时即表示:

“……我辈日本人平素对彼等(留日学生)之待遇,实多值得遗憾。连宿舍之女佣及商店之伙计,亦持冷骂冷笑态度……”

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此时中日地位的强弱互换。在与日本人的交往中,留日学生内心的“弱者敏感”及对尊重的渴求并不为多数日本人所了解与理解。

相反,他们倒为此感到奇怪:这些新留学生们,到底怎么了?

这就是所谓的强国弱国心态互换所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年后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心态的不断强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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