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被破译的甲骨文表公布了吗（再论甲骨文发现始末）

未被破译的甲骨文表公布了吗（再论甲骨文发现始末）该稿写于1935年12月28日，现为手稿本，从未刊行。文中所记史料来源，乃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甥孙、烟台周汉光（字允溥）口述。王献唐《五灯精舍日记》（1935年12月27日）记曰：“允傅来访，五时半偕至东鲁饭庄晚饭，饭后同访坚叔，九时回家。”[14]次日，王献唐于该日记中作《记甲骨发现始末》，记载了周汉光亲自向王献唐谈及其寓外祖王懿荣家时，亲见刘鹗为王懿荣医病并首先发现从鹤年堂药店购买之甲骨上刻有文字之经过。在现存《王献唐日记》第六种《五灯精舍日记》中，有《记甲骨发现始末》一篇，文曰：“安阳殷墟之甲骨，初时土人得之，多售于药商，为药中龙骨，发现之人皆知为王廉生。日昨，周汉光来访，谈及此事，彼时适在王氏寓中居住，廉生其外祖也。廉生染病卧床，刘铁云深知医药，延之诊视，从鹤年堂药店购归药后，铁云正在王氏室中坐谈，见即取而检视，内有龙骨一味，纸启翻检，忽见残片上刻有文字，歴视数片皆然，惊告廉生，廉生

甲骨文和明清档案、敦煌藏经洞遗书、居延汉简并称中国近代古文献四大发现，但与其他三大发现不同的是，关于甲骨文发现者是谁、何时发现、通过什麽途径发现等基本问题 并没有定于一尊的说法，成为近代学术史的一大公案。目前学术界关于甲骨文发现主要有两种说法形成对峙之势 即由王懿荣在京城吃中药发现说和王襄、孟定生在天津首先发现说的争论[1]。两种说法互不相能 常有激烈争论之举发生。这两种说法中，以王懿荣在京城吃中药发现说最为通行。但关于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始末问题，竟也众说纷纭，主要在于如何发现、在哪个药店发现等经过问题。原王懿荣纪念馆长吕伟达[2]《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始末》一文（以下简称“吕文”）对这些不同说法进行了全面研究，统计了世上各类记载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始末的10馀种说法。然笔者在2009年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王献唐研究》中，发现在近现代山东著名学者王献唐尘封近80年的尚未公开面世尚未出版的《王献唐日记》中，内有《记甲骨发现始末》短文（以下简称“王文”），记载的甲骨文发现始末，与吕文统计的10馀种说法皆不相同。王献唐后将所知告诉好友蒋逸雪，蒋逸雪在1944年《东方杂志》第40卷发表《老残游记考证》记录此事（以下简称“蒋文”），但蒋文与王文又有多点不同，而吕文亦未记载蒋文说法。笔者对甲骨文向无研究，现仅将王文、蒋文作校点整理，并就二文作简单考证，贡献于学界。

王献唐及《王献唐日记》

王献唐先生肖像

王献唐（1896-1960），山东日照人，原名凤琯，改名琯，字献唐，号凤笙，以字行。室名双行精舍、顾黄书寮、那罗延室、三家村人等，青岛礼贤书院文科、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土木工程专业毕业。1929年前，历任《山东日报》与《山东商务日报》编辑、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国文教员、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帮办秘书、京汉铁路局文书科办事员、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总务科总干事。1929年33岁时出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山东金石保存所负责人，至1960年65岁去世长达三十馀年的时间里，先后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山东金石保存所负责人、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兼秘书、国史馆筹备处副总干事兼纂修、山东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等职[3]。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山东金石保存所负责人期间，竭尽心力抢救明清山左乡贤遗著，兼收钟鼎彝器、泉币、玺印、封泥、砖瓦、石刻、书画等文物，辟“罗泉楼”以展览古泉币，建“奎虚书藏”以储书籍文物，复传拓所藏石经、封泥、砖瓦等以广流传。而于图书之分类、刊物之出版、阅览之服务、文物之陈列，尤夜以继日，苦心擘划，并与中研院史语所连袂，对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滕县曹王墓遗址、日照两城镇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或调查。不数年，山东省立图书馆、山东金石保存所成为“北方图书文物之重镇”[4]，学者誉其为山左文脉“一代传人”[5]。抗战爆发，择馆藏精华，载之播迁，辗转万里，历尽艰辛，分藏于曲阜奉祀官府（孔府）、四川乐山大佛寺，山左文脉赖以保存，被誉曰“虽百世而下，必将与日月同光，山河并寿”[6]。抗战胜利后，参与国史馆之筹备、山东古代文物之管理、山东博物馆之筹建，为中国近现代文博事业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1959年，王献唐被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邀为《甲骨文合集》编辑委员会委员[7]。其“一生学术，远绍乾嘉诸儒，近承清末名宿，益之以科学观念，辅之以实地勘查，集目录、版本、校雠、训诂、名家于一身，熔文字、声韵、器物、古史之学为一炉，故其论述，每能条贯源流，阐微发隐，而于乡邦文献及历史之考订，贡献尤多”[8]，著《公孙龙子悬解》、《春秋邾分三国考》、《五灯精舍印话》、《炎黄氏族文化考》、《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国史金石志稿》、《山东古国考》、《双行精舍书跋辑存》、《宵幽古韵考》、《汉书食货志订议》、《王献唐日记》等，总计逾千万字[9]，被著名学者张政烺、夏鼐誉为“山东近三百年来罕见的学者”[10]。王献唐收藏甚富，生前身后，藏品多捐赠国家。1959年，将其个人收藏多年的22片甲骨捐赠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1]，向中国历史博物馆捐赠李自成大顺政权官印“夔州防御使符”铜印[12]。总括其一生，堪称为学术事功俱隆、文章道德并富的国学大师，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与文博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与文博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与守望人，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图书馆界、博物馆界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这期间与之齐名的有：北平图书馆王重民、袁同礼、赵万里、谢国桢，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柳诒征，江苏南京中央图书馆顾实，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刘国钧、李小缘，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杜定友，浙江省立图书馆陈训慈，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易培基等。

王献唐日记手迹

《王献唐日记》现存八种四十九册：《登假室日记》（1920年7月24日-9月28日）、《三禅室日记》（1920年9月29日-1927年3月24日）、《守书日记》（1930年7月7日-9月10日）、《顾黄书寮日记》（1930年9月11日-1932年9月11日）、《太平十全之室日记》（1932年9月12日-1934年12月22日）、《五灯精舍日记》（1934年12月23日-31937年8月15日）、《双行精舍日记》（1938年9月4日-11月28日）、《平乐印庐日记》（1940年5月16日-1941年4月22日、1943年7月18日-1948年4月23日），记录时间跨度达30年（1920年7月24日-1948年4月23日）之久，年龄跨度自24岁至53岁，计百余万字。《王献唐日记》的内容体例、写作笔法，与“晚清四大日记”之一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颇为类似，所记内容包括：治学札记、朝野见闻、朋踪聚散、人物评述、古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及各地风俗，是王献唐一生最重要时期的生命历程、心路历程、寻知求识、友朋往来等的真实记录。如《平乐印庐日记》，记录1943-1946年王献唐寄身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住地四川南溪李庄三年多，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诸多学者交往论学之经过；又如《五灯精舍日记》，记载了甲骨文发现的经过；再如《三禅室日记》，可纠正已往学界记载的杜威来山东济南讲座时间等，其文献价值不可限量，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研究王献唐生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尤其是撰写年谱、传记的最重要资料，可补以往研究其生平史料之阙如，改正以往研究之讹误，为我们瞭解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线索；第二，大量记录了山东近代图书馆、博物馆建设与近代学术与田野考古等重大文化事件发生与进展经过，以及名宿硕儒行踪与交往，是一部社会全景实录，对中国近代学术史、社会史研究大有裨益，据之可证经补史；第三，有大量从未面世的古物考据、书画鉴赏、读书札记、游历见闻，学术含量高。且《王献唐日记》文笔清丽，让我们充分地领略了民国时期一代国学大师的风采。可以说，《王献唐日记》以记录时间长、记录事件详实、记录资料重要、学术价值高，属中国学界学人日记之翘楚。

《王献唐日记》所载甲骨文发现经过

在现存《王献唐日记》第六种《五灯精舍日记》中，有《记甲骨发现始末》一篇，文曰：“安阳殷墟之甲骨，初时土人得之，多售于药商，为药中龙骨，发现之人皆知为王廉生。日昨，周汉光来访，谈及此事，彼时适在王氏寓中居住，廉生其外祖也。廉生染病卧床，刘铁云深知医药，延之诊视，从鹤年堂药店购归药后，铁云正在王氏室中坐谈，见即取而检视，内有龙骨一味，纸启翻检，忽见残片上刻有文字，歴视数片皆然，惊告廉生，廉生从病床扶起，相对研求，以为古文字，灯下执玩，不知病尚在身也。时知为鹤年堂物，即夜派人往问，云从河南购来，尚有一大袋未研碎，廉生乃倾袋得之。后复派范贾至安阳大事搜罗，数千年湮没之殷墟文字从而发现矣。”[13]

该稿写于1935年12月28日，现为手稿本，从未刊行。文中所记史料来源，乃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甥孙、烟台周汉光（字允溥）口述。王献唐《五灯精舍日记》（1935年12月27日）记曰：“允傅来访，五时半偕至东鲁饭庄晚饭，饭后同访坚叔，九时回家。”[14]次日，王献唐于该日记中作《记甲骨发现始末》，记载了周汉光亲自向王献唐谈及其寓外祖王懿荣家时，亲见刘鹗为王懿荣医病并首先发现从鹤年堂药店购买之甲骨上刻有文字之经过。

王懿荣肖像

王文计255字，文中有以下四个关键点：第一，刘鹗为王懿荣医病时首先发现王懿荣用作药材的“龙骨”上刻有文字并告知王懿荣；第二，经王懿荣与刘鹗“相对研求”，共同发现这些文字是古文字；第三，王懿荣用作药材的“龙骨”来自北平鹤年堂中药店；第四，王懿荣在京城吃中药期间发现甲骨文后，又派文物商贩至安阳购买“龙骨”，该商人姓范，名字不详。

该文所记，来源于此事的亲历者之一，或有可资参考之处，此乃甲骨文发现的通行说法“王懿荣在京城吃中药发现说”的又一史料佐证。但其与通行说法不同的是，谈到刘鹗在发现甲骨文中的重要作用。周汉光作为王懿荣的亲属之一，不避谈刘鹗在甲骨文发现中的作用，为“刘鹗发现甲骨文说”提供证据，值得甲骨文研究者注意。而王懿荣哲嗣王汉章在其1931年发表的《殷墟甲骨纪略》一文中，未提刘鹗。王汉章文略云：“庚子有范某者，挟百余片走京师，自炫以求售。先文敏公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15]王汉章文中所提范某“自炫”一词推测，王汉章倒是不支持王懿荣首先发现甲骨文的，否则范某“自炫”何解呢？据学界研究，王汉章此时8岁左右，其所记述当为听闻他人所说。

虽然周汉光是亲历者，但所述值得深入探究者亦有以下四点：第一，清光绪二十四年（1899）时，周汉光多大年纪？是否亲见该事，还是听长辈或王懿荣后人转述？第二，事情发生在1899年，距周汉章1935年向王献唐敍述此事时事情已过去了36年的时间，当时的真实记忆是否还在？第三，王懿荣是周汉光的外祖父，从法律角度上说周汉光不具有为王懿荣作证的资质，但周汉光所述又肯定了刘鹗在发现甲骨文中的作用；第四，从王文中所记事件经过来看，周汉光所述与汐翁《龟甲文》最为接近。汐文云：“光绪戊戌年（二十四年），丹徒刘铁云鹗，客游客师，寓福山王文敏懿荣私第。文敏病疟服药用龟板，购自菜市口达仁堂。铁云见龟板有契刻篆文，以示文敏，相与惊讶。文敏故治金文，知为古物，至药肆寻其来历，言河南汤阴南阳，居民掘地得之，辇载鬻，取值甚廉，以其无用，鲜有问者，唯药肆买之云云。文敏遍歴诸肆，择其文字较明者购以归，计五千馀枚。”[16]但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汐翁所记王懿荣吃中药发现甲骨文的故事是不可信的。理由之一是当时菜市口附近并没有达仁堂药店，而只有鹤年堂中药店。

蒋逸雪《老残游记考证》所载甲骨文发现经过

蒋逸雪1944年在《东方杂志》第40卷发表《老残游记考证》，文中记载了甲骨文发现经过，略云：“鹗印行之书，有《铁云藏龟》、《铁云藏印》、《铁云藏陶》及《铁云封泥》（封泥附藏陶中），数者皆福山王懿荣廉生旧物。庚子，懿荣殉难，身后萧条，其家举而售诸鹗，鹗乃搦以问世。藏龟之拓，影响于近世学术尤巨。初，懿荣居京师，妻黄氏病，方有龙骨，其甥周汉光检视，乃有刻纹之甲片，不与常质同，命僕持问铺。回言无误，此药新由河南安阳运到，货极地道。闻于懿荣，懿荣亦疑不能释，亲往同仁堂（药铺名）查询。其所谓龙骨者，其形大小不一，上皆有刻纹，间合数小片成一大片，而形似龟板，其文字更若意义之可寻者，虽不能悉识，而断为古代书契无疑。乃罄同仁堂所有以归，并嘱代向安阳搜购，后亦续有所得。此汉光亲为献唐先生言者。” [17]蒋逸雪[18]民国时期曾任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国史馆编辑主任，与王献唐深交。1956年调任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退休后为王献唐整理《炎黄氏族文化考》遗稿，书成而心力已竭。其《老残游记考证》前有序言，述其与王献唐抗战胜利前的1940年代与王献唐同寓重庆歌乐山问学情形，略云：“比与琅琊王献唐先生同寓蜀中歌乐山，先生渊雅博洽，胸罗故记，间有请益，如挺撞钟，小叩小鸣，大叩大鸣。一夕论及《老残游记》，清言亹亹，悬泻不竭，空谷细雨，漏尽未休，亦播迁以来一乐事也。长夏无俚，聊次所闻，更旁征他书以广之，成《老残游记考证》一卷。”[19]据蒋文所知，王献唐将周汉光所述甲骨文发现经过一事转告蒋逸雪，但蒋文与王文又有三点不同：第一，生病的人。蒋文是王妻黄氏，王文是王懿荣；第二，首先发现甲骨上有文字的人。蒋文是周汉光，王文是刘鹗；第三，购买龙骨的药店。蒋文是同仁堂，王文是鹤年堂。

史学工作者的职责与使命，首先是阐明历史事实的真相。而甲骨文发现距今已经104年了，其发现始末的真实经过似乎越来越扑朔迷离。希望本文提供的这一点史料，能为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四大发现之一的甲骨文研究提供一点帮助，希望学界早日解开百年学术迷案，还原历史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