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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集训队排名(ACM班姚班计算机)

acm集训队排名(ACM班姚班计算机)由那个时期开始,清华姚班和交大ACM班开始系统地把每一代学生中最顶尖的一部分,引导到计算机科学的路径上来。也正基于此,十多年后,当AI和区块链给计算机科学打开了落地的一扇门,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开始成为科技产业的中坚力量,他们埋头钻研的那间「暗室」,变成了一个「发光的房间」。1996年是上海交通大学参加ACM-ICPC的第一年,图中前排右一为俞勇教授从姚班出现的时间点倒推三年,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俞勇发起设立了ACM班。ACM班取名源于国际科学教育计算机组织——美国计算机学会(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Machinery),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计算机组织,计算机领域最高奖——图灵奖由该组织设立和颁发。这也寓意着ACM班一开始设立的目标就是「培养计算机科学家」。十年内,ACM班学生们便拿到了全球ACM大赛(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的「三冠王」。「我们班是要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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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连然

2005年,计算机科学家姚期智归国,在清华创办了「软件科学实验班」,即姚班。对于那些志在登上计算机科学金字塔尖的学生来说,师从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几乎等于迈进「巅峰之门」。

要迈进巅峰之门,这些天才班的门槛有多高?以姚班为例,2018级清华姚班录取的50人中,几乎全是国决级别的竞赛生和高考状元,印证了姚班“汇集了清华半数英才”的说法。

创立伊始,科学家姚期智在一封公开信中,明确阐释了姚班办学的宗旨,「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培养优秀的计算机软件程序员,我们要培养的是具有国际水平的一流计算机人才。」

从姚班出现的时间点倒推三年,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俞勇发起设立了ACM班。

ACM班取名源于国际科学教育计算机组织——美国计算机学会(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Machinery),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计算机组织,计算机领域最高奖——图灵奖由该组织设立和颁发。这也寓意着ACM班一开始设立的目标就是「培养计算机科学家」。十年内,ACM班学生们便拿到了全球ACM大赛(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的「三冠王」。

「我们班是要培养计算机科学家的」,彼时俞勇如此向学生们传达自己的期待。最初,这句话里的信息全是壁垒。有俞勇的学生记得,最初听到这话时,自己是懵的,在当时的普遍认识里,计算机不是工具吗,跟科学家有什么关系?但后来,这被证实是一个具有超前意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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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是上海交通大学参加ACM-ICPC的第一年,图中前排右一为俞勇教授

由那个时期开始,清华姚班和交大ACM班开始系统地把每一代学生中最顶尖的一部分,引导到计算机科学的路径上来。也正基于此,十多年后,当AI和区块链给计算机科学打开了落地的一扇门,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开始成为科技产业的中坚力量,他们埋头钻研的那间「暗室」,变成了一个「发光的房间」。

从姚班走出来的学生创办了包括Pony.ai、旷视科技、Abundy以及Conflux等企业;ACM班毕业生的「作品」则有第四范式、流利说、森亿智能、依图科技等,这些企业分布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多个落地方向上,包括图像识别、医疗数据挖掘、PaaS以及区块链公链等。这些公司渗透入社会服务的方方面面,如果用商业数字来衡量他们如今的成绩,我们看到的是,这批公司整体估值已达到数百亿元。

这些名字背后,是信息科技的发展,是数据积累由量到质催生的转变,也是资本助力的结果。在漫长的全球商业发展历史里,时势始终是造就企业家的关键因素;在计算机科学的时代到来时,这些人身上被赋予了下一个马云、下一个埃隆·马斯克的可能性。

有同龄人评价这批年轻人,他们是那种「别人考100分是因为努力,他们考100分是因为试卷满分只有100分」的天才。这批年轻人的经历,原本是一则科学塔尖上、不太为人所知的故事,但转折点来自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成熟,经由商业为桥梁,更直观地出现在大众眼前。

作为多位出身姚班、ACM班创业者背后的投资人,红杉中国的沈南鹏见证了这一代计算机学子走上创业舞台的历程。「从学术上讲,他们是黄金一代;今天在商业上讲,他们同样称得上是黄金一代。」

1

选择

编程领域流传着一个这样的传说,如果在编程界面输入「教主」,计算机会立刻输出「楼天城」。

清华大学首届姚班学生楼天城,因在众多高规格编程大赛中折桂,被视为中国公认的大学生计算机编程第一人。他有个气势恢宏的绰号「楼教主」,代号「ACRush」,意在以速度取胜。他连续十年在TopCoder中国排名第一、两度获得Google全球编程挑战赛冠军,常有青年学子用“最牛的程序员,没有之一”来表达对「楼教主」的仰慕。后来他成为了小马智行(Pony.ai)联合创始人兼CTO。

作为姚班走出的一颗闪耀的计算机新星,楼天城的身份有着无数的可能性。但他却选择以姚班汲取技术为基底,走出学术界进入产业界,并为中国自动驾驶注入了全新的想象力。

从成熟互联网公司汲取经验、锤炼技术能力后,「楼教主」最终于2016年拉起了属于自己的旗帜——自动驾驶创业公司Pony.ai宣布成立。这家以技术见长的自动驾驶公司在成立后短短两年内,估值便超过10亿美元,成为领域内的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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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教主(左一)获得金牌

在「楼教主」名号的吸引下,他所带领的Pony.ai甚至成为了自动驾驶领域人才的聚集地,指引着钟情于自动驾驶的青年人才的流向。

如果回溯楼天城创业的人生走向,一直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如何为实体经济运行增益的姚班创立者姚期智,无疑是影响其选择的领路人。姚期智曾在不同场合强调人工智能基础与实用紧密结合的学科特色。在基础研究与应用层面都交出漂亮成绩单,是他对姚班学生的期许,也影响着姚班学生在学术与产业层面实现频繁互动。

和那些坚守象牙塔的前辈不同,楼天城看似始于兴趣的创业选择,实则承载着年轻一代计算机学子被时代所赋予的更大的舞台和更重要的使命。这批年轻学子将超强的技术前瞻能力与敏锐的商业嗅觉融合,让前沿科技的突破不再只是一个小群体的狂欢。顶尖技术和商业力量的对接让他们有望创造更大的价值,为整个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

但从学术走向产业的路径上,也装点着颇具意味的小插曲。至少,学生过早地走向产业,曾在ACM班老师俞勇的内心引起过不大不小的纠葛。

关于ACM班07届学生罗宇龙哭了这件事,有一部分事实已模糊不清。俞勇记得,在罗情绪爆发前,他确实不留情面地斥责了这名弟子几句。

事情起因于罗宇龙的一个决定。权衡很久后,他决定放弃读研,从ACM班毕业后直接去创业。几年后,他参与创办的饿了么横扫中国外卖市场,迅速成长为独角兽,而罗本人也成为班里最早做出商业成绩的毕业生。

但回到那个节点之前,他放弃科研、选择创业的决定,让俞勇非常恼火。至今回想起来,罗宇龙依然会感到愧疚,「其实我挺对不起俞老师」。

在ACM班,商业成就可以被认可。但无论如何,本科毕业时便放弃科研的可能性去创业,都被视为非常不恰当的选择。质言之,简直是对「培养计算机科学家」这个教育目标的叛离。

俞勇最初在创办ACM班的时候,就以「要让学生自我觉察人生志趣并将其实现」这一宽泛角度为基础,定下了「培养计算机科学家」这个十分「具象」的目标。对于彼时只有十几岁的罗宇龙们来说,这毋宁是个「抽象」的愿景。所以在最初入学前,有人甚至打过「实在不行毕业去修电脑、装软件」的盘算,他们曾无法理解「听起来有点拗口」的计算机科学家,将面对的是怎样一种「科学」。

如今回头来看,「培养科学家」这个愿景却在这段长久的时间里,展现出了能量和凝聚力。有人甚至认为,如果ACM班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方向,身处其中的师生不可能如一股绳扭在一起,也没办法做到现在的成绩。更何况要考虑风险投资这个切面,后者在近十几年间成长为催化很多事物的巨大驱动力。

俞勇始终没有让这股力量正面进入自己在ACM班的教育事业里来。他的坚持,起码让绝大多数学生在恰当的时间周期内,坚守在计算机科学方向上当个「彼得潘」。

2

回馈社会的哲思

姚班与ACM班理念中的细微差异,在学子们的交叉互动中又归为一致。基于姚班技术班底的企业Conflux也开始吸纳ACM班成员。

ACM班2017届毕业生刘严培,曾在ACM大赛拿过世界亚军,毕业后进入红杉中国做起了风险投资(VC),也是ACM班里第一个以VC作为职业选择的毕业生。在红杉决定投资Conflux之后,他加入了这家区块链公司担任核心系统工程师。

在红杉做投资期间,刘严培看了不少做公链的项目。现实地说,公链研发当然是区块链领域难度最大的方向之一。而从全球范围来看,公链却已经是个拥挤的领域。刘严培看到的公链项目有数百家,这更加令他意识到一个技术最顶尖的团队介入此事的价值,也坚定了加入的决心。「公链这种最难的事情,一定得由最好的人来做。」

向最难的事情发起挑战,这很大程度上源自学生时代习得的「回馈社会、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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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亿智能创始人兼CEO张少典

ACM班的张少典回国创办森亿智能也是受此驱动,「不管去了哪个领域,最后都会非常迫切地想成为这个社会的骨干力量,这是非常内在的东西」。

与ACM班地域相隔的清华姚班,同样的使命感也在驱动着年轻的计算机天才们,向别人办不到的、产生更大社会价值的方向趋近。值得一提的是,姚班在实践中精进出的回馈社会的价值思索,如今看来颇有些哲学意味。

「你们如果要做一些事,最好去做一些别人办不到的事,因为这些事只有你们可以做」,姚期智是这样对学生说的,「而那些别人也能做的事,你去可能做得更好,但这不过是抢饭碗过来,对整个社会而言,并没什么意义。」

姚本人至今也仍在践行这一点。姚期智所从事的算法与复杂性领域是国际理论计算机科学的主流方向,当时几乎看不到国内学者的身影。他填补了国内计算机学科在理论领域的空白,清华的计算机学科得以首次集齐了理论、应用、系统结构和软件四大领域的优秀学者。

姚期智身体力行地将社会责任感作为姚班的基底,融入了学生们的血液,并长久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选择。

在姚班一以贯之教育的浸润下,楼天城深知社会培养资源输入的背后,是更高价值的期待,「如果我不去尽力,就会觉得是对之前很多人对我的培养和期望的辜负。」

第一次强烈地体会到这种「责任感」是在2004年,作为中国代表,楼天城在希腊雅典参加国际比赛,并在此后的赛事中得到进一步深化。所有的第一次都会让人印象深刻,GCJ2008MountainView问鼎,是楼天城拿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赛时3小时,胜局出在最后8分钟。在赛后写的博客中,他这样记录,「果断放弃B-Hard之后,并没有想出C-Hard的方法,写了一个搜索程序但是心里很没底,Hard数据的提交时限是8分钟,于是到了2小时52分的时候,我毅然打开C-Hard,用搜索的程序运行C-Hard,焦急的等待之后,程序在运行了1分多钟以后神奇地运行结束了。我依靠搜索方法通过了C-Hard,一举超过了bmerry。1分钟后zhuzeyuan也做出了同样的题目,超过了bmerry,由于罚时排在第2名。我和zhuzeyuan还有bmerry比赛过程中都有不小的失误,我很有幸把失误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点,终于获得了第一个世界比赛的冠军。」

如今再回忆那场比赛,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在落后过程中的心态调整——绝不自暴自弃,更不妄自菲薄,踏实努力」。

对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毕业生们来说,「竞赛」是他们这一群体文化的基底,也是更有效地沟通信息、相互理解的共识。在这个圈子里,多数人互相知根知底,每个人的优缺点、技术能力也都是透明信息。竞赛将他们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而这一群体的价值观,又在或多或少地影响他们做出的选择。

3

见识的价值

2018年春天似乎来得很早,在姚教授的支持下,楼天城回清华参与开设《自动驾驶》课程,跟本科学生分享他的事业见识。这也被楼天城视为自身的责任:上学时,他曾有机会接触前沿顶级研究成果,如今无人驾驶势头正猛,他希望后辈们也别错过。

将前沿科技进展引入姚班的本科教育,姚期智关心的也是「见识」,「这些你们在课堂上不一定学懂的东西,不用管是不是真的懂,懂了也不用管以后有没有用,但把它们学会了,你们气质就上来了。」

「见识」的价值,在ACM班同样获得重视。2018年4月12日上午,地处繁华路段的上海交大徐汇校区凯原法学院东方会堂颇为热闹,300多人的阶梯教室前挤满了从闵行校区赶来的学子。学生席地而坐,人群一直排到了讲台最前方,校方甚至出于安全考量,不得不采取限流措施,分流络绎而来的学子。

在这场题为“鹏程万里益无反顾”励志讲坛上,沈南鹏代表红杉中国宣布与交大ACM班设立教学基金奖学金,出资1000万人民币,用来支持他们的学习深造与研究,以期培养更多志存高远的计算机科学家,共同推动前沿科学研究进程。他表示:「ACM班是交大给学生打开的一扇窗,无论拿过奖与否,能够跟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比赛,就是最重要的人生经历。」

作为上海交大首届免试直升试点班85级一班班长,沈南鹏对科学与商业协同的思考十分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商业发展阶段性地进入一个和科技前沿深度链接的局面,这些计算机科学界的顶尖人才,正是被赋予了为科技进步寻找新动能的责任,而AI、大数据,或许正是他们所寻找的「答案」。

在这场交大学子的分享中,沈南鹏谈及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其中更多地分享了终身学习的价值。20多年前,他不但喜欢数学,还拿过上海市计算机竞赛大奖,并因此认识创业上的伙伴、同样喜欢数学的梁建章,在他人生的诸多选择中,成为计算机科学家曾经也是一个颇具可能性的选项。

年轻时的沈南鹏从数学系转入金融后进入投资领域,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投资人。如今看来,命运如此兜兜转转,颇有些殊途同归的意味。让他感到振奋的是,尽管选择的路径不同,最后大家都带着各自对AI 产业的独到诠释,在这一驱动人类技术发展的最为重要的领域汇合。

「其实你回头看会发现,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一个点,但是只有去做了,才有这些‘点’的发生,最后才能把这些‘点’串联成线。所以要做好一件事情的确需要非常多的耐心以及长时间的积累」,ACM试点班2002级校友、流利说联合创始人、CTO胡哲人在与众多到场的ACM班校友当天同台分享时如是说。

这一天,对科学与商业联动有着深入思考的沈南鹏,与在科学研究和产业落地同样闪耀的新一代未来之星林晨曦、戴文渊、罗宇龙、张少典等人罕见同台,在思想的碰撞中,展现出两代学子对计算机科学研究与产业落地的热望与畅想。

4

企业家里的科学家

姚期智、俞勇的目标是培养顶尖的计算机科学人才,但随着成果的落地应用,计算机领域科学与产业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这也让科学家与企业家的双重身份,在姚班、ACM班学生的身上实现融合。

Conflux就发端于「纯粹」的学术研究。去年8月,姚期智、龙凡等一众来自清华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以及多伦多大学的多位作者发表《将中本聪协议扩展至每秒数千次交易》(Scaling Nakamoto Consensusto Thousands of Transactionsper Second)论文,提出Conflux共识机制。

曾两度获得国际信息学奥赛金牌的龙凡,在姚班最早的那届毕业生中也是风云人物,按照同事刘严培的说法,龙凡是当年国内计算机科学专业里「最厉害的那拨人之一」。

「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领域,既然有如此强的科研能力,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领域推得更往前呢,为什么不能把它做成一个项目呢?」龙凡如此回忆推动Conflux落地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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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ux创始人龙凡

理论的影响力唯有在其广泛应用时方可呈现于前。科学家孜孜不倦在科学技术中寻求突破,而突破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

龙凡与姚期智达成共识——学术研究关键在于落地应用,偏应用方向的计算机计算,只有最终成为标准让所有人来使用,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否则就永远只是学术圈的一篇论文。「就像密码学标准有数百个,但真正被使用的只四五个,原因多是因为最开始有人在用,用着用着它们慢慢就成为标准,但并不见得就是最好的。」

于是,从一篇学术论文脱胎而来的商业公司Conflux落地成形。在该公司这轮3500万美元的融资落定时,机构名单列到了20余家。

Conflux在这一拨计算机科学延伸出来的企业中,有个很大的独特性:截至目前,这是姚班和ACM班毕业生们推到市场的唯一一个区块链企业,并由姚期智本人出任首席科学家。

在这个特定的圈子内,论文几乎成为了资源的索引,用心的人按图索骥便能链接起最恰当的人与最前沿的技术。

2007年,研一的戴文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引用数至今在迁移学习领域排名世界第三。戴文渊是ACM班2002级学生,后来创办了第四范式——国内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技术与服务提供商。也是在戴研究生期间,他与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主任杨强教授结识,对方是迁移学习领域引用数世界排名第一的文章作者,后来成为了第四范式首席科学家。

「当时没有别的选择,也是一种幸运」。2005年,戴文渊带领上海交大三人团队问鼎ACM世界冠军,等他回来选择研究方向时,热门的图形学、信息检索早被选光了,只有冷门的AI给他选,而当时社会对AI的认知是「没用,做不成」,做AI的人甚至多被认为是「吹牛的」。

后来戴文渊毕业决定去互联网公司时,俞勇并不赞成。「他认为可能我去工业界我就不搞学术了,我就是做工厂了,做商业了」。似乎去互联网公司这条路与他对学子原有的读博、做教授、成为科学家的路径期待两道岔开。

但在当时,戴文渊之所以决定去互联网公司,是因为他发现AI在学术界会遇到天花板——缺乏足够的数据。而单靠已有的统计技巧来不断创造新的统计技巧,又有何意义?他选择去业界探索,并非剥落计算机科学家梦想,反而正是在坚定此一目标,「在那边才能做出更好的AI」。

在戴文渊的眼中,科学家与商人身份并不矛盾,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同样是成功的商人。正如前文所述,真正被大众认知的科学家,大概率是因其理论应用在商业领域切实影响到社会,「大家才会觉得他很牛,否则永远只有学术界觉得他很牛。」

企业家与科学家于戴文渊而言,并非不可兼容的选项。科学是他的目标,「如果要实现目标需要当企业家就当企业家,如果需要当个教授我就当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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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5年全球总决赛,代表交大出赛的一队是由三个非常有实力的队员组成的,上图右三为戴文渊

求学时做迁移学习,是因当时迁移学习是人工智能拼图中最后一位空缺;做凤巢系统,是为了向大家证明人工智能是有价值的;再到今天第四范式设定「AIforeveryone」的目标,是因为时代前行,行业需要一个更高的目标。

在求索技术进步并期寄发挥其对社会的正面影响这一进程中,是科学家还是企业家,亦或二者兼有的身份归属,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但正是在科学与商业间不拘身份的跨界,让他们沉淀了扎实的技术能力,又为其获得捕捉前沿产品趋势的敏锐嗅觉做了铺垫。

致力于培养计算机科学家的俞勇,对学生创业的态度也已发生变化。他现在支持学生去创业,因为没有一批人比他们更懂技术,他们「应该称得起中国人工智能第一代黄金一代」。

5

去向何处

科学创新中的0到1,0的定义何在?真要追溯,恐怕这个「0」也是难以溯清的。用姚期智的话来回答,「终究被人们认可的事情,其实是能够创造价值的事情,到底是以科研的方式还是以工业的方式实现,其实并没有区别。」或许正如楼天城所言,无论是0到1,还是1到100,但凡是从0到100中的任何一步进阶,都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

0到1,1到100,都属于增量价值的范畴。姚班学生称,这才是科学该干的事:增加人类总的财富。创造新价值,与跟别人在已有的价值中争抢,显然前者更有意义。

作家唐诺在《尽头》中谈到,「每一波工业的成熟期,因为生产手段和产品功能的准确,商品数量不增反减,以至于成熟期带来的往往不是繁荣,而是浪费不足,需求不足,需要下一个更大的工业革命、商品革命,更多的摸索性生产和不成熟的产品,更大的泡沫。经济状况对电子业依赖颇深,这一波电子革命逐步成熟的基本效应正在发挥影响,全球都急于知道下一波工业何在?」

但事实上,「所谓的创新和发明,更多时候其实是在创造「泡沫」,毋宁更接近时尚而非工艺,真正的发明创作何其难得,根本追不上经济运作吞噬般的要求,生产技术的进步,从纵向直线历史进程来看,人工的不断被取代是稳定而且没理由回头的趋势」——看看那些被机器取代的人,再想想所谓的「0到1」与「1到100」,创新路途注定道阻且长。

但这也是科技的魅力所在,在苦无出路时,开拓出新的可能性。商业发展背后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也是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一定是由基础科学来最终牵引。当然,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那一步。

沈南鹏在接受采访时以量子计算举例称,它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应用,可能时间线往后要再延长10到15年,甚至更久。而作为连接科技和商业的桥梁,红杉这样的投资机构却始终关注着它在每一步的发展进程,希望从各个角度推进基础科学的研发,推动科学与商业之间的加速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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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南鹏在红杉-交大ACM班活动上。左三罗宇龙、左四张少典、左五林晨曦、左六俞勇,右三胡哲人、右四戴文渊、右五沈南鹏

这其中,协同其他产业变革创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这群计算机天才在人类未来图景的构建中已充当了先锋军。只是,他们所搭建的这座桥梁,会将我们传输向何方?

对于上述问题,起码楼天城不害怕。「一个人天才与否取决于他一生达到最高的成就,而不是所谓的他达到某一个水平的一个速度。」这是姚期智讲给他听的话,影响了他后来人生路径的种种选择。大概这便是所谓科学家气质。

更年轻一些的刘严培则说,他有担心。他感激科技发展赐予成长机遇,但也隐约感到遗憾——他怕不够快,他相信很多东西会在未来实现,而生命有限的长度不给他机会见证。

戴文渊对未来则相对乐观。他将科技视作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支撑之一,它是推动社会增长非常重要的驱动力,而增长会解决一切问题。科学技术的每次进阶创新,在落地于真实的商业化场景过程中,提出的实际需求会慢慢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便会驱动更多的社会资源聚焦于具体的技术问题。

这一切对人工智能所预示的未来的讨论,似乎又一次在历史的轮回中画上了一个圈。就像200多年前的火车,在问世之初的头二十年里,承载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情绪。电磁、核能、甚至互联网——喧嚣成为了一切时代向前发展的画外音。

同样,1956年在达特茅斯会议上被正式提出的“人工智能”,经历了60余年的浮沉,亦在大众注视的目光中,逐步褪去铅华,涤荡出推动社会进步的“真金白银”。真正笃信科技进步力量的先驱们,默不作声的、在唯一不可逆的时间维度上,用一次次实践证明着技术进步的巨大价值。

如果将时间的镜头拉得更远,或许人类也只是“数据流里的一片涟漪”。身处其中的我们无法想象,如果穿越时间的隧道,终极会以怎样的面貌展现在眼前,或许无人驾驶汽车已成为基础出行工具,或许脑机接口已经走进大众生活,又或者“人类”的定义也已经有了全新的注解。但无论多超乎现世的想象,未来的生活图景中一定能找到人类来处的印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记。

正如一代科学家对人工智能的期待,从长远来看,人类社会的转变将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人工智能不满足于当下现有的技术水平,它将成为社会发展最自然的推动者。

倘若从未知的未来回望当下,我们无从判断,所处时代在人类技术演进的漫长历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而当下我们面临的诸多问题,或许都能从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寻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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