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的发展和特点（看宋代女性地位的变迁）
宋代理学的发展和特点（看宋代女性地位的变迁）程颢、程颐兄弟被称为“二程”，他们宣扬“天理”观念，主张用伦理纲常统摄世间万物，作为社会道德的依据，他们继承了前人三纲五常的思想并提倡男尊女卑，认为“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倡随之礼，此常理也”。南渡之后，理学进一步得到发展，朱熹建立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被誉为理学之集大成者，深受士林文人与统治阶级的重视，最终在理宗年间，朱子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思想，并影响后世近千余年。据《宋元学案》记载：“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彦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蜀有宇文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彼时经过唐末五代的动荡与混乱，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崩塌，统治者迫切希望稳定社会秩序，而以“教化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学说，正好契合了统治者的需求，由此受到官方的支持，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宋代儒学又称为“理学”，北宋时胡瑗、孙复、石介的思想拉开了理学的序幕
二程、朱熹等一众理学家极力推崇“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儒家伦理观念，而理学又是在宋代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于是很多人据此以为宋代妇女深受男权的迫害，地位极其低下。
事实上，宋代女性的地位是动态变化的，整体来看，宋代宋代政治宽松，文化繁荣，女性也有极大的宽松感和自由度，她们追求恋爱婚姻自由，而且贞洁观念淡漠。
而从时间维度纵向比较，北宋时期女性地位要高于南宋，这自然与理学的发展不无关系，随着朱子理学被确定为官方哲学，儒家纲常伦理思想在社会蔓延开来，女性意识受到压制，女性的地位也逐渐下降。
宋代政治环境宽松，思想氛围开明，国家重文轻武，加上远胜于前朝后世的科举取士数量激发了士人的热情，新学、洛学、关学、蜀学等各种学说和学派相继涌现，使得文化领域呈现出一片繁荣盛景。
据《宋元学案》记载：“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彦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蜀有宇文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
彼时经过唐末五代的动荡与混乱，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崩塌，统治者迫切希望稳定社会秩序，而以“教化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学说，正好契合了统治者的需求，由此受到官方的支持，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宋代儒学又称为“理学”，北宋时胡瑗、孙复、石介的思想拉开了理学的序幕，到仁宗、英宗两代，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为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南渡之后，理学进一步得到发展，朱熹建立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被誉为理学之集大成者，深受士林文人与统治阶级的重视，最终在理宗年间，朱子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思想，并影响后世近千余年。
程颢、程颐兄弟被称为“二程”，他们宣扬“天理”观念，主张用伦理纲常统摄世间万物，作为社会道德的依据，他们继承了前人三纲五常的思想并提倡男尊女卑，认为“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倡随之礼，此常理也”。
程颐在解释《易经》中的爻辞“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时说道：“夫以顺从为恒者，妇人之道，在妇人则为贞，故吉；若丈夫而以顺从于人为恒，则失其刚阳之正，乃凶也。”
意思是说女子顺从于丈夫行事才能顺利，而丈夫顺从于妻子，则是颠倒阴阳，不分尊卑，这是凶兆。二程认为“妇人以从为正，以顺为德，当终守于从一”，甚至提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论调。
不过二程的思想在北宋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原因是当时新、旧两党斗争激烈，程氏兄弟支持旧党而反对党，绍圣三年，新党执政后，程颢已经去世，程颐被贬谪到涪州，后来宋徽宗还下令追毁了他的全部著作。
直到南宋时，朱熹对二程的思想进行继承和发扬，进一步对女性提出严格的规范，他曾有言：“妇人之仁，不能忍于爱，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乱大谋。”，他认为女性难以忍下仁爱之心和愤懑之情难成大事，故而只能在家里相夫教子。
而且朱熹还极力宣扬贞洁观念，反对女子改嫁，当时陈师中的妹妹在丈夫去世一年后想要改嫁，朱熹得知此事便写信给陈师中称：“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想要让陈师中劝说妹妹放弃改嫁。
北宋女性意识高扬唐朝民风相对自由，贞洁观念尤其淡薄，先后出现武则天、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一系列杰出女性，她们不仅在政治上的造诣极高，而且还大力提高女性地位，任用女性官员，例如，有“巾帼宰相”之称的上官婉儿，被拜为御正的华阳夫人库狄氏等等。
历史是连续的，宋代在很多方面对唐朝多有继承，对女性的态度也不例外，整个社会对女性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包容性和开明性，在遗产继承上，《清明集》中有规定：
“诸己绝之家立继绝子孙，于绝家财产者，若止有在室诸女，即以全户四分之一给之，若又有归宗诸女，给五分之一。止有归宗诸女，依户绝法给外，即以其余减半给之，余没官。止有出嫁诸女者，即以全户三分为率，以二分与出嫁诸女均给，余一分没官。”
这份判词针对的是户绝之家的女儿与过继之子间的财产纠纷，意思是即便已经立继的前提下，女儿依然拥有部分财产继承权，不过未出嫁的女子继承的比例要多于已出嫁和离婚归家的女子，可知宋朝女子地位虽不比男子，但也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而且，《清明集》另有判词提到：“妇人财产，并同夫为主”，也就是说按照法律规定，当时夫妻二人的共有财产，妻子可以享有一半的。
宋代初年，历经战乱，国家劳动人口严重不足，于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其中就包括了支持寡妇再嫁，在现有文献记载中，宋代妇女改嫁之事有60多例，最出名的要数范仲淹母亲谢氏改嫁一事。
范仲淹的父亲范墉与母亲谢氏是二婚，范仲淹两岁的时候父亲去世，谢氏带着孩子扶灵回乡，将范墉与他的前妻陈氏合葬，守丧期间，母子二人困苦不堪，只能在庙里寄住。
而在范仲淹4岁的时候，她的母亲改嫁给朱文翰，范仲淹亦被改名为朱说，直到他29岁时才将名字改回来。朱文翰对范仲淹视若己出，二人的关系亦是亲如父子。
同时，宋代经济繁荣，女性在生产生活中展现出了超高的价值，范致明的《岳阳风土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江西妇人，皆习男事，采薪负重，往往力胜男子……”，女性的工作能力能够与男子打平，甚至超过男性，那么女性在家庭生活中自然不会处于卑贱的地位。
在北宋时期，程氏兄弟为代表的理学家虽然已经开始宣扬男尊女卑的伦理价值观，但是囿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这些论述更多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妇女改嫁再嫁十分普遍，并为当时的整个社会所认可。
而随着宋朝政府的逐渐弱势，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学说也开始在全社会蔓延，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女性地位趋于下降，直到南宋朱子学说盛行于世，女性自由追求意识彻底没落。
南宋女性地位下降女性的地位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比如盛唐是历史上女性最为自由的时期，这与当时万国来朝的强大国家实力相适应，而北宋前期，政权稳定，国家统一，整个社会风气相对宽松，女性的社会和婚姻家庭中的地位自然也就比较高。
但是随着历史不断向前，宋朝北部西夏、辽金势力不断扩张，政府内部却越来越腐败，国家实力一落千丈，尤其是在绥靖政策下，宋朝的社会风气从斗志昂扬变成了苟且偷安，在这种背景之下，对女性的束缚逐渐增大。
从宋代公主的婚姻中便可窥见女性地位的变化，譬如，新婚之后民间有拜舅姑的习俗，在唐朝时公主无需遵从，到了北宋前期，皇室沿袭了唐朝的传统，公主大婚自然也是不行舅姑之礼的，这虽是因为君臣有别，但是在更大程度上与女子的社会地位高低有关。
因为到了北宋中后期，英宗有言：“朕尝侍先帝左右，恭闻德音，以本朝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辄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皆行既久，义甚无谓。联常念此，寤寐不平，岂可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之序也。”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皇帝对于公主大婚后不行舅姑之礼十分在意，他认为“富贵”应屈居于“人伦”之下，于是下令改俗易制，使得公主行舅姑之礼成为一种规范。
与此同时，民间的财产继承制度也开始改变，在北宋，因夫死或者离异归家的女性和未出嫁的女子同样享有继承权。然而至于南宋，这一权利大大削弱，《清明集》中有判词曰：“考之令文，户绝财产尽给在室女。”
也就是说没有男丁继承财产的人家，所有遗产全部分给未出嫁的女儿，出嫁、离婚、寡居的女子则无法继承遗产，这些律条或判词充分说明，南宋的女性在财产权方面的权利要弱于北宋的女性。
而且到了南宋，在朱熹的大力倡导下，程颐所谓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思想也逐步被人们所接受，对于女性的压迫更为严重，南宋末期，再嫁的现象逐渐减少，史书上记载的节妇、烈妇的数据越来越多。
甚至在遭遇国破家亡时，许多女性为了维护贞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说明，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又加深了一层，这种从思想上限制女性、统治女性的礼教导致了南宋女性婚姻家庭地位的降低。
参考文献1、《宋元学案》
2、《清明集》
3、《岳阳风土记》
4、《易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