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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决策和判断力的书籍(但人类判断有一项根本性缺陷)

关于决策和判断力的书籍(但人类判断有一项根本性缺陷)推荐指数:★★★★★2021年5月作者:[英]安吉拉·卡特译者:曹雷雨/姜丽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周的“一周新书风向标”又与读者见面了。在这个栏目中,我们将不单单把好书列出来写一段推荐语,我们还会尽可能地在自己阅读效率允许的范围内,对读者们关注的或刚刚出版的书籍给出自己的看法。如果一本新书的内容非常精彩,我们会不遗余力地给出推荐,如果一本书的内容与其关注度不符,我们也将会在参考意见中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为了更直观地看到我们对某本书的态度,我们还会增加一个“推荐指数”,类似豆瓣评分。

当然,任何阅读的判断都是个人的,我们的意见未必正确,甚至有可能是偏见,但它们一定是真诚的。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参考意见,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份阅读指南(毕竟,这个事情可能还要冒着得罪出版社的风险)。如果你有比较犹豫的、想要知道我们态度的新书,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也将尽快给出自己的看法。

文化

关于决策和判断力的书籍(但人类判断有一项根本性缺陷)(1)

《萨德式女人:文化史的操练》

作者:[英]安吉拉·卡特

译者:曹雷雨/姜丽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5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青青子

“色情文学作家是女性的敌人”。安吉拉·卡特在《萨德式女人》的开篇序言中这样写道。但如果你就此认为这本书是对萨德的女性主义批评,那就中了卡特的圈套。这本成书于1978年的文化史批评曾因其为萨德“辩护”而受到当时部分女权主义者的批评。

萨德,色情文学作家、sadism(施虐狂)一词的来源。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写就的色情小说,都被认为是时代的异端。从过去到现在,他被人迷恋、被人唾弃,是文化史研究绕不过去的迷人怪物。

存在一种服务于女性的色情吗?这是安吉拉·卡特的诘问,或许也是许多女性的困惑。长期以来,反色情女性主义者认为色情作品是“针对女性的暴力”,她们时常引用的一句话便是罗宾·摩根的“色情是理论,强暴是实践”。

然而,卡特却对此类观点不以为然。借由解剖萨德作品中两类典型的女性形象原型——“贞女”茱斯蒂娜与“荡妇”茱莉埃特,卡特认为萨德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外部世界对女性的不公。无论是恪守妇道却屡遭凌辱的茱斯蒂娜,还是利用性魅力僭越父权的茱莉埃特,她们的悲剧都在于“无法为自己重构世界”。(上野千鹤子关于“权力的色情化”的论述或许也受到过卡特的启发)

也是在此意义上,卡特将萨德重新定义为道德的色情文学作家。在她看来,萨德对女性具有特别意义,因为“他拒绝将女性的性价值唯独与生育关联”;同时,他以极端的色情书写方式完成了对女性神话的祛魅与对现实权力关系的批判。

《萨德式女人》是安吉拉·卡特的早期代表作,也是她少有的文化史批评,延续了卡特一贯以来的犀利毒舌。阅读过程既酣畅又不时为她捏把汗。这样危险又迷人的写作方式大概也是唯此一家了。

社科

关于决策和判断力的书籍(但人类判断有一项根本性缺陷)(2)

《蚂蚁社会》

作者:[德]尼尔斯·韦贝尔

译者:王蕾

版本: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2021年7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罗东

人是社会性动物,因此我们有“人类社会”之说,可如果据此就认为人是唯一形成社会的动物,却是一个人类中心论的迷思。蚂蚁、蜜蜂等少数昆虫也有它们的社会,并且建造历史远甚于人类。而在这其中,“蚂蚁社会”尤其令人惊叹。人自古以来就在观察蚂蚁、模仿蚂蚁,把蚂蚁作为某种镜像。上世纪,在学科专业研究中,蚂蚁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社会生物学研究门类,这些年也不断有进展。在这个意义上,初看近期引进翻译出版的《蚂蚁社会》,是抱有期望的,但是看到该书可能仍然局限于“个体自由”和“集体”之间的论述,期望也就降了一些。这是一个重要却没有多少悬疑的问题。蚂蚁社会是一个匿名社会,它的力量都是来自于群体生活,一只离群的蚂蚁没有自由意志,也没有生存的能力,假如找不到可以融入的蚁穴,即便有食物也只能死去。它必须存在于社会之中,塑造蚂蚁的显然是“集体”。而人是有意志的动物,“蚂蚁社会”对于人类社会的参考意义,并不如长久以来所想象的那么大。

不过,打开《蚂蚁社会》读下去是让人惊喜的。作者韦贝尔(Neils Werber)并不是昆虫学家,而是一位专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他在书中也不是描述蚂蚁究竟如何生活、建设道路、开战或防御——这是昆虫学和社会生物学的专长。在字里行间可看到他在昆虫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之间的引证、跳跃,他最为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从这些学科中去看“蚂蚁社会”作为人类一个隐喻的演变。譬如说:早期古典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等人已经以“蚂蚁社会”或“蚂蚁国家”为参考,设计城邦;在欧洲近代史上,不同学说对国家建制形态展开竞争,共和制的支持者将蚂蚁视为践行共和制的典范,与把蜜蜂视为君主制象征的学说形成对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蚂蚁还被当作其他不同的、甚至相反的隐喻,既是乌托邦社会,也是反乌托邦社会,既是集权社会,也是大众社会。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继续讲下去。而在关于“蚂蚁社会”的众多形象中,人们有一个重要的认知改变,也就是从过去关注蚂蚁的个体智慧转向了社会性结构,这也是社会生物学成为蚂蚁研究重镇的原因。蚂蚁的成功在于惊人的社会分工,除了蚁后,剩下的“大众”各有其职业,有的喂养幼蚁,有的修建道路,有的加入专业的军队,在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交易市场。蚂蚁在这个地球上最早建立起超大规模社会,而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后也就放弃了思考个体蚂蚁的智慧,转向思考“蚂蚁社会”。韦贝尔在《蚂蚁社会》中有意或无意地向读者阐释了一种隐喻的种种范式转变,更进一步而言是人类对自身需要何种文明的多样演变。

不得不说,“蚂蚁社会”是人类社会不可能比拟得上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文明能让一个社会实现“蚂蚁社会”的组织效率。“蚂蚁社会”是人类的一个隐喻,却也只可能是隐喻。韦贝尔高估了人类社会接近“蚂蚁社会”的可能性。当然他的重点不在此,而是关于“接近”的历史。如果我们好奇人类究竟在怎样理解蚂蚁并把它们作为隐喻,他的《蚂蚁社会》确实也值得一读。

文学

关于决策和判断力的书籍(但人类判断有一项根本性缺陷)(3)

《我从哪里来》

作者:[德]萨沙·斯坦尼西奇

译者:韩瑞祥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6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张进

是什么构成了今天的你?家庭、职业、兴趣爱好,还是国籍、种族和独特的性格?如果细究,这一问题的答案几乎将是无限延长的。作为战争难民,波斯尼亚裔德国作家萨沙·斯坦尼西奇在《我从哪里来》中就试图为自己找到答案,探索其社会性自我的众多影响因素。萨沙十四岁流亡德国,命运由此断裂,在德国生活期间,他切身体会到因国际和种族之差异带来的歧视和屈辱,难民身份成了他的“第二出身”,决定了他必须学习德语,尽力留在德国,加入德国国籍以生存下去,他也因此才有可能成为一名德语作家。但比“第二出身”更重要的,是他的家庭、他的故乡和他的母语。在小说中占据叙事中心的祖母,就像这一切的象征,保存着萨沙·斯坦尼西奇更本质的“出身”。对过往的回忆也因此成为与反抗种族歧视这条线索反向而行的另一条路线。跟随回忆,作者召唤起家庭的碎片式往事,跟随祖母到祖父出生并死去的小村庄,回想起南斯拉夫未解体之前的体育盛事。这些记忆尽管如今已因时间的冲洗而模糊至摇摇欲坠、真假难辨,却也在作者不断的拼贴中渐渐成形,这既是他的出身,是他构建自我的结果,也是他的乡愁,以及献给已经去世的祖母的挽歌。

心理

关于决策和判断力的书籍(但人类判断有一项根本性缺陷)(4)

《噪声:人类判断的缺陷》

作者:[以]丹尼尔·卡尼曼/[法]奥利维耶·西博尼/[美]卡斯·R.桑斯坦

译者:李纾/汪祚军/魏子晗

版本:湛庐文化|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1年8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李永博

很多人至少听说过《思考,快与慢》这本书。诺奖得主、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这本全球热销的书中通过分析大脑的思维模式,解释了为什么生活中总是会产生偏见。即将出版的《噪声》是作者在《思考,快与慢》之后,继续探讨人类决策中的缺陷的一部续作。

除了偏见以外,噪声也是人类决策过程中的一种根本性缺陷。所谓“噪声”,被定义为“人类判断中不受欢迎的随机变异”。医学诊断中存在噪声:不同医生对同位病人的病情判断存在差异性解读;人事决策中有噪声:面试官对相同应试者的评估大相径庭;预测中存在噪声:专业人士对新产品的销量、失业率的变化都可能意见不同,甚至自己的预测也前后矛盾。换言之,生活中只要有判断,就存在着噪声。作者进一步指出,决策中的偏见会造成误差和不公现象,噪声也是如此。而且,相比起偏见/偏差,我们常常会忽视了噪声广泛存在的事实,这再次放大了噪声造成的不良后果。

《噪声》从商业、政治、个人生活三个维度探索噪声产生的原因,并试图寻求在减少噪声、优化决策的具体办法。然而,我在阅读中也由此产生了疑惑:商业决策的优化能够同样运用于法庭、公共政策以及日常生活之中?是否在所有的情境下,追求效率和结果的准确都是决策的首要目标呢?

总体而言,《噪声》延续了《思考,快与慢》的风格,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基础的读者,也能很快地在作者大量的举例和分析中了解全书的核心观点,体现了几位作者的深厚功力。

相较于解决问题,《噪声》的价值更在于问题的提出,在回应“认识你自己”的母题时,指出了一个与所有人密切相关、但常被忽略的事实。作为一种“人类不完美”的证据,如果噪声注定是无法被消除的,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如何在适当的情境下“减少”噪声,而在另一些情境下“理解”噪声存在的必要性。

作者 | 书评周刊编辑部

编辑 | 李永博;王青

校对 |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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