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象中的支教生活是简单的（支教之旅的思考）
我们想象中的支教生活是简单的（支教之旅的思考）叩问本心——对新自我的再发掘恍然发现，我们在远程支教里，记住的不是艰难或是顺利，而是在那不远处，有着和我们一样相连的追逐繁星的孩子们。文 / 张晓逸 张欣怡 王蕙巧 龙雨澜听说天上的星星够多，多到足够我们每个人寻找一颗，向它托付我们小小的名字。于是我们变成天上的星星，在夜空中发亮，目之所及只有自己和亲友。直到通过这次远行，我们去往数千里外的支教地，和那里的孩子们朝夕相处，才看见了在我们自身的光芒之外，在更深邃的天幕里，还有另外的星星，它们的光芒微弱而执着。
写在前面
每到学期结束，法大人的假期中总会夹杂着一些远程支教的激动与期许。许多支教组织部门为法大学子和支教校园之间架起了一座桥，好像有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两者牵连。
素未蒙面，却充满期待。不为了单纯做志愿，法大人从这一“传统性”的活动中，看见了窗外不同的世界，也观照了镜子里面不一样的自我。
追逐繁星的孩子
文 / 张晓逸 张欣怡 王蕙巧 龙雨澜
听说天上的星星够多，多到足够我们每个人寻找一颗，向它托付我们小小的名字。于是我们变成天上的星星，在夜空中发亮，目之所及只有自己和亲友。
直到通过这次远行，我们去往数千里外的支教地，和那里的孩子们朝夕相处，才看见了在我们自身的光芒之外，在更深邃的天幕里，还有另外的星星，它们的光芒微弱而执着。
恍然发现，我们在远程支教里，记住的不是艰难或是顺利，而是在那不远处，有着和我们一样相连的追逐繁星的孩子们。
叩问本心——对新自我的再发掘
“晚上十点半熄灯睡觉，不许说话。明天早上七点半到教室，不许迟到。”
“办公室不许打游戏！”
就领队工作而言，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大二学生小林无疑是非常严格的。入校以来，他几乎每个假期都会去偏远的地区支教，走过了川渝大地，走过了云贵高原，从孤身一人到带队而行，一次又一次的支教路上，他感受颇深。
大一上的寒假，小林第一次参加远程支教，去了四川边陲的一个小城。这里有着异常艰苦的生活，极其简陋的教学设施，然而志愿者们依然被孩子们学习的热情所打动，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第二次的云南之旅，大一的小林被选为了队长：“面对一群师兄师姐，我很担心自己的管理。”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逐渐养成了在领队工作中保持严厉的习惯。
有了两次的远程支教经验，第三次小林自己联系了校方，作为一名活动组织者，参与了事前事后的完整流程。南方冬天湿冷的侵袭下，他和队员们裹着受潮发霉的被褥勉强入睡，在第二天天没亮就要起床准备上课。小林坦言，其实支教过程真的很辛苦，在阳台上洗脸时冻得哆哆嗦嗦，抬眼，远方的漆黑中出现两点亮光。不是星星，是山中的人家。艰苦条件带给人们的磨练，唯有满腔的热忱才足以克服。
舆论总是两面的，远程支教也常常被质疑和诟病。有人说，远程支教是打着献爱心的旗号，给自己一个出去旅游的借口。在小林的印象里，其实不然。在支教地的生活往往被教学计划排满，少有闲暇。假期很短，在支教地甚至会待到年关，父母的担心，家人的盼归接踵而至，但日复一日的课程让人无暇顾及其他。也有人批评志愿者动机不纯，想到的是自己的志愿时长，而不是孩子们。小林说：“我觉得做志愿同为了志愿时长并不冲突。挣志愿时长的方式有很多，但我们居然选择了远程支教这种时间最长、离家最远、吃苦最多的方式，相信从内心来说我们还是被一份爱心支撑着。”
而领队在支教队中尤为辛苦，他们和队员一样，对抗着所有艰难险阻，同时要统筹兼顾，照料大家。第三次的支教点就在小林老家的镇子上。回忆起整个过程，他说最担心的还是队员和学生们的安全问题。平日里和大家插科打诨、谈笑风生，一谈到私自出校门，他就会马上严厉起来。在支教地，他担任着全体学生的“年级主任”，关心着每个学生的出勤状况；也带着队员们家访、做饭，关心着每个队员的身体状况和教学情况。
同小林一样，佳怡也参与了三次假期远程支教。第一次，佳怡去了江西吉安安福县城的一所小学，第二次去了贵州黔东南荔波布依族甲梁镇益觉村的一所小学，第三次是云南昭通鲁甸乐鸿乡施初村中的小学。一步步向西、向南，向愈来愈偏远的山区村小走去。
在身边同学眼里，她为了支教付出了太多的努力和心血，足够算得上“无愧于心”。佳怡曾经经历过翻山越岭、悬崖错车，看着租来的面包车车轮稳稳地沿悬崖边缘行驶，她提心吊胆得以为时间凝固了；父母亲的担忧、外婆的牵挂，她也默默承受着；身为领队，全支教队的安全和学生的安全，她也是最操心的一个。然而她还是对自己不满意，为了更好开展远程支教工作，佳怡报名参加了益微青年开办对于偏远山区支教的相关培训。说起她最佩服的人，还是贵州益觉小学的校长，说到“三十年如一日”这句话，她眼中闪烁着耀眼的灼灼光芒。
多次的行程，带给佳怡最大的难题就是和目标学校的对接。去年，她已经联系好的小学临时出现变动，为了补救，她和团队的其他同学一起在一天中打了70多个电话，却没有学校愿意接受他们的支教申请，并且是常常刚开口就被一句斩钉截铁的“没兴趣”给呛了回去，听着对面挂断电话的嘟嘟声查找电话本的下一个目标。
70多个电话无果后，佳怡又重新与先前联系好的小学沟通。经过漫长孜孜不倦地寻找、劝说和往复，她终于敲定了那座坐落于云南边陲小村庄的村小。那里，是一位师兄的故乡，当地的教育资源极为落后，学生连考取乡里的中学都万分艰难。她陷入了沉思：面对这种极度贫困地区的升学需求，他们以十五天为周期的支教课程究竟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又该怎样安排课程？是多追开文化课和补习？还是尽力为他们开辟新的天地？抑或是以励志教育和情感教育为主？在她看来，支教所起到的作用不是捐钱捐物等形式能替代的。她希望做得更好，做到最好。不忘初心，坚守本心。
道阻且长，支教人心臻且坚；无问西东，支教人仍在路上。困难吓不倒支教人，他们像一颗颗星星，不惧月黑风高，倔强地闪着光。他们从支教这一潭湖水中瞥见自己灿烂的模样，欣喜之余，更加努力地向外界发光，温暖着其他的人。支教人和孩子们也许此生再不会相见，但他们仍然心心相印、彼此牵挂。
志愿者冯炯说：“支教带给我们和孩子们的一些心灵的启发，一些美好的记忆将会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永存。我们离开之后，可能和孩子们联系很少，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在生命中就断绝了这样一种关联，这份情谊会存在于我们的十八岁和他们的童年时光里，两个时空的记忆会永远交织在一起。”
字字句句，饱含温柔的深情。
重访陌生——对新世界的再认识
小白是一名大一新生，她在刚刚过去的寒假中奔赴海南支教。从济南到海南，长达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之旅承载了她漫长而艰难的等待，也增长着她对于目的地的期待。她说，自己大概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拖着巨大的行李箱走下火车，真正踏上那片湿热的土地时的心情。只是她没想到，为了完成这次支教，经历的并不是只有顺利和喜悦。
在海南，刚刚落脚的小白摇身一变成了五年级学生的“班主任”，与此同时，她想象中“偏远山区”与实际情况的强烈反差让她来不及为自己的新身份感到惊奇和不适。在小白想象中，支教是到那些学校环境和硬件设施比较差，但孩子学习格外刻苦的地方，“。然而，这所国家资助建设的小学却有着极其便利的物质资源，从学习到生活，都极大地满足了普通小学的需要，这里的孩子们表现出来的状态与教育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让她产生了迷茫。
这个她以为自己能以足够经验去体察，然而事实上十分陌生的世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从与校长的谈话中小白了解到，学校其实很需要愿意留下来的、有教育经验和教育能力的老师，却只见年轻老师来了又去，留下的印记也或疾或徐地随风而逝。同时，这里的许多孩子没有把学习看作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只是被动接受老师“灌输”的知识。所谓“以中有足乐者”、所谓“尊师重道”，在他们心中只是韵律和谐的空白音符。师资力量薄弱，以及孩子们的学习热情不足，是这所小学真正的痛点。
小白担任了班上的语文课老师后，针对孩子们应有的接受能力设计了自己的课程。在一节语文课上，她讲了教案上的六个成语，用相关的历史故事和视频资料给孩子们尽可能生动而浅显地授课。结果第二天提问孩子们有关知识的时候，却没有一只手举起。小白挫败之余在和其他“老师”交流起来，发现这其实是经常发生的状况。一方面可见孩子们没有认真珍惜这些知识的学习，这让“老师”有挫败感；另一方面，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些孩子的学习能力好像达不到同龄人该有的水平，这让她油然而生许多无奈和无力。
这当然不是唯一的困扰。小白和同学们尤其担心的是安全问题，同行的都是一般年龄的同学，大家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呢？支教地虽然不是“穷山恶水”，但也害怕有“刁民”。有一回几个女孩一起上街买菜，就有一些游手好闲的人蹲在马路边，一边吹口哨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女孩们只有快步逃离，所幸没有真的出事，但这也给大家都提了一个醒。
这一次的支教活动是重访与观照现实世界带给小白迎头痛击般的“礼物”，她深刻感受到了想象与现实南辕北辙的痛苦。她愿意怀着压抑与迷茫仔细翻阅这些痛苦和无奈，把它作为难得的经验和生命痕迹，在幽深之境寻找开阔和曙光。
然而，一颗星只有寄身于广阔的星河中才能组成整个有涵义的星系，经验和精神的薪火相传使每个人的坚持显得更有意义。
大一的师弟师妹问到佳怡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支教中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什么？看着师弟师妹们因激动和憧憬而显得迷茫的神色，她总会笑着说：“只记得做了一件一件的事情，故事倒是没有。”不过她还是会讲，在云南时，她给一年级上诵读课《妈妈的手》。她提问道：“大家可以描述一下你们妈妈的手吗？”一个孩子举手答道：“我没有妈妈。”那种瞬间令人如鲠在喉的心疼，她现在提起来还是一阵阵伤心。深度贫困地区妇女的地位得不到保障，很多孩子的母亲逃离、改嫁，这不是以她一己之力和短短的支教活动能改变的事实，她只能竭尽全力，以希冀能带去哪怕微末的改变。
所以佳怡很快明白了，曾经幻想带给孩子们新世界的浪漫期盼是不现实的，反而是这次的经历让她有机会重新审视众生疾苦的世界，从而意识到大学生的支教行动是与社会的呼应密切相关的。在支教领队繁杂的事务中，向社会募集资金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在她看来，社会上爱心捐助的资源很多，领队需要做的就是以合理可行的计划和足够的诚意、用心来争取这些资源。去贵州布依族地区支教时，她在对接的过程得知对方有光大民族文化传统的意愿，于是马上申请了学校的双百项目。当时申报截止迫在眉睫，她带领全支教团队在学生活动中心忙碌了整整两天，终于完成了项目申报书。随即而来的是忙碌紧张的立项、答辩……回想起种种艰难过往，佳怡只觉得值得、幸运。贵州之行前，她向一直关注的公益组织“益微青年”申请“体育盒子”项目，希望给当地的孩子们带去数目不菲的体育器材。因此不断完善自己的课程计划、教案，填无数份表格……申请通过的时候，她终于放下了忐忑的心，无比喜悦。
在每一个支教地，佳怡都要问问孩子们他们的理想是什么，而大多数孩子却都茫然无知，不懂得未来为何物。她心急如焚，却明白“灌鸡汤”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于是她一字一句地教孩子们念《送东阳马生序》、《少年中国说》，带着他们看《风雨哈佛路》。在她看来，真正面对那种几乎是文化荒原的时刻，才有这样震撼心灵的感触：同样生而为人，为什么他们一生下来就有那么多让人遗憾的经历？
于是，在三次奔赴支教地的过程中，佳怡渐渐觉得，她学习的知识开始可以描述她所处的困境，她习得的思想开始可以改变一个范围的文化，她可以不再凭主观臆测或期刊专著上的理论模型来看待整个单纯而复杂的旷阔世界，她于这个世界不再是失语的哑巴更不可能是无关的外人。在重看世界的过程中，她感受到了世界同时也在深情地凝望着她，还有每一个心中有希冀的人。
这种世界与个体相互凝望的奇妙触动，只有真正身处其中才会明白。从前我们对于支教生活的描写只有那些旁人解读的电影、文字。孟凡强记得描写大学生支教的电影《天那边》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情节：水咕噜小学的罗老师起初是抗拒大学生来支教的，他觉得大学生来了一段时间就走了，要么没给孩子们留下印记，要么打乱了原有的教学步骤。支教的人走了，支教地的生活还要继续，多年之后，物是人非，彼此不相往来。
不可置否，很多大学生支教队只是在支教点待了一周或半个月，确实没有教给孩子们很多东西。不管是兴趣课程还是主要课程，在他们离开之后，也许孩子们会记得一点，也许不会。开学之后，他们又会回归他们自己的学习，跟着学校的老师一起，学习他们自己的课本、与考试相关的内容。然而现在他才真正明白：“其实他们能够记住多少我们所教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会记得我们这一群人，他们会知道，在大山的外面，有一群人关心着他们，惦念着他们。”
“使我们失去视觉的那种光明，于我们来说是黑暗。只有睁开眼睛醒过来的那一天，天才真正亮了。”重看世界，众生与你我都是一颗星。
星星们在倒影中短暂地相会，迎来白昼。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夜晚我们的心都连在一起。就像我们虽然与那些孩子们相处时间不长，却拥有了无限的回忆与再次相见的期待。
其实我们要那么大的一颗星寄托名字做什么呢？宁愿把我的名字，就这样托付给地球上另一个小小的名字。在交付的那一瞬间，广阔的天空，遥远得像明天一样，虽然漫无边际，但依然想伸出双手，为了与之相逢而来。
“枕星河之倒影兮与星光同流，望群星之包覆兮随繁星同辉。”
本文摘自《雏鸣》第33期第二版
法大微信 【第20190717期】
内容来源：新闻中心
图片：王蕙巧 房绍帆
内容编辑：王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