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是女性的健身房（第五个健身房）

全是女性的健身房（第五个健身房）为了保住这个根据地，他们封了窗户，从不播放音乐。裹了两圈黄色胶布的老式收音机摆在桌子上，插上电，新闻播报的声音响起。有人听到声音，马上伸手把电源拔下，担心扰民。对他们来说，保住健身房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不怕破，就怕没”。像“打游击战”一样，他们已经搬迁过5个场所：从二七体育馆的操场，搬入闲置的器械仓库，再搬到自行车棚。这是他们待过的第3个自行车棚，也是条件最好的一个。这个健身房藏在两个老居民楼之间的自行车棚里，就连住在附近的住户也很难发现。有40多人常年在“二七健身俱乐部”健身，他们都是原北京二七机车厂的职工和家属，最年长的83岁，最小的上大学二年级。这个大学生的爸爸、奶奶曾在二七厂工作。他说，这里的叔叔、伯伯、爷爷共同教会他健身。有人提着鸟笼子每天都来，有人健身后，在车棚里和工友下象棋。

健身房里，年纪最小的上大学二年级，他健身是为了减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摄

2019年，二七健身俱乐部参与健美比赛，夺得老年组冠军。受访者供图

他们从工厂捡来钢铁废料，锻造成健身器材。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摄

黑色的胶布封住了健身房的窗户。房顶是一层木板，有几个小洞，阳光透不进来。即使白天，这里也要开灯照明。墙角有几块砖头，下雨时，人得踩着砖头走到漏雨处，摆上一排水盆接雨。

这个健身房藏在两个老居民楼之间的自行车棚里，就连住在附近的住户也很难发现。

有40多人常年在“二七健身俱乐部”健身，他们都是原北京二七机车厂的职工和家属，最年长的83岁，最小的上大学二年级。这个大学生的爸爸、奶奶曾在二七厂工作。他说，这里的叔叔、伯伯、爷爷共同教会他健身。

有人提着鸟笼子每天都来，有人健身后，在车棚里和工友下象棋。

对他们来说，保住健身房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不怕破，就怕没”。像“打游击战”一样，他们已经搬迁过5个场所：从二七体育馆的操场，搬入闲置的器械仓库，再搬到自行车棚。这是他们待过的第3个自行车棚，也是条件最好的一个。

为了保住这个根据地，他们封了窗户，从不播放音乐。裹了两圈黄色胶布的老式收音机摆在桌子上，插上电，新闻播报的声音响起。有人听到声音，马上伸手把电源拔下，担心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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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岁的徐长兴是健身房的常客。

他和工友们的训练方法大多从上世纪发行的健美杂志里学来，他们从不吃营养餐、蛋白粉，坚信坚持锻炼是练好肌肉的唯一秘诀。

他家三代都在始建于1897年的二七厂工作。建国前，他的外公是修理工，负责解决进口机车的故障。外公还参与了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外公退休后，他的母亲接替上班，做电焊工。在那时，男性长期在铁路系统占主导。根据统计，1949年，二七厂只有9名女工，占千分之三，到了1970年，女工人数达到1700人，占百分之二十。

徐长兴为母亲的职业感到骄傲。健身房里有他母亲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初，一群热爱健身的工友从二七厂捡来钢铁废料，锻造成特定形状后，请他母亲帮忙焊接。部分器材如今仍在使用，握手处被许多双手磨得光滑。

二七厂以前就像个小社会：工厂给工人分配住房，也相应配套了厂办食堂、工人浴池、医院、学校。为了鼓励工人复工，二七厂规定，儿女出生56天后，可以送去幼儿园，由老师照顾。工人穿着制服在全国范围内搭乘火车，可以享受免票。

到了徐长兴这一代，子承父业成了一种荣耀。并不是所有子弟都能进入二七厂：要么入厂考试成绩优秀，要么父母退休，腾出一个接班名额。为了这个名额，有些家庭兄弟相争，有些父母为了孩子顺利入厂，申请提前退休。

徐长兴把这个名额让给了妹妹。他先去粮食局上了7年班，凭借音乐特长借调到二七厂，随后在二七厂定岗。母亲得知他回到二七厂，见到邻居就夸，“我儿子一岁半就把话说全了，长大了肯定有出息。”

这是他母亲心里最好的出路：虽然在车间工作又脏又累，但二七厂的工作是 “铁饭碗”。更何况，擅长多种乐器的徐长兴还可以参与工人俱乐部举办的各种文艺汇演。

没有人预料到二七厂在2018年全面停产。毕竟，第一条属于中国人的铁路——京汉铁路从这里延伸，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这里掀起。1958年，二七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台内燃机车。到了21世纪，二七厂制造的机车，在世界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上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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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七健身俱乐部，回忆是和健身同等重要的事。

那个上世纪30年代，3000多名铁路工人集资兴建的工人浴池，后来面对社会开放，自负盈亏，最终经营不善停业。2015年，它被拆除。那些与工人福利相关的设施，如厂办食堂、幼儿园和医院，也逐渐市场化，不再与工厂挂钩。

慢慢地，文体活动减少，图书馆关闭，藏书被当成垃圾处理。工人俱乐部因不符合消防要求也被拆除。

健身房的这群工人，也一批一批地离开二七厂。有人熬到退休，有人不得不被买断工龄。

当刘鸿滔戴着一顶保安帽，坐在卧推架的长凳上回忆往事时，旁边的工友忍不住为他打抱不平，“谁愿意看监控啊，肯定喜欢做铁路探伤工！”刘鸿滔每天下午来健身房锻炼，晚上在丰台区一家商场当保安，值夜班看监控，“是临时工”。

这个秘密，只有他的家人和健身房的工友们知道。

他曾是二七厂的探伤工，是火车零件的“医生”，用X射线或超声波给零件做“体检”，寻找潜藏在钢铁里的杂质、裂痕。如果“体检合格”，他在零件上盖一个刻有自己编号的钢印。这代表他将为这个零件的质量负责。

他还要探测衔接两块钢板的焊口，避免焊接缺陷，“鸟巢”是钢结构，他的探测标准比“鸟巢”还严格。他提醒自己不能犯错，他的工作关系着火车上几千人的生命。经过他“体检”的上千台火车，出口至安哥拉、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国家。

2018年，二七厂全面停产。根据《北京2016-2035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二七厂在原厂址的基础上，改造成以文化旅游为主的二七厂1897科创城。时年50岁的刘鸿滔被买断工龄，和二七厂解除劳动关系。

他从二七厂带回了4本职业资格证，带着它们去了很多场招聘会。除了给火车零件做无损检测，他还掌握氧气切割、组装火车零件、吊运火车头等技能。

但在招聘会上，没有一个公司招聘这类技术工人。一个招聘会计的面试官拿着他的职业资格证看，问“你会正确地使用电脑吗？”他从没学过办公软件。

只有保险公司的面试官看中他声音洪亮，主动邀请他当保险推销员。他拒绝对方，执拗地认为这份工作是“纠缠不清，死缠烂打”，带有“欺骗”的性质。

多次面试失利后，他逐渐意识到，很难再找到一份有荣誉感、有社会地位、薪水又高的工作，也没有公司愿意培训他，“我找不到在社会上的位置。”他总是失眠，宁愿在家呆着，也不愿出席同学聚会。

为了面子，他跟老同学吹嘘当了替身演员，跟着剧组在外地拍戏，每天能赚六百元。有一个女同学给他敬酒，“希望你能成为知名演员。”

他从不觉得自己不如别人。1990年，他第一次参与北京市“艺海杯”健美冠军赛，获得第六名。“我凭着健美的身材，征服了我爱人，我爱人很漂亮。”

3月初，刘鸿滔终于等来了当群众演员的机会，每天一百元，去10天。

工友们劝他，他想法单纯，不适合影视行业；妻子也反对，希望他能找份按时上下班的工作。但他把这次机会视为人生的第二次起跑，“我在寻找自己的位置”。

在拍摄现场，他的位置距离主演三十多米远，没有一句台词，每天熬到后半夜。导演说走，他要跟着走。导演说站，他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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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离天安门约20公里的二七厂，和大都市有一定脱节。

这里有一万多户家庭，老年人居多，模样相似的居民楼沿山坡而建，却少见无障碍设施。要去北京市区，他们得先搭乘40分钟公交车，才能抵达地铁站。输送暖气的灰绿色铁管裸露在楼房外，铁管的衔接处包裹几层白色的胶布，看上去像手肘骨折的包扎。许多家庭仍使用煤气罐。

健身房里，大家讨论着。“我63岁，我家没有天然气，每个月我都扛着煤气罐上楼，没好身体根本不行！”

“我家住三层，请别人来扛，一层要5块钱呢。”

“那我最省钱了，我家住七层！”

有人早年带儿子来健身房玩，但儿子长大后，不愿意再来二七健身俱乐部，宁愿开车去离家更远的商业健身房。

徐长兴明显感觉到，社会标准在变化。在他的青少年时期，衡量优秀的标准是艺不压身，节约也是公认的美德。他会缝纫衣服，会自制乐器，会理发。结婚时，他捡回废弃的旧木头，手工制作了沙发、柜子、床等家具。他的技艺曾为他赢得工友的好评和额外的收入。

他最得意的作品是航天避雷球。一个科研生产基地请二七厂帮忙制作避雷球，他接下这个任务，琢磨了几天几夜，最后，选择切割12瓣铁皮，把铁皮压成弧形，再焊接成球形。

在那时，工友们自发早到晚退，希望多做工作。有时候，车间主任还要充当不讨喜的角色，轰人下班。

但如今，越来越少人自己理发、缝衣、打家具了。他讨厌用金钱衡量工作的价值，“现在的人加班，必须拿到加班费。”

徐长兴的教育理念有了新变化。徐长兴告诉他的孩子，好好读书，不再希望子承父业。

最初一起健身的工友，有的死了，有的搬离了二七厂小区。如今，只有40多名工友和家属坚持留在二七健身俱乐部。

58岁的张建群计算过，即使在二七厂拥有三套房，也换不了市区一套房。他坦言，没有搬离这里的经济条件。

坐在老工友开的饭馆里，这个曾掌握火车头“心脏”的男人，“闷”了两杯白酒，说，“我特失落。”他离厂后，投资失利欠债。为了还债，他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开面包车给五六个超市送货。

他更喜欢刚入厂的自己：能熟练组装柴油机；一边工作一边上夜大，常去工厂的图书馆读书；工厂组织短跑比赛，他拿了冠军，奖品是一套啤酒杯和一块表。

但这些成绩，在他儿子眼里，“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个学习软件编程的年轻人喜欢动脑不动手，认为组装柴油机是体力活，技术含量不高；至于短跑冠军，也只是在业余选手里表现比较优秀。

每当他们到亲戚家串门，张建群总爱聊起二七厂的故事。儿子要么不接话，不参与这个话题，要么默默转移到其他话题。

张建群有时特别希望儿子和他起争执，提醒他哪个历史时间记错了，至少能证明儿子在关心二七厂。“他从来不欣赏我，从来不崇拜我。”张建群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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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健身器械“傻大笨粗”，纯手工制作，杠铃上有工人焊死的几个铁疙瘩，各有各的圆样子。长凳是拿旧床单裹的，不平的水泥地砖起灰，他们时不时往地面洒水。墙上挂着毛主席像、毛笔手写的健身房守则。

他们已经辗转了5个场所。每次健身房搬家，所有人都要到场。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特长：打扫新车棚、转运器材、安装照明灯。

他们待过的前两个自行车棚，一个经过绿化改建，改为街心花园，一个改进为智能化自行车棚。这是第三个车棚。

新的健身房一点不新。地面的防滑垫是从附近公园里捡来的，储物柜是从超市淘来的二手货。他们仍在使用工厂早年分发的劳保手套，即使磨破了几个洞，也不愿丢弃。

车间互帮互助的传统在延续。有人独居在家，其他工友关心他的身体变化；有人要换一个更有利的位置摆摊，其他工友主动帮忙运货。

那个83岁的老人说，这个健身房像极了过去的工人俱乐部，是一个可以把工友们聚在一起的地方。也有人说，在健身房挥汗如雨时，他感觉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有人即使不健身，带着孙子，也要来健身房里坐一会，和其他人聊聊天。大年三十下午，他们照常锻炼。

徐长兴把健身房看成二七厂传统的延续，尽管它不能展现二七厂历史的百分之一。

2019年，4个60岁以上的工友组成老年队，参加健美比赛。徐长兴是其中之一。他们为此苦练了三个月，健身房的工友也去现场观看，表示支持。

比赛现场，排在他们前面的都是年轻的、强壮的身体。他们走上舞台时，主持人说，“你们比我的父母还老，却这么健康。”台下的工友们喊，“发扬二七精神！”

他们最终拿了冠军的奖杯，激动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急匆匆地开车回健身房。

有20多个健身的工友在等待他们，4个冠军掏钱请大家一起烧烤庆祝。大家干杯，“土地儿也能出冠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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