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为啥躺平（年轻人为何躺平）

年轻人为啥躺平（年轻人为何躺平）为什么他们不喜欢也不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在NHK的《三和人才市场》纪录片里，几乎每个受访的三和青年都有在富士康工作的经验。其中的“三和大神”宋春江称，他曾经在富士康做一名流水线工人，每天打几千颗螺丝钉，感到这样的生活实在枯燥乏味。“三和大神”贴吧里一位喜欢干日结工作的网友@紫夜星雨说自己“对流水线有种恐惧感”，下面有网友回复道：“同感，看到流水线和群居宿舍，就头皮发麻……和蹲号子没区别。”“日结来了！”几乎每个三和青年在听到这声呼喊之后，都要在内心盘算，自己的钱还够不够花、够花多久，日结的活儿累不累、愿不愿意干……挂逼，是三和青年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挂逼大多数情况是没钱了，也可以是死了。挂逼也被用来形容那些维持他们生计的极为廉价的生活用品——两块钱一大瓶的挂逼水、五块钱一碗的挂逼面、15块钱一晚的挂逼床位；也可以是休闲娱乐的代名词，比如说“去公园挂逼”。如果失去所有的生活保障，或者被骗走

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快递、工地、保安，干一天玩三天。赌博、、网吧，玩到挂逼再接活儿。这就是在深圳龙华区三和人才市场附近一群底层青年的生活。

三和与周围显得格格不入，因为这里人们的生存毫无目的。这里聚集的青年人普遍认为无论怎样努力都达不到富裕生活的水平，因此也放弃了努力，他们的社会存在感不断降低，由此进一步产生失落感甚至羞耻感。不过，即使无法融入深圳，他们也没有离开，而是选择构建了区隔于主流社会的城中村圈子，在此低成本地生存，一个月仅需1200元左右就能维持生计。这样的生活如同一个漩涡，在日结工作、底线生活和挂逼生活中无限循环。

挂逼，是三和青年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挂逼大多数情况是没钱了，也可以是死了。挂逼也被用来形容那些维持他们生计的极为廉价的生活用品——两块钱一大瓶的挂逼水、五块钱一碗的挂逼面、15块钱一晚的挂逼床位；也可以是休闲娱乐的代名词，比如说“去公园挂逼”。如果失去所有的生活保障，或者被骗走了身份证、手机，那么就彻底挂逼，成为了真正的“三和大神”。

“三和大神”近年来闻名网络，甚至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三和青年的刻板印象，比如只睡大街、等着别人剩饭、去垃圾堆里面扒食物找衣服等。但这群年轻人的生活场景究竟如何，他们又为何在这里抱团取暖，低欲望低消费地生活，不愿意找稳定的工作或者回家？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2019届硕士研究生林凯玄在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的指导下，去到当地进行田野，每天跟三和青年一起吃饭、住宿、去人才市场，白天观察，夜晚记录和整理。就这样，师生二人共同写成了一本用白描研究的方式关注城市底层社会的著作《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他们发现，在进入三和以后，人们最大的变化就是失去了挑战命运的勇气。“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用努力工作，也不会失落无聊，没有羞耻感的生活让他们失去了奋斗动力。”当周围人都是这样的生存状态时，三和青年也适应和融入了这种生活。

01 不想工作，是不想被盘剥、被克扣、被歧视

“日结来了！”几乎每个三和青年在听到这声呼喊之后，都要在内心盘算，自己的钱还够不够花、够花多久，日结的活儿累不累、愿不愿意干……

为什么他们不喜欢也不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在NHK的《三和人才市场》纪录片里，几乎每个受访的三和青年都有在富士康工作的经验。其中的“三和大神”宋春江称，他曾经在富士康做一名流水线工人，每天打几千颗螺丝钉，感到这样的生活实在枯燥乏味。“三和大神”贴吧里一位喜欢干日结工作的网友@紫夜星雨说自己“对流水线有种恐惧感”，下面有网友回复道：“同感，看到流水线和群居宿舍，就头皮发麻……和蹲号子没区别。”

在林凯玄的访谈中，三和青年经常说自己不想工作，是因为不想被盘剥、被克扣、被歧视。他们这种做法，在《岂不怀归》中，被用学术的语言总结为“试图抵制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背后不合理的制度逻辑”。

田丰认为，三和青年的出现是工业化过程当中把农民工“非人化”对待的结果，这和马克思笔下的“异化”有一定的区别。他说，所谓的异化是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的拧螺丝，是通过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把人融入机器的大生产当中，把人转化成机器的一部分。而“中国除了工业化、市场化之外，背后还有制度的影子”。在他看来，农民工进城之后户籍制度应该取消；农民工跟城里人应该有相似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这样的制度也长期没有建立，即使最近几年建立了，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刻意为之的目标就是给城市化、工业化提供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企业是一个受益方。也就是说，只把农民工看作工业化生产的工具、城市发展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不是当成活生生的人来对待。”

从被工具化的链条上挣脱，三和青年选择了“干一天玩三天”的生活方式，其实，今天的很多城市年轻人也向往着“做二休五，钱少事少”的“都市隐居”。日本社会学者三浦展曾在《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一书里谈到了日本人产生“佛系”心态的原因。他认为，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社会阶层越低的人就越努力，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期望和可能；但是由于阶层固化，整个社会当中，只有少数人对将来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阶层的上升抱有期望，而且这种期望并不由本人的资质和能力决定，而越来越被父母的社会阶层决定；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却毫无期望。社会由此分为了两大阶层——拥有希望的人和不拥有希望的人。

在田丰眼里，中国和日本不一样，中国还是有上升的空间，年轻人之所以不努力，是因为“对于年轻一代，努力是一个选择题，不是一个必答题”。他认为90后、00后的压力没有60后那么大，因为过去进城务工的60后是全家的希望，如今这一辈人把房子盖好了，90后“只需要养活自己就行了”。另一方面，田丰发现一些年轻人抱有“努力也没用”的心态，“如果你认为努力了之后能考及格或者考100分，就肯定努力去答卷；如果你发现再努力也考不及格，肯定就不努力了，”他认为，高不可即的大城市房价正是后面这样一份难以回答的考卷。

02 时时挂逼，层层宰割

为了逃避被盘剥，在三和，青年们喜欢选择日结工作，这种工作虽然可以短时间拿到报酬，但其工期最短、工资最低、保障也最差。《岂不怀归》一书中提到，日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工厂可以利用日结降低管理、薪酬和社保等成本，灵活用工；中介也可以确保长期招工，从三和青年身上获得中介费用。因此，虽然三和青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努力地避免被盘剥，但是到了必须维持生计的时候，也逃避不了被盘剥的命运。“只要赚钱肯定都得被盘剥，只是尽可能地想以某种方式去抵抗，”田丰评价道。

做日结拿到工钱后，三和青年平日里都干些什么？一天的日结仅够维持两三天的底线生活。好在这里可以吃5块钱一碗的面，喝2块钱一大瓶的水，睡15块钱一晚的旅馆，深圳气候温暖，一年到头睡大街也不会“路有冻死骨”，十天半月不洗澡、不换衣服亦是正常。

三和青年的娱乐活动有限，是其中之一。闲着无事的年轻人会选择“到店逛逛，碰碰运气，听听挂逼仔吹牛”，然后走到这家挂着“你有多少胆量就有多少财富”的站休息、社交。对三和青年来说，买是实现梦想的一种途径，有的人凭运气购买，有人在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下号码走势，也有人最终发现“买只能让自己快点挂逼”。很多买的青年从好奇慢慢发展为痴迷，最后彻底挂逼时，才发现为时已晚。赌博也是类似的情况，只不过赌博可以让人在更短时间内消耗更多的钱财，挂逼更快。

三和青年平日里也会聚集在网吧里。按照林凯玄的观察，这里的网吧和别处不大一样，座椅上又黑又黏仿佛包了浆，鼠标也油乎乎的，还有臭虫爬来爬去。夏天空气不流通，气味难闻，一般人难以坚持，三和青年却能岿然不动。他们在这里吃饭、过夜，目的不仅是为了节省房钱，也是为了排解在大城市的寂寞，通过在网络上获得即时快感，获取暂时的解脱和释放。有的人会打游戏氪金，有的人会送美女主播礼物和红包，甚至用自己还来不及享用的日结工钱一次打赏几十块钱。这在外人看来似乎有点可怜，但田丰看到，他们这样花钱不会感觉到自己被盘剥，反而觉得自己能够得到什么，因为“给小姐姐打赏的时候，小姐姐会表示感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难获得的外部尊重”。

如果处在挂逼的边缘，还遇上急需用钱的事儿，三和青年可以选择的赚钱途径只有卖手机、卖微信号和做法人。一个一年以上的微信号价值150块，卖掉前要删掉全部好友且绑定自己手机号，这显然说明微信号将被用于进行不法交易，可能是赌博也可能是诈骗。三和青年还可以依靠身份证赚钱，例如去开手机卡，再卖给收卡的青年——当然，这些卡最终也会被不轨人士用于非常规用途。回报更高、风险更大的最后一种赚钱方式是做法人，也就是身份清白的人把自己的身份信息、照片、指纹等出卖去注册企业，这一产业链操纵者以此欺骗政府和其他企业从而获利，然而，最终的责任和风险可能都是由做法人的人来承担。《岂不怀归》中记载了一位被迫做了法人的三和青年，因为曾经售卖了自己的银行U盾和手机号，又在日结工作中被骗走了身份证，如今，仅仅在深圳，他名下就已经有十几家公司，注册资本都是500万人民币。他感到极度崩溃：“如果出事了，这辈子就完了！”

上班的时候被工厂、中介盘剥，不上班的时候赌博买、给主播打赏，照样被宰。等到一无所有，卖微信号、做法人还是被骗。“任何一个角度，他们都是被宰割的对象，”田丰说。

03 留城无望，回村无意

这群如同待宰羔羊的青年人如今聚集在三和，既无法融入大城市，也不愿意离去。“三和青年其实是从农村到城市向上流动的一个部分，但没能够流上去——他们现在的状态其实就是悬浮的状态，”田丰看到，三和青年是因为摆脱了对社会、家庭和自身的责任要求才陷入无援之境的，对他们来说，只有有效回归社会、回归家庭才是正途。

在优酷一则名为“广东深圳：谁说三和大神离不开三和？我就是走出三和成功上岸的第一人”的视频中，一位曾经的三和青年讲述自己做了三年日结，但因为赚不到什么钱，加上自己身体不好，临时工又没有医保，所以决心“上岸”。他的“上岸”感言是：“我现在比以前好多了。”田丰认为，要走出三和，一个人必须首先对自己的状态出现厌倦，产生新的目标。这样的改变常常是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例如要结婚了或是遇到了重大的事件，比如看到过去认识的人过得不错，认为自己也可以这样生活。惟其如此，他们才能够改变“做一天玩三天”的混吃等死状态，并思考自己究竟该如何提升——“三和青年能走出来必须靠自己的觉醒，要有改变人生轨迹的意志和能力。”

除了要求个人的努力上进，社会又能够为这些处于层层盘剥之下的三和青年做些什么？田丰看到，是三和青年受到的教育使得他们和整个社会脱节了。在过去应试教育的条件下，农村孩子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但在教育改革之后，一部分优质教育资源被市场化了，另外一部分优质教育资源被阶层化了。城里孩子不停补课，农村孩子什么也不补，这就导致他们在进入初中高中之后差距迅速拉大。

田丰在农村调研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令人扼腕的现象——好的老师都进入了民办中学，农村里越来越缺少负责任的老师；很多教师都住在县城，白天上班，晚上就走，和孩子们缺乏沟通了解。种种因素相加，教育差距越来越大，久而久之，农村很聪明的孩子“再突出也突出不到城市的门槛”。

他认为，今天的社会即使是做一个农民工也需要一定的职业水平，但因教育制度的原因，很多农村孩子初中一毕业就辍学了，没受过什么教育，没有什么技能。在职业教育方面，很多时候，官方提供的农民工培训流于形式，职业教育的内容脱离时代，与社会需求脱节，难以培养出企业真正需要的人。很多三和青年没有任何职业技巧，又因为从小就在乡镇、县城上学，早早就熟悉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不愿意跟父辈一样去默默无闻地做一个机器的零部件。就这样，他们既不想要回家，又难以向上突围，最终形成了“悬浮”的状态。由此，田丰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必须得改变教育制度，职业教育也必须要和业界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