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里馆诗人的心态（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竹里馆诗人的心态（黄昏里挂起一盏灯）郑愁予：我在写一首跟雁荡山有关的诗，但还没有完成。我以前写过不少山水诗。我大学毕业后在雨港基隆上过班，每天面对的是大海，因此写了不少跟大海有关的诗。后来因为喜欢登山，又写了不少跟台湾的山有关的诗。有人说我是游子诗人，也有人说我是山水诗人。这都是标签。山水诗的鼻祖正是在你们温州当过太守的谢灵运。他是真正的登山家。他有专门用于登山的道具，比如竹杖、鞋子。此人恃才傲物，后来被处以极刑。这样的人，身上有一股贵胄之气，皇帝怎么不提防？“人杰地灵”，这四个字仔细想想还真是有道理，这么好的一块地方不出人才那就奇怪了。温州这地方，是江南的江南，它跟杭嘉湖的冲积平原不一样，这里的山，每一块石头都是活的，水从地底一直贯通山顶，所以，你看，每一座山的山顶都能抽长出茂盛的树。它的生命力不是来自于雨水，而是山里面的活水。这就让我很震撼。我以前也喜欢登山，现在即使不登山了，我还保持着一种登山的愿望。我有时登上一级台阶
2018-11-09 11:14 | 浙江新闻客户端通讯员 东君
郑愁予先生少年早慧，十几岁就开始写诗（当然是现代诗）。他十五岁那年接受基督教洗礼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学的洗礼。虽然生长北方，但他的诗是南方的，每一个字仿佛都是打江南走过的。这个“江南”，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江南，还是文化的江南，唐诗宋词的江南，既古典又现代的中国的江南。
郑先生在今年深秋打江南走过时，我们把他请到了乐清可楼。我们在迎来送往间、在宴饮间，有过一些零星交谈。现将这些谈话片段稍加整理，以飨读者。
东君：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诗名总是跟答答的马蹄声联系在一起。每当人们提到你的名字，总会谈到《错误》那首诗，而且总会提到那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我是过客。”
郑愁予：这些年我马不停蹄，走了不少地方。有人问我，累不累？唔，我如果觉得累就不会满世界跑了。我现在已是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了，但你们不能总是把我当作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走到哪里都要扶上一把。你知道？这在美国，是年龄歧视。再说，我走路有自己的节奏，你一扶，我的节奏就乱了，反倒容易摔倒。诗歌也是讲究节奏的。现代诗的节奏是内在的。《错误》这首诗，一般人的理解是，它是一首爱情诗，写一个游子经过一个地方，留下了他的情。表面上可以这么说，其实内在的层次不是这样子的。我写这首诗的灵感跟儿时的一段记忆有关：1937年，我跟母亲离开南京浦口去山东的时候，一匹马拉着一辆炮车打我身边经过，那股声音带来的力量一下子就把我冲撞到马路边，我永远记得那一刻的场景，记得那达达的马蹄声。我后来要表达《错误》这首诗时，就记起了这事，于是就把“达达的马蹄”写进了我的诗。我写诗时，一直很注重语言的节奏感。所谓节奏，其实就内在情感的一种表现。
东君：记得你谈到《错误》时不仅提到了上面这段往事，还提到了莫愁湖的莲花。在你的记忆中，一边是美丽的莲花，另一边却是战争年代的烽烟。你的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几乎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你后来每每谈到往事就把自己称为“抗战儿童，内战少年”。两次残酷的战争过早地在你心底里埋下一种忧患意识，这是否就是你诗歌创作的缘起？
郑愁予： 我的名字里有一个愁字。这就注定了我的性格里面有“多愁善感”的一面。我出生于山东济南，五岁到南京，住在离莫愁湖不远的黄泥岗。父亲在军中担任要职，追随张自忠部队，去了湖北，跟家人聚少离多。1937年，日军攻打南京，我跟母亲投奔二伯父所在的峄县。峄县有两个庄，一个是枣庄，一个是台儿庄。二伯父时任警察局局长，管着这两个庄。当时二伯父见到了我们母子俩，紧张得不得了，他告诉我们，这里也很危险，你们还要向北走。于是我们去了河北，投靠五叔。那时候，铁路、桥梁大多被日军炸毁，我们这一路的艰辛可想而知。1940年，张自忠所部与日军在襄阳激战，全军覆没，张自忠战死，我父亲音信全无。我和母亲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我常常对人说，我是抗战儿童，内战少年。我写诗的冲动，是从读北大暑期文艺班开始的。第一首诗写于北京，题目叫《矿工》。有一天，我去门头沟玩，看到一座煤矿，一些小孩子正在那里徘徊着，我就问，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他们说，我们在等爸爸出来。我听了眼泪就刷刷流了下来。我回去后写了一首题为《矿工》的诗。其中有一句是：你一生下来上帝就在你的手上划下了一个“十”字。我是在1948年圣诞节前夕接受基督教洗礼，与此同时我也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学的洗礼。我所读的中学是英国式寄宿学校，叫崇德学校，老师多半是英国人，那里只有男生，没有女生。我最常去的地方是图书馆，我读来读去，几乎把里面的藏书都读了个遍。我读的小说类的书大都是俄国小说，诗歌我记得读过马雅可夫斯基。当然，我也读到了欧美一些现代诗。有翻译的，也有原文的。国内有两本诗刊，一本叫《中国新诗》，一本叫《诗创作》，我也时常读。1948年，我在《武汉时报》发表了第一首诗《爬上汉口》。次年，我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草鞋与筏子》。那一年，我十六岁。我在大学读的是理工，没读过一年中文，但五十年代初，我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下了不少后来被人称为“愁予风”的诗。
东君：唐湜先生曾经用十四行体写过温州的山水。你上次来温州有没有留下一首诗？
郑愁予：我在写一首跟雁荡山有关的诗，但还没有完成。我以前写过不少山水诗。我大学毕业后在雨港基隆上过班，每天面对的是大海，因此写了不少跟大海有关的诗。后来因为喜欢登山，又写了不少跟台湾的山有关的诗。有人说我是游子诗人，也有人说我是山水诗人。这都是标签。山水诗的鼻祖正是在你们温州当过太守的谢灵运。他是真正的登山家。他有专门用于登山的道具，比如竹杖、鞋子。此人恃才傲物，后来被处以极刑。这样的人，身上有一股贵胄之气，皇帝怎么不提防？“人杰地灵”，这四个字仔细想想还真是有道理，这么好的一块地方不出人才那就奇怪了。温州这地方，是江南的江南，它跟杭嘉湖的冲积平原不一样，这里的山，每一块石头都是活的，水从地底一直贯通山顶，所以，你看，每一座山的山顶都能抽长出茂盛的树。它的生命力不是来自于雨水，而是山里面的活水。这就让我很震撼。我以前也喜欢登山，现在即使不登山了，我还保持着一种登山的愿望。我有时登上一级台阶，就感觉是对地心引力的反抗。登山跟登台阶一样，都是一种对地心引力的反抗。如果说，诗人身上还有一种狂，那么这种狂，也类似于一种对地心引力的反抗。我现在还在写诗，我想我回去以后可以把那首写雁荡山的诗续完。
东君： 你不到二十岁就去了台湾，刚好碰上了一个诗人辈出的年代。你能跟我谈谈那个时代的诗人？
郑愁予：我到了台湾之后，认识了纪弦、方思、商禽他们。纪弦是现代诗派的开创者，我是九人筹委会中的一员。纪弦比我大十来岁，他的本名叫路逾，在大陆时就以路易士为笔名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诗作。他受《现代》诗风影响，所以把它的风气带到了台湾，成立了现代诗派。我们那时对纪弦都很推崇，他那些具有真正现代精神的作品也是在五十年代出现的。那个阶段，也是我的创作高峰期。五十年代，台湾出现了以纪弦为主的现代诗派、以覃子豪、余光中为主的“蓝星”诗派，还有就是以洛夫、痖弦为主的“创世纪”诗派。
东君：因为你不持门户之见，所以在台湾跟其他诗人之间都保持着一种比较融洽的关系。你的好朋友中就有我喜欢的诗人商禽。1968年，你去了美国之后，还跟台湾诗人联络或交流？
郑愁予：我在美国，很少参加诗歌活动。我的朋友大多在台湾。洛夫、商禽、痖弦、管管、张默、叶维廉，我们都很熟。我的年龄比洛夫、余光中他们小，但我的写作时间比他们略早一些。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都是“阿兵哥”。洛夫是海军部队的军官，痖弦和张默也是海军出身。现代诗派的成员后来有一部分人分流出去，组建蓝星诗社与创世纪诗社。我的诗在现代诗派的刊物上发表最多，后来也曾在《蓝星》或《创世纪》诗刊上发表。我跟商禽是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诗。商禽本名叫罗砚，早年的诗风跟洛夫差不多是一路的。有一回，我给他推荐两本外国诗歌理论的书。商禽读了，很有启发。他对太太说，郑愁予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而我如果要引人瞩目，就得长成一棵歪脖子树。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他写出了一种散文式的诗，诗风大变，是我之前所不曾见过的。他发表这些诗时，没再用壬葵这个笔名，而是用了新的笔名商禽。商禽的确是个鬼才。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台湾很多诗人都会画点画。纪弦原本就是苏州美专出来的，像商禽、管管和我，都喜欢画画。我画的是油画。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曾随陈半丁先生学画。有一次，陈先生带我去拜访一位老画家。他就是白石老人。我在齐白石的画室里，看过他的画，也听他聊过书画艺术。
东君：我很喜欢你《燕云集》里那十首短诗。你写北京郊区的小螺贝、雪后的西山、白塔、四合院，都给人一种清新可喜的感觉。你的中学时期应该是在北京度过的，对那里也同样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据说你后来去了台湾或美国，仍然对北京的风土、饮食念念不忘。
郑愁予：我在北京住过一阵子，所以我到了台湾之后就写了《燕云集》的组诗。我很高兴，你居然也喜欢这组诗。当年保罗·安格尔就很喜欢这一组。他编选一本中国诗选时，挑来挑去，后来还是选了《燕云集》中的十首短诗。我是在1968年去了美国。我那时拿到了诗创作学位，也就是国际认可的艺术硕士学位，简称MFA。在美国，我的诗集是可以代替论文的。像余光中、王文兴、白先勇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拿到了学位。我拿到了这个学位，先后在爱荷华大学和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教了几十年书。那时候，我仍然坚持写诗，但很少拿出去发表或出版。我在美国期间，一直很关注中国，惦记的也是民族、生存、兴旺等等这些事情。我刚到爱荷华大学时，夕阳西下，展现眼前的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我思念故土，禁不住向着中国的方向跪了下去。那天，我写下了一首诗：《我在温暖的土地上跪出了两个窝》。我一直喜欢周游世界，我每到一处，总是把乡愁装进自己的背包里。
（注：访谈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郑愁予先生本人过目，如有纰漏，敬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