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离开北上广（从前些年的逃离北上广到如今的逃回北上广）

为什么离开北上广（从前些年的逃离北上广到如今的逃回北上广）第一个层次，就是两个地方的人均GDP达到了完全一样。这种一样的状态，我们有三个层次来表示。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最近这些城市在控制人口，2017年北京的人口有负增长，与此相关的又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有很多城市，二三线的城市加入了所谓叫“抢人大战”。这样的这种政策，是不是也是无法持续的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要理解“空间均衡”这样的一个概念。所谓空间均衡，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假设，就是这个国家有两个地方，那么空间均衡达到的状态，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一个国家两个地方进行居住和生活，它所达到的效用和满意程度是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在哪里工作和居住？

理解人们在哪里工作和居住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城市经济学的概念，就是“空间均衡”的概念。

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而言，理解一个城市的人口增长趋势，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决策变量，比如说在哪里买房子。

中国曾经有一些年，有人说人口开始在逃离北上广，可是真的出现了吗？如果你看一看周围，你就会发现好像大家逃离北上广，最后又逃回北上广了。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最近这些城市在控制人口，2017年北京的人口有负增长，与此相关的又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有很多城市，二三线的城市加入了所谓叫“抢人大战”。

这样的这种政策，是不是也是无法持续的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要理解“空间均衡”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谓空间均衡，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假设，就是这个国家有两个地方，那么空间均衡达到的状态，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一个国家两个地方进行居住和生活，它所达到的效用和满意程度是一样的。

这种一样的状态，我们有三个层次来表示。

第一个层次，就是两个地方的人均GDP达到了完全一样。

第二个层次是人均的实际收入达到完全一样。因为不同的地方，物价水平可能不一样，所以要达到绝对的人均收入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些大城市收入比较高，物价可能也会比较高。当扣除掉物价水平以后，不同城市之间的实际人均收入是可能一样的。

讲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就会问，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的话，不同的城市之间的人均实际收入就真的能够达到绝对的一致吗？其实也不是。

这就涉及到了空间均衡的第三个层次，生活质量的驱动。

在大城市人口比较多的地方，你会面临比较高的房价，我们的居住面积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点，同时在大城市，人的通勤时间，也会比较长一点。有的时候，大城市还会面临比较严重的空气污染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构成了在大城市生活的成本。

所以真正实现空间均衡的，实际上是在大城市的人均实际收入，扣除掉我们在大城市额外承担的一些成本，之后，我们在不同规模的城市生活和居住基本上完全一样了。这个就是空间均衡的核心概念。

那么在我刚刚讲的这个空间均衡的道理里，我们就可以推演出城市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三个目标，它分别是发展、宜居，还有和谐。

我们先来看发展。假设一个城市它的规模比较大，它还会持续增长，那么它的动力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一个动力是资本积累，另外一个动力是技术进步。在理论上，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其实都会源源不断地推进下去，没有止境。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带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成为吸引人口流入的最为重要的动力。

当人不断的涌入大城市以后，就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比如人多了以后，城市的宜居程度会下降，这个时候就要求城市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管理手段的改进，来使得这个城市的交通能够保持相对的通畅，使得这个城市的环境能够保持在比较宜居的状态，这样就可以构建一个宜居的城市。

第三个目标，就是社会和谐，就是指这个城市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能够和谐的相处，收入差距不能太大，公共服务要强调均等化，这样就能达到这个城市的和谐的状态。

一个国家的不同城市，实际上它的人口规模有所差别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很多市场经济国家，它的人口分布都符合齐夫法则。

齐夫法则的含义，就是大概一个国家的最大城市的人口，会是第二大城市的人口的两倍，会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一直到是第n大城市的N倍。

不同城市有不同的人口规模，它的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每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不一样。有的城市的产业，具有非常强的规模经济效应，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城市的人口就会比较多。比如说，大城市普遍具有比较发达的现代服务业，金融、贸易、文化产业、教育、医疗。

那么有一些二线的城市，它的产业结构是以制造业为主，相对于现代服务业来讲，它的规模经济就没有那么强，所以它人口会稍微小一点。

再往下，有一些小城市，它基本上是从事一些和大城市相配套的产业结构，比如说居住功能，制造业分工的产业链的某一些环节，甚至在一些小城市，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旅游，或者成为农村和大城市中间的节点性城市，服务于农业生产。

这样的一些城市，它的人口规模就比较小，因为这样的产业规模经济并不是很强。

那么理解了不同城市的产业分工和它相应的人口规模以后，我们就能够理解不同的城市的人口规模，就是在我今天所讲到的空间均衡这样的一个机制下所形成的，它不是人为决定的。

相反，如果我们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希望通过政府的政策去控制人口的流动的话，那么在人口流入地，当你想通过某种方式来使得人口增长停滞，那么就必须在我前面所讲到的发展、宜居和和谐这三个目标当中放弃一个。

比如说，如果城市没有经济增长，那人们可能会觉得，那我到大城市去收入没有提高，我就不去了。如果收入水平在不断增长，就业机会非常多，但是人口增长以后，你这个城市的政府不去治理，由人口增长所带来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问题，城市的宜居程度下降了，那么老百姓可能也会觉得那我就不去了。

如果一个城市既要经济发展，又要宜居城市的建设，你还要控制人口，那么就只有在你的制度上面设置一个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在今天的中国，这样一个制度就是户籍制度。

而一旦你实现了这样的制度，也许你可以通过行政力量把人口的增长速度放缓下来，但是你所丧失掉的就是社会和谐，它会使得你在这个城市当中必须要对一部分人进行歧视性的政策。

比如说，不给他平等的公共服务的享受机会，而这样的政策，又会给城市内部带来一个比较巨大的人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福利差别。

不仅如此，由于我刚刚讲到，如果没有制度障碍的话，人口的自由流动可以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实现收入的均等化，或者生活质量的均等化，而当你去设置一个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时候，这种状态就实现不了了，它就会转化为地区和地区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

比如说在中国，最发达的省份的人均GDP是最欠发达的省份的人均GDP的四倍多。这种地区间差别的最重要的成因，其实就是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

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障碍，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人口的自由流动就可以使得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和不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趋于相同，生活质量的差距也不会特别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