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独子想参与为父亲写传（张闻天独子想参与为父亲写传）

张闻天独子想参与为父亲写传（张闻天独子想参与为父亲写传）父子团圆后张闻天就将儿子的名字改为“红生”。因张虹生不太喜欢“红”字，张闻天又把“红”改成了“虹”。后来，张虹生回忆起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情景时说：“父亲很平淡，我也很平淡”。长久地分离，使这对父子间缺少了亲近感。直到1946年国共和谈时，已经7岁的张虹生才被党组织营救出来。10岁那年，张虹生才在东北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张虹生这样描述他对父亲的第一印象：“他高高瘦瘦、面容严肃、戴一副眼镜，斯文中透着威严…”在警卫员的鼓励下，张虹生张开嘴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爸爸”。张闻天微微一笑，低头看了儿子一眼，伸手摸了摸儿子的头，然后示意警卫员带他离开。

很多开国元勋的后代受家庭的影响，往往也出类拔萃，他们在国家各个部门担任重要的职位，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张闻天唯一的儿子张虹生却不是这样，他虽接受过高等教育却长期务农。回到城市后选择当了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去世于医院的三人病房，去世后连个讣告都没有发。

这位伟人的后代到底经历了什么？父亲又给他带来了哪些影响？本文，我们就来说说这一段历史。

1939年的冬天张虹生出生在新疆，他即将降生时，他的母亲刘英正从延安绕道新疆前往苏联。张虹生降生后，母亲将他托付给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潭秋照顾， 她则按照原计划前往苏联，此时张虹生的父亲张闻天在延安。

张虹生三岁时，“新疆王”盛世才派兵抓捕中共人士， 负责照顾张虹生的陈潭秋等人被关进了监狱，年仅三岁的张虹生也成了政治犯，和其他孩子一起被抓进了牢房。

直到1946年国共和谈时，已经7岁的张虹生才被党组织营救出来。10岁那年，张虹生才在东北第一次见到了父亲。

张虹生这样描述他对父亲的第一印象：“他高高瘦瘦、面容严肃、戴一副眼镜，斯文中透着威严…”

在警卫员的鼓励下，张虹生张开嘴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爸爸”。张闻天微微一笑，低头看了儿子一眼，伸手摸了摸儿子的头，然后示意警卫员带他离开。

后来，张虹生回忆起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情景时说：“父亲很平淡，我也很平淡”。长久地分离，使这对父子间缺少了亲近感。

父子团圆后张闻天就将儿子的名字改为“红生”。因张虹生不太喜欢“红”字，张闻天又把“红”改成了“虹”。

张闻天、刘英夫妇待人和蔼可亲，但对独子张虹生要求却异常严格。当时张虹生经常看见有的干部子女会坐父母的车上学，这令他十分羡慕，他也想坐父亲的车上学，哪怕只坐一次。但张闻天却一脸严肃地对他说公家的车不能私用。

有一天早晨司机来接张闻天，张虹生未征得父亲同意就上了车，张闻天板着脸让他下来，但张虹生就是坐着不动。结果张闻天让司机将车停在原地不许动，自己走路去上班，张虹生坐车去上学的愿望落了空。

父母的以身作则和严格要求，塑造了一个勤勤恳恳、朴实低调的张虹生，1959年夏，张虹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两年后，正在读大三的张虹生被组织上安排到京郊东坝公社帮助“整社”，在那里，张虹生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

张虹生当地看到农民的生活非常艰难，生产热情也不高。在挨家走访时，村民们向张虹生吐露了心声：他们不愿意吃大锅饭，希望解散食堂把口粮分到户，但没人敢出头做这个主。了解到村民们的愿望后，张虹生没有多想就召集了村民大会，自作主张宣布解散食堂，村民们非常高兴，拼命为他鼓掌。

张虹生闯了大祸被调回了学校，他被定性为“坏学生”，有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张虹生被勒令退学。

退学后张虹生想找份工作，但没有单位敢要他。王震得知后说：“到新疆来吧”。

就这样，1962年2月张虹生重返出生地新疆，到新疆后，组织上本想安排他做宣传工作，但张虹生选择去了最艰苦、最偏远的农垦连。

在农垦连，张虹生种地、养牛，每天辛苦劳作。空闲时就去团部政治处宣教股借书看。那些堆在角落里没人动的沾满灰尘的书被他看了个遍。

不久后，张虹生患上了肝炎，由于治疗不及时发展成了慢性肝炎。病中的张虹生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提出希望能到北京治病。父亲很快回了信，在信的开头张闻天直白地对儿子说：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不都是在新疆治吗？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治得好最好，治不好就慢慢来。

看完父亲的信，张虹生的心凉了半截，不得不打消了去北京治病的想法。

张虹生在新疆的最大收获，是与“川妹子”廖慰训相识并组成了家庭，他们结婚一年后大女儿出生，艰苦岁月里，妻子女儿成了张虹生最大的精神支柱。

1968年5月张虹生获准回北京探亲。临行前，张虹生问妻子想要什么？妻子说很想要个半导体收音机，没想到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又惹出了祸端。

经过长途跋涉，张虹生回到了北京，见到了阔别已久的父母双亲。

张闻天和刘英夫妇当时正处于困境之中，他们满头白发，体弱多病，但在儿子面前仍保持乐观。

母亲关切地询问张虹生在新疆的生活，却对自己的艰难处境只字不谈，面对张虹生的担心只是说“还好，还好”。父亲张闻天和以前一样沉默寡言，问了张虹生一些工作上的情况后就很少说话，但当他听说儿媳妇想要个半导体收音机时，马上开口让张虹生把家里的小型台式收音机带给她。

辞别了处于逆境中的父母，张虹生返回了新疆，刚回到家他就被“隔离审查”，张闻天送给儿媳的半导体收音机成了张虹生帮父亲“转移财产”的罪证。妻子廖慰训说：“半导体是我要的，要批就批我吧。”结果她也被停职下放劳动。

1969年7月，张虹生的小女儿出生了，这一年的10月，张闻天和刘英长达524天的拘禁解除了，他们来到了广东肇庆。

张虹生的小女儿出生后，由于营养不良总生病，1970年7月，与张虹生商量后妻子廖慰训抱着1岁的小女儿，牵着3岁的大女儿一路颠簸来到成都求医。孩子病情稳定后她把小女儿交给母亲照看。然后带着大女儿去广东肇庆看望公公和婆婆。

几乎与世隔绝的张闻天和刘英看到儿媳妇和小孙女高兴万分。小孙女的天真笑容成了两位老人精神上的最好抚慰。廖慰训看到公公婆婆这么喜欢孩子就把孩子留在他们身边，这让身处逆境的张闻天和刘英十分欣慰。

1975年5月，经过中央批准张闻天夫妇迁居无锡。张虹生领着小女儿从新疆赶到广东肇庆陪同父母前往无锡。这是7年来他与父母的再次团聚。

与父亲短暂团聚的日子里，张虹生看到父亲尽管身处逆境却并没有消沉，他每天坚持读书写作，以淡然的态度和平常心对待自己的沉浮，这给张虹生以极大的教益。

假期期满，张虹生与父亲告别后踏上了返疆之路，没想到他这一走竟是与父亲的永别。

1976年7月1日，76岁的张闻天因病去世，父亲逝世的消息张虹生两个月后才收到，当他从新疆赶到无锡时见到的只有父亲的骨灰盒。张虹生捧着父亲的骨灰盒泪流满面。

1979年，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的中国逐渐步入正轨，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张闻天在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地位得以恢复。就在这一年的8月25日，张虹生和母亲参加了党中央为张闻天举行的追悼大会。

追悼会后不久，有关方面成立了编辑领导小组撰写《张闻天选集》，作为张闻天的独子张虹生由组织出具调函欲调到北京参加编写工作。

但时任中央纪委委员的刘英直接把调函退给中组部，她的这种做法别人都感到难以理解。有人认为，由于受到父母牵连，张虹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他为什么不能像其他人那样被调回北京过几年好日子？张虹生却非常理解母亲，父亲和母亲从小就告诉过他干部子女没什么特别，不应该得到特殊照顾。

母亲刘英还反对张虹生参与为父亲写传，她说：“儿女去评价父母，自然会认为父母是对的，无法做到客观”。

不久后，国家落实政策，张虹生结束了十五年的务农生涯调入南京大学，当组织上问张虹生想干什么工作时，他选择了到与世无争的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他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读书，这下终于可以静下心来读书了”。　

张虹生曾扳着手指算过，自己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断断续续加起来不过四、五年。张虹生曾认为父亲对自己并不太亲近，甚至有些冷漠。父亲的警卫员得知他这种想法后曾告诉过他，父亲曾多次在他睡觉时来到他的房间，静静地看着他，有时会看上很久。

那时听完警卫员的话，张虹生还有些不以为然，既然爱我，为什么还对我那么冷漠？现在他明白了父亲把对他的爱藏在了心里。

自己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张虹生越来越感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他开始收集有关父亲的资料，他想从父亲所经历过人生历程和革命道路来探寻父亲的精神世界。

张虹生一直到2001年退休，仍只是个普通职称。他也不是没有产生过想法，也想申请职称，但母亲对他说：“你去跟人家争什么？”他觉得母亲说得对，父亲当年也是从来不争，就打消了想法。

退休后，张虹生和家人在南京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

2015年，张虹生不幸患上了直肠癌接受了切除手术，一年后复查时发现癌细胞已转移，医生说张虹生的生命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张虹生表现得很淡定，他拒绝了医生提出的其他治疗方案，只进行维持性治疗。

从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那种坚强和淡定的意志和气质，使张虹生总能在遇到苦难坎坷和疾病时以良好的心态面对。他笑着说：“我活了七十多岁了，可以啦！” 乐观豁达的心态，使他奇迹般带癌生存了四年多的时间。

2020年11月6日，开国元勋张闻天的独子张虹生的人生之路走到了尽头，临终前他仍恪守内心尊严，不接受任何特殊照顾，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在一间三人病房里安详辞世。遵照他的遗愿，他的丧事一切从简，就连南大图书馆已经拟好的讣告都没有发布。

张虹生去世后，他的两个女儿在怀念父亲时说，父亲多次对她们讲：“不能够有大的贡献，就老老实实工作，不要拍马屁，更不要搞特殊，清清白白，做一个知足常乐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