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专家10条建议（振聋发聩清华教授）

科学专家10条建议（振聋发聩清华教授）尽管如此，科学家却并没有主张“伦理学有禁区”，这是因为设置“禁区”并不能促使伦理学走出困境，反而会阻碍伦理学的发展。当然伦理学如果能够向科学或语言学学习，改掉狂妄自大的作风，至少负面影响会少一些。与此相对照，伦理学才是真正的双刃剑。伦理学允许胡说，所以常常将人引向歧途，使人类做出事与愿违的蠢举；而且伦理学没有排除错误的机制，荒谬理论可以历几千年而不衰；伦理学不能像科学那样依据公认的价值观通过举证达成一致，所以多元的各方经常会爆发冲突，造成流血。因此伦理学又往往要通过强制的手法贯彻其主张，迫使不同意的的人就范。历史上价值体系、伦理体系的混乱和错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浩劫数不胜数，罄竹难书。精通历史的钱锺书对此有一个精彩的总结：“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

在科学有无禁区之争的背后

“科学无禁区”和“科学有禁区”是两个对立的口号，各自代表了科学和反科学的立场。然而，“反科学”虽然在一部分学者中已经渐成时尚，毕竟在一般公众之中还不是一个有号召力的口号，所以持反科学立场者采取渐进蚕食策略，先以“科学有禁区”作为突破口，为反科学寻求一个桥头堡，打着伦理学的旗号影响公众，以便借助“群众运动”的方式，逐步深入干扰科学研究。

一、​什么是“禁区”

主张“科学有禁区”的论证，往往借助于模糊概念的手法，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对“禁区”做一个明确的界定。所谓“科学的禁区”，指的是在科学中人为划定一个领域，禁止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目前科学尚未涉及的领域，或者科学不感兴趣的领域，都不是“禁区”。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着规范（规则、规矩、纪律），这也不是“禁区”。正如任何游戏都有规则，却不是“禁区”，打麻将要遵守规则，并不是禁止打麻将。

二、​伦理学和科学的地位

主张为科学设立“禁区”的，往往是以“伦理学”作为依据。为此需要先弄清楚伦理学和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在自然科学领域，理论有可能走在实践的前头。例如先有牛顿定律，后有宇宙航行；先有固体物理，后有晶体管；先有麦克斯韦方程，后有无线电。但在人文社科领域，理论往往是大大落后于实践，总是先有语言，后有语言学；先有战争，后有兵法；先有政治，后有政治学；先有道德，后有伦理学；先有法律，后有法理学。

语言是自发产生的，不是语言学家制造出来的。语言学家的作用，只是试图创建语法来解释已有的语言现象。学母语不必学习语法，即使是学习外语，对语法过于感兴趣的人往往不会说话，而文学大家往往没有在大学学过文学。语言学家明白自己的作用，不会认为自己可以设计出一套语言教大家使用，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教人怎样说话。

道德也是自发产生的，是社会生活中人际博弈的均衡点。所谓伦理学也就是试图创立一些理论对已有的道德加以解释，但至今也没有解释清楚，所以伦理学中相互对立的学派林立，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意见。伦理学家不像语言学家那么谦虚，历史上出过不少“道德狂人”，自以为掌握了人生真理，设计出一个理想道德社会，试图建设人间天堂。但这种伟大的乌托邦实验无不以制造出人间浩劫告终。

任何职业都是自发的产生职业道德，科学也不例外，因为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哪里夹脚。例如不许伪造、篡改实验数据，伦理学家解释说，这是“诚实的原则”。然而这个解释是错误的，科学不允许伪造实验数据，却不禁止虚构理论，这是“诚实的原则”所无法解释的。这个问题只能靠“经济的原则”才能解释，而这方面却是伦理学家所不擅长的。以为伦理学有能力依靠几条干巴的原则指点江山，是十足的狂妄。伦理学连已有的规范也解释不清，遑论去指导建立规范。规范是实践的产物，如果我们问伦理学家“什么人开车床必须戴帽子，什么人开钻床不许戴手套？”伦理学家是不知道的，现场的工人却都知道。伦理学家会说这符合“不伤害原则”，但这是事后诸葛亮，单从“不伤害原则”推导不出任何操作规程，因为伦理学家并不知道什么操作会导致“伤害”，而且蝼蚁尚且贪生，“不伤害原则”人所共知，无需伦理学家废话。

伦理学家自以为可以干涉科学的一个理由是“科学是双刃剑”，然而“双刃剑”这顶帽子送给伦理学戴才更合适。科学不是双刃剑，与其他任何文化要素（宗教、哲学、伦理、政治、法律）相比，科学的“负面影响”都是最小的。其原因是，第一，科学的逻辑和实证完全清除了胡说，为我们提供最可靠的知识。科学是可错的，这是因为科学具有统一的价值观，能够分清对错，分清是非，所以能够发现和排除错误。第二，科学提供更多的选择，但没有强制性。你可以使用电灯，也可以拉掉自己家的电闸，节省一笔电费，享受烛光的浪漫；你可以不装电话，不会因此受到惩罚，还节省了电话费。

与此相对照，伦理学才是真正的双刃剑。伦理学允许胡说，所以常常将人引向歧途，使人类做出事与愿违的蠢举；而且伦理学没有排除错误的机制，荒谬理论可以历几千年而不衰；伦理学不能像科学那样依据公认的价值观通过举证达成一致，所以多元的各方经常会爆发冲突，造成流血。因此伦理学又往往要通过强制的手法贯彻其主张，迫使不同意的的人就范。历史上价值体系、伦理体系的混乱和错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浩劫数不胜数，罄竹难书。精通历史的钱锺书对此有一个精彩的总结：“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这是由于道德往往把自己看成是善恶的终极裁判者（骄傲），从而完全失去了纠错机制，构成最大的道德风险。

尽管如此，科学家却并没有主张“伦理学有禁区”，这是因为设置“禁区”并不能促使伦理学走出困境，反而会阻碍伦理学的发展。当然伦理学如果能够向科学或语言学学习，改掉狂妄自大的作风，至少负面影响会少一些。

科学面对着未知的世界，不可预测的后果永远存在，但是这只能靠发展科学来解决，靠伦理学来限制科学有害无益，原因是，面对不可预测的世界，伦理学比科学更加无能为力。

以上评论似乎在验证所谓我对伦理学有“偏见”的说法。实际上我研究伦理学多年，也认识不少伦理学家，深知大多数伦理学家是谦虚谨慎做学问的，以反科学为己任的狂妄者只是极少数（主要是号称专攻“生命伦理学”的那几位）。但是这些反科学伦理学家在大众传媒大量发表反科学言论，声势造得很大，对公众的影响力也很大，所以更需要针对他们加以评论。

三、​科学和科学家的责任

在讨论中涉及了科学家应对科学的后果负什么责任的问题，对此需要明确“责任”的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责任”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不同程度的意义：一个是“道义责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这个责任是虚的，国家真的“亡”了，也不能杀“匹夫”以谢天下；另一个是“实质责任”，这个“责任”是实实在在的，例如决策错误造成损失，需要丢官罢职负“行政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要用现金赔偿来负“民事责任”，触犯刑律要入狱服刑负“刑事责任”。

道义责任是每个人（包括匹夫）都要负的，科学家当然不例外。对于科学成果的滥用会造成什么结果，科学家比别人知道的多，应该警示于社会。应该说事实上科学家是负起了这个责任的。对于实质责任该由谁负的问题，需要更深入的理论分析。

按照科学的“正义”观点：坏结果的责任应该归于能够以最小成本避免该坏结果发生的人。例如，有人用水果刀杀了人，应该把责任归于杀人者，因为他只要不起杀心，就可以避免杀人事件，几乎没有什么成本。但如果把责任归于制造或销售水果刀的人，那么他们为了避免杀人事件的发生，必须自己或雇人去跟踪每一个购买了水果刀的人，其成本就会高得难以想象。而且如果他们不生产或干脆不发明水果刀，全社会承担吃水果不削皮的成本，杀人事件也不会因此减少。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问一问，“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滥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精密制导武器的高度发展等严重危害”到底是谁的责任？

首先来看“环境污染、资源滥用”。远在科学昌明之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在破坏环境了。我们周围的那些秃山头大多数是在不科学的指导思想下被砍光的。为了要羊绒让山羊啃光了草原，造成沙化，也是不尊重科学的结果。小造纸厂造成的污染不是科学之过，恰恰是不科学之过。人口增加是污染加重和资源紧缺的根源，二十世纪世界人口增加了四倍，当然与科学有关，医学的发达使得新生儿死亡率大大下降，农业科技提高了粮食产量，谁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但这确实是人口增加的原因。本来，科学也提供了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案，开发出多种避孕技术，但是传统文化却使得避孕技术得不到推广，天主教的教义认为避孕是不道德的，至今他们还在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让天主教修改教义比禁止医疗和增产的成本低得多，所以环境破坏的责任应该由宗教和某些传统文化来负，这笔帐不能算在科学头上。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精密制导武器本身并不造成危害，核均势可以防止战争，与地毯式轰炸相比精密制导武器更能避免伤及无辜。问题在于在政治上如何决策。布什政府决定发展和部署NMD，破坏核均势，一百多名顶级科学家联名写信反对（负起了道义责任），而布什政府却一意孤行。布什政府改变政策比禁止研究核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的成本低很多，所以武器的危害应该由制定国防政策的人来负责，这笔帐也不能算在科学头上。我们总不能要求科学家们发动政变来推翻布什政府吧，这样做成本高得不可想象。

伦理学家对于制造歪理诋毁科学很感兴趣，面对政治和宗教明显的错误却一声不吭，虽然这本来正是他们的专业领域之内的事。

四、​为科学设定禁区的危害

用宗教、伦理、主流意识形态来为科学设定禁区的做法在历史上层出不穷，历史也不断证明这种做法不仅是有害的，也是徒劳的。哥白尼、布鲁诺、加利略、达尔文所受的迫害无需赘言，现代则有斯大林时代将遗传学、信息论说成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迫害科学家，使苏联相关科学领域大大落后的教训，这股风在我国也造成过很大的损失。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按照其一贯的反对主流权力的传统，把与意识形态无关的科学当成了主流意识形态，掀起了一个纷纭复杂的强大反科学潮流。其中包括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SSK、极端环保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等等。这些思潮已经给相关国家的科学事业造成了实际的危害。例如最近一期美国《科学》杂志（Nov 22 2002. Science）就有相关的报道，题目是《动物权压迫科学家》，文章第一段是：

“今年七月，俄亥俄州大的迈克.鲍德尔迫于动物权利活动家们的长期骚扰，不得不宣布放弃他正在进行的，由NIH资助的科研项目。消息传来，美国科学界为之震惊。目睹国外动物权利运动的恐怖活动被引进美国并在美国泛滥令人痛心疾首。据美国南方法律中心情报项目的一份近期报告，美国动物权利份子的暴力倾向与日俱。他们越来越多地采取其英国同类使用的极端方式。就在鲍德尔宣布放弃他科研项目的一周前 一个动物权利组织在华盛顿DC招开研讨会 会议议题竟然包括 ‘直接战术：施加经济 社会 和宗教压力 具体恐吓 破坏’这类语言。我们所有做动物科研的人不禁要问，下个目标会是谁？鲍德尔离去后人们的愤怒情绪 -- 指责 动物权利幸灾乐祸的评论，科研人员的震惊，反倒掩盖了有关这项研究的一些重要事实。”

遗憾的是我国的个别“生命伦理学家”也开始撰文鼓吹“动物权利论”，正在把这股祸水引进我国。

反科学活动比较成功的“禁区”，一个是转基因，一个是克隆人。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非洲一个国家不顾受灾饥民的死活，拒绝联合国援助的转基因玉米入境的事件，充分暴露了极端环保主义反科学、反人类的“吃人”本性。

当前这股反科学思潮正在通过多种渠道影响我国。国内大众传媒铺天盖地的反克隆人宣传，恰恰暴露了所谓“生命伦理学”对生命和伦理学的极度无知。例如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克隆人会导致人类基因的多样性下降，以至于一场流感就能毁灭人类。只要我们对克隆有一点常识，就可以发现这种恐怖的结局纯属捏造，根本不可能发生。对克隆人的另一个担忧是会导致“家庭伦理的混乱”。一个不孕症患者如果用克隆的方法要一个孩子，就会引起很多“伦理学问题”，因为从血缘上看，克隆的“儿子”实际上是“父亲”的孪生兄弟，于是乎维系家庭的关系称谓变得无所适从，家庭由此导致崩溃。这就是一些“伦理学家”为我们描述的悲惨世界。然而这个“悲惨世界”所描绘的并不是克隆技术的恶果，而是“伦理学家”的无知。实际上，家庭称谓关系所解决的并不是血缘问题，而是抚养责任归属问题。责任归属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收养的儿子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父母仍然要为自己的收养行为负上抚养责任（并相应享有监护权利）；通常的亲子关系与血缘关系重合，是由于子女的产生是父母相应行为的后果，父母按照对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原则应该承担抚养责任。明乎此，克隆人的父母理所当然的由克隆实践的决策者担任，而且甚至无需考虑克隆的是谁。把一个由收养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经解决的问题当作“伦理学问题”提出来向克隆技术发难，实属庸人自扰。

科学家应该学习伦理学，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在外国同行面前感到“尴尬”，更重要的是要能识破反科学的伎俩，不当反科学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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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赵南元，清华大学教授

本文作者：赵南元教授

本文是笔者在参加中央电视台《12演播室》关于科学有无禁区的讨论后应编者之邀写成的。以《科学无禁区》的标题编入《立场——中央电视台12演播室纪录》一书（中国城市出版社）。

悼念赵南元教授，这是他最好的四篇文章，思想界的巅峰

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TRYhskQRGJ8r0GDSH-I6Yw

赵南元，1946年生，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994年任清华大学教授，主持过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他基金项目，专著《认知科学与广义相对论》获得第九届中国图书奖。其父是清华大学副校长、数学教育家赵访熊。2012年，赵南元担任互动百科科学顾问。 2020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

赵南元是小编科普的第一领路人，6年前我在科普媒体科学公园网站上偶然看见一篇赵南元先生的《“科学主义”是一顶用谎言编织的帽子》，当时就叹为观止，没想到中国还有思想性这么高的知识分子。赵南元教授对我帮助很多，对我的很多文章都予以点评和鼓励，给予指导意见。我个人认为，仅论思想水平，赵南元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科普作者。

赵南元教授的一个事迹让我非常感动。他曾经与是朋友，而媒体科学公园与的关系并不好，这样的支持者很多就主动拉开与科学公园的距离，拒绝提供稿件给科学公园。比如，科学公园在七八年前刊登过铁冰博士的一篇关于转基因木瓜的科普文章，后来这篇文章被某某某某网选用出版，这样又过了很久。突然有一天，在某某某某网的某一个群里面，某些人就鼓动通过投诉的方式，删除铁冰博士的这篇文章，因为该网站的某位负责人是的支持者，所以的“敌人”自然成为该网站负责人的眼中钉，对于“敌人”网站刊登的文章，哪怕已经过了七八年，都要除之直而后快。本来，只要你稍微吱一声，科学公园二话不说就可以删除，绝对尊重对方，你们根本不必采取这种见不得人的方式去投诉。

在过去没有与决裂的日子里面，其实科学公园和你们网站是互相选用文章，自由刊登。后来觉得不能共事，可以君子不交恶言，我们对你们从未有恶言，也从来没有投诉删除过你们的文章。一篇对人民有益的文章，已经放置在那里至少七八年了，有必要心心念念的要去投诉删掉他吗？一个人如果没有大格局、大胸怀，即使文化程度再高，老百姓又怎么会信任你们呢？

看看人家赵南元教授，他为人处世就显得特别的宽仁。赵南元教授是的支持者，但是他对我说过，“你们科学公园是优秀的网站”，“我的所有文章，你们可以随便用，我装作看不见。”后来，我想出版一本科普文选集，需要作者的同意，也去找赵南元教授要文章的版权，对方也立即答应下来，对我说，他放弃所有的文章版权，以后只要我有需要，尽管开口。

赵南元教授确实是和有私交，但是私交是私交，涉及到为人民服务，赵南元从来没有因为我们与交恶而选择站队。我知道赵老顾忌到面子，不愿意公开表态，但是他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对我们的科普工作予以支持和帮助。这种精神，让我们真的万分感动。

希望中国多一些赵南元教授的人，不要画地为牢！现在迷信思想是社会风气的主流，我们的科普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来就特别困难，还要闹个你死我活，无非是给人看笑话。请问，那种喜欢站队，喜欢斗个你死我活的所谓“科普工作者”，他们能办成大事吗？

话不多说，上面我选用赵南元教授的四篇代表文章，给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