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女朋友（吃饱饭与想女生）

老鬼女朋友（吃饱饭与想女生）那是一个冬天的黄昏，天气很冷，我饿得发虚。心想晚上只有3两粮食，还不够塞牙缝儿，怎么办呢？又萌生了去姑姑家的念头，虽然觉得自己吃姑姑太狠了，前两天刚去了一次，可还是管不住自己。到姑姑家吃晚饭有两个好处：一可以吃饱，二可以给自己省下3两粮票。　　我步行了20分钟来到姑姑家。这时大约5点来钟，姑姑还没下班。她把房子门为我打开，就继续看孩子去了，而姑夫那天值班，不在家。　　我一进屋，本能地先到厨房，一眼发现姑姑蒸了两笼屉玉米面团子（有菜馅的窝窝头）。这黑黑的菜窝头，散发出浓浓香味儿，令我馋涎欲滴。心里暗暗祈祷：“姑姑啊，好姑姑，对不起了，我实在饿得不行啊！”毫不犹豫地拿起一个，狼吞虎咽地吃掉吃完一个，饿得更厉害，又吃了第二个。　　这两笼屉窝头团子是姑姑一家3口的晚饭，可我却什么也顾不上想，好像快饿死的人见着了吃的，除了吃的本能，其他理性全丧失。至今，那窝头菜团子的样子还记得很清楚：褐色，槐树皮一

饥 饿

到了1961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

真饿呀！同学们见面就聊吃，聊各种解饿之道。聊哪个饭馆馒头个儿大，哪个饭馆面条给得多；聊煮饭的技巧，怎么用3两大米做出两斤干饭。
　　可是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面上远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岁月恐怖，社会秩序也好得出奇。
　　然而，为一个馒头，2两粮票，人们可以机关算尽，绞尽脑汁。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一空如洗，连糖块都很少。往日从没人买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全都消失。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年按本定量供应，每户只准买几棵，多烂的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二两白糖。猪肉、盐、淀粉、肥皂、芝麻酱、粉丝……全要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人凭本可买3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根本见不着。
　　晚上六七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为贯彻市委劳逸结合的指示，学校体育课、生产劳动课全部停止，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并取消一切课外活动，反修报告也听不到了……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会也极少开，让学生们早早回家。
　　上第四节课时，教室里弥漫着焦躁的气氛，专心听讲的寥寥无几。连有些女生都坐不住，屁股扭来扭去。老师非常理解，下课铃一打，准时下课，从不拖延一分钟。不等老师离开教室，男女同学们都箭一般地冲向食堂，快活地大喊大叫。
　　吃饭时，按每人报给伙食委员的两数吃。有人3两，有人4两。我中午是4两，早晚3两。吃完后，要把碗舔得干干净净，一粒米也不放过；刷完碗，再把刷碗水喝进肚。每逢离开饭厅时特失落，看着别人还在吃着，咀嚼着，无比地羡慕。刹那间觉得大饭厅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处所。尽管里面总弥漫着一股霉烂味儿，但这霉味儿代表着食物，非常温馨好闻。
　　

我吃饭总是很快，狼吞虎咽，几分钟就结束。这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小技巧。吃得快才有饱感。胃突然盛一堆食物肯定比渐渐往里填更有吃了东西的感觉。
　　每天一斤粮食，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才能最不饿？是我和同学们经常思考，切磋的问题。我试过二四四（早2两、午4两、晚4两），又试过四三三、一五四、三三四……甚至试过早上不吃饭，中午和晚上各吃半斤。经过反复比较，最后还是采用了三四三——同学们采用最多的吃法。并还尝试过早饭喝三两粥。当时觉得饱了，可尿几泡尿后，照样饿。
　　每人都饿得眼冒金星，粮票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没粮票寸步难行，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通行的规矩。无论亲戚朋友之间多亲密，在粮票面前也公事公办，吃多少给多少。唉呀，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小小粮票的价值，丢一斤粮票可比丢10块钱还糟糕！真的，在大街上你若乞讨钱，许能要到一毛两毛；你若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一两！记得听同学们说过：某某邻居因为丢了一个月粮票而自杀。
　　领粮票时，人们得一斤一两地数，两两计较，比到银行取钱还在意，不敢马虎。当时豆芽、豆浆、豆腐脑都极少见，即使有，也要粮票，没人舍得买。
　　每星期六回家，保姆首先管我要粮票，吃两顿饭给半斤，吃3顿饭给一斤。我跟这保姆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原因就是她只认粮票不认人。
　　父母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肉、黄豆等。父亲屋里有个电炉子，每天早晨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望着我垂涎欲滴的神情，父亲曾说：“你别不知足，我吃是因为我有这个待遇。你每星期回家吃饭，总比一般老百姓家吃得好一些。你们吃的猪肉皮、豆制品、猪杂碎什么的都是单位照顾我的，别老不知足。”
　　凭良心说，家里吃的是比普通市民好。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总想多吃点。
　　父亲常说：“吃饭吃七成饱就行了，吃太饱活不长。”
　　但只要吃饱，活不长也认。人挨饿时最迷恋的是吃饭，无暇考虑长寿问题。
　　因为老挨打，从小就非常害怕父亲，再饿也没向他要过吃的。
　　每月学校退我6斤粮票，要给家里4斤，剩下的2斤，我就上饭馆吃了。记得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门面上漆着绿油漆，我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菜，很解馋。这饭馆里还有一两粮票，5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也相当好吃。我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资产阶级腐化，董存瑞绝不可能老下饭馆。可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吸引力，引诱得我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
　　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的人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给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的嚼不动的肉皮，全捡起来吃掉。
　　

学校早早就放学，为的是减少能量消耗。我有大块大块的时间，什么也没心思干，就琢磨着吃。常常幻想科学家有朝一日能发明一种食物药片就好了，吃了不饿，使人类彻底摆脱依赖粮食生存的现状。觉得这个发明将比火箭原子弹的发明还伟大，千古不朽。饥荒到来，工厂多生产点药片即可。
　　为了解决吃饱问题，人们挖空心思。捋榆叶、挖野菜、捞水草、捉麻雀、养兔子（因兔子繁殖快，只吃草）。据说一只兔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不少国家机关还组织人去内蒙古打黄羊，但黄羊数量有限，黄羊肉分到每人头上，只够吃一两顿。
　　记得当时报纸上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小球藻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肉、人造蛋白……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一时间宣传得沸沸扬扬。我对小球藻充满了希望，以为能很快结束这挨饿日子。可最后却大大失望——小球藻的养殖，只停留在实验室里，从没有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
　　我对付饥饿的招儿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让胃的体积小一点。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一样，把碗舔得溜光。洗碗时，总要先盛一碗水涮涮，将碗里残剩的微量粥末溶解在凉水里，再全部喝掉，不让一点点碳水化合物流失。
　　浮肿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
　　我比一般同学更多挨饿，因为我住校（当时全班好像就我一人住校）。走读的天天回家，即使饿，到家也有机会再吃点什么，能回旋一下。我一天到晚，只靠学校食堂那几两粮食为生。而食堂铁面无情，馒头、米饭、窝头2两就是2两，绝不会多给你一口。所以老是饥肠辘辘，饿得晕头转向。
　　

有点粮票，我就上饭馆吃了。学校附近的饭馆都吃遍，知道了哪个饭馆2两火烧个儿大，哪个饭馆烩饼最值。同学间下课后最主要的话题是交流这方面的信息。据说琉璃厂西街的一家小饭馆肉末面特实惠，有菜有肉，有油星，3两好大一碗，我就真的专门去吃。即便在学校食堂吃了饭还要吃，非一顿吃一斤多，把胃撑满了，才有安全感。
　　饿几天后，能狠狠地吃一顿饱饭，也算有个盼头。就怕总是半饿不饿的，永远也没吃饱饭的时候，那才绝望。有时本月的粮票都用光，就得半饥半饱地熬。只能到小饭馆花一毛钱买碗萝卜汤喝，望着周围人能津津有味吃饭，无比凄凉。瞎子渴望着恢复视力；囚犯渴望着出狱；我就渴望着能捡到一张20斤的粮票。
　　1961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子世界团体冠军。庄则栋、丘钟慧分获男女单打世界冠军。学校里流传着这个消息，洋溢着一片喜悦气氛。可是激动之余，肚皮还是饿。
　　为了一个同学借了我半斤粮票没及时还，苦苦思索证据，研究着万一他不还，怎么抢他的一个值钱东西作为与他谈判的筹码，生怕赖账。
　　如果这月有节假日，能多退几斤粮票，我自然想方设法少给家里一点，留着上饭馆用。比如在家吃2天零一顿只交2斤粮票。但保姆精得很，她总会发现我少交了粮票而找我要。你欠一顿的粮票，她一个月都忘不了。姐姐小胖也常为粮票事和保姆吵架，每逢发生了这样的事，父母都坚决支持保姆。
　　这保姆五十多岁，年轻时很漂亮，曾是一老地主的三姨太太，酷爱抽烟。她特会奉承人，当面夸“杨同志心眼儿真好”，“马同志没一点大官儿架子”……把父母拍得昏头昏脑，所以有恃无恐，敢和我们孩子吵架。她刚来时，因我不爱说话，赞誉我是“贵人不出语”。现在就为少给家里一点粮票，她说我是“剥削阶级、吸血鬼”。
　　无论谁来了，要吃饭就得提前通知她，给她粮票，否则没你的饭。每顿饭，有几个人她做几碗米饭，一碗不多。菜有时能剩下点，饭可永远不要指望谁能剩下一口。记得那时白杨的女儿常来我家。她若不给粮票，保姆就真的不给她饭吃，并且还把厨房锁起来，像防贼一样地防着她。
　　垃圾箱里，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食品包装高级糖纸、鸡蛋壳……为了保命，他们得经常买高价点心吃（那点心极贵，一小盒10多块钱）尽管有高干补助，母亲还是总唠叨粮食不够吃。因为他们定量低，家里客人多，有人吃饭不交粮票。
　　

事实上，父母也吃不饱。多年后，从母亲的日记中发现，当时父亲已给饿得浮肿，大腿一按一个坑。母亲也贫血，营养不良，头晕眼花，根本写不了东西。她曾指示保姆把家里的一些剩菜装到大瓶里，让我带到学校吃。粮食却从没给过我。
　　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的深深界限让我寒心又难忘，起码我们家是这样。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粮票。保姆仗着有后台，常为索要粮票与我们发生争吵。
　　月底粮票花光了，饿得实在受不了时，惟一能吃饱的地方就是姑姑家。
　　姑姑住在长椿街，离我们学校不远。父亲把她弄到北京后，只想让她当个替补保姆，从没积极帮她找工作。后来她在一街道托儿所找了个看小孩的差事。
　　姑姑从婴儿把我带到4岁，对我有一种亲生儿子般的感情。多年以后，她跟母亲关系恶化，我猜潜意识里也可能因为母亲把我从她怀里抢走。
　　姑姑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亲的终归是亲的”。她把血缘上的关系看得重于一切，为了孩子她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现在当我饿得到她那蹭饭，面黄肌瘦的姑姑真的从没向我要过半斤粮票！而且都是让我敞开肚皮吃！！
　　姑姑没有高干购货本，没有母亲那么多的稿费，没有父亲那么高的工资，买不起高价点心。她只有26斤定量，加上姑夫的30斤也才56斤，却容忍我隔长不短地到她那儿尽情猛吃。我是十三四岁的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又老练双杠，肚皮极大，一顿能把他们全家的饭吃个精光。
　　在饥饿的年代，因为有姑姑在，使我在最饥饿的时候，还有个光明温暖的去处。
　　姑姑家很穷，家具简陋，碗是粗碗，筷子是大众的竹筷子，厨房里老有股馊菜味儿，远比不上父母家高级、干净、宽敞。但这昏暗的两间小屋，却比父母家对我更有吸引力。饥饿时，人最想要的是吃饱饭，而不是高雅的家具，雪白的瓷碗，精致的筷子。
　　去姑姑家蹭饭吃，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渐渐引起姑夫不满。姑夫是商业部传达室看门的，人很老实，本来对姑姑言听计从。可时间长了，对我白吃饭，不交粮票无法忍受，开始和姑姑吵。姑姑总是护着我，说我小，正在长身体。
　　

最后，发生了两笼屉窝头团子的事，姑夫和我彻底翻了脸。
　　

那是一个冬天的黄昏，天气很冷，我饿得发虚。心想晚上只有3两粮食，还不够塞牙缝儿，怎么办呢？又萌生了去姑姑家的念头，虽然觉得自己吃姑姑太狠了，前两天刚去了一次，可还是管不住自己。到姑姑家吃晚饭有两个好处：一可以吃饱，二可以给自己省下3两粮票。
　　我步行了20分钟来到姑姑家。这时大约5点来钟，姑姑还没下班。她把房子门为我打开，就继续看孩子去了，而姑夫那天值班，不在家。
　　我一进屋，本能地先到厨房，一眼发现姑姑蒸了两笼屉玉米面团子（有菜馅的窝窝头）。这黑黑的菜窝头，散发出浓浓香味儿，令我馋涎欲滴。心里暗暗祈祷：“姑姑啊，好姑姑，对不起了，我实在饿得不行啊！”毫不犹豫地拿起一个，狼吞虎咽地吃掉吃完一个，饿得更厉害，又吃了第二个。
　　这两笼屉窝头团子是姑姑一家3口的晚饭，可我却什么也顾不上想，好像快饿死的人见着了吃的，除了吃的本能，其他理性全丧失。至今，那窝头菜团子的样子还记得很清楚：褐色，槐树皮一样粗糙，外表虽难看，却煞好吃。本来就想吃几个，给他们剩一点，可一吃起来就完全控制不住，吃完一个，还想再吃一个，嘴就不能停。好不容易有个吃饱的机会，怎能轻易罢休？很快就消灭了一笼屉。
　　如同溃破了的堤坝，不可收拾。又开始吃第二笼屉。虽然已经饱了，还要再吃。实在是给饿怕了，什么革命理想，什么方志敏、董存瑞，什么先人后己，全置之脑后。脑子只一个念头多：吃一个就能多维持一段时间不饿，多吃一个就能多活几天。结果不一会儿工夫，第二笼屉菜团子也吃光，足有2斤多全下了肚。
　　我这才觉得自己很缺德，这是他们老两口和儿子的晚饭呀！
　　当姑姑下班，回到了家，我望着姑姑那消瘦的脸庞，蜡黄的皮肤，低声说：“姑姑啊，我把笼屉里的窝窝头都给吃了。”
　　姑姑惊讶地睁大眼：“什么，两笼屉都给吃了？”
　　“嗯，都给吃了。”
　　姑姑知道这是真的，一点也没责怪，眨巴眨巴眼睛，装出不在乎的样子说：“吃就吃了吧，没关系。”又咧开嘴，干巴巴地笑了笑。
　　我想哭，但哭不出来，我要有姑姑这样的母亲该多好哇！能让我彻底吃饱。
　　姑姑关心地嘱咐：“可别撑坏了啊，少喝点水。听见没有，别撑着。”
　　我紧紧握着姑姑的手，感激地说：“姑姑，那我就走了，还得上晚自习。”
　　姑姑与我握着手，一步一步送我到门口。
　　我像犯罪了一样，生怕碰见姑夫，赶紧开溜，消失在寒冷的黑暗中。
　　几天后，收到了姑夫的一封措辞激烈的警告信，以前他从没给我写过信。他的字歪七扭八，小学二年级的水平。姑夫身世很苦，解放前是蹬三轮的，解放后才娶了姑姑这个寡妇，学会了写几个字。他严厉指责我为了填饱自己肚子，不顾别人死活。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我的愤怒：“马清波！你也太不像话了！人应该讲点道德，每人都有自己的定量，每人都不够吃，你这样老到姑姑家白吃，是用别人的血，别人的肉来喂养你自己，非常非常损人利己！你饿，为什么不告诉你父母，让你父母想办法？你饿，我们就不饿了吗？你这是欺软怕硬！今后你要是再这样，我就告诉你爸爸！”
　　我看完信后，勃然大怒，琢磨着怎么报复。后来想出了一个狠毒法子：把姑夫的这封信全给撕成小指甲盖那么大的碎块，放在信封里又给他寄回去，一个字没写。有同学曾告诉我最狠的法子是把对方来信给擦了屁股，再放到信封里给寄回去，但我觉得那样太损，没干。
　　其实姑夫说得全对，我这样干确实损人利已，确实欺软怕硬，但我受不了他那么刻薄的口气。
　　以后只有姑夫不在家，饿得实在受不了时，我才到姑姑家蹭饭。
　　姑姑在患难时对我的帮助，永远不会忘记。她那时刚刚40来岁，头发已经全白了。她瘦的像个骷髅一样，两眼睛陷在两个深深的黑窟窿里，非常吓人。她干瘪的胸脯都没有我鼓；脸上的皱纹，又密又粗；颧骨突起，像两个瘤子。这么个皮包骨头却任凭我伏在她单薄的身体上吸她的血，补养自己。
　　我还记得她看见我衣服上有粥嘎巴时，会顺手用舌头舔舔自己手指头，沾点唾沫把那粥嘎巴擦掉。
　　困难时期，姑姑比母亲更像我的母亲，对孩子更有牺牲精神。在最饿的时候，她等于把自己嘴里的窝窝头掏出来让我吃。多年后，在我和父亲的矛盾中，她虽然站在了父亲的一方，与我疏远。但我对她的养育之情，救命之恩，却终生难忘。
　　父母的逻辑是不能娇惯孩子，哪怕吃不饱也不能娇惯。
　　当然回家吃饭要比在学校里吃强多了，总能吃个七八成饱。只是由于多日挨饿，七八成饱根本压不住嗷嗷狂叫的食欲。星期天，偶尔父母高兴时，也会把我叫到北屋，偷偷塞给我一个苹果或一块点心。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不愿意让别的孩子看见，以免发生矛盾。在那一瞬间，我觉得父母是世界上最慈祥最可亲的父母。因为这样的时候很少，给我的印象就特别特别地深。
　　

记得六0年困难时期我还干过一件很缺德的事：
　　那时我和哥哥同住在南屋，哥哥差不多一个月回家一次。当哥哥不在家时，我爱偷偷翻他的抽屉，因为他有很多武术书，我喜欢看。
　　这一个周末，哥哥回家后又出去了。我闲得无聊，撬开了他的抽屉，豁然发现里面有一包点心，一看就知道是用点心票买的。我的心激动得呯呯乱跳。吃不吃呢？内心剧烈地斗争着。吃，哥哥肯定知道是我吃的，屋里没别人。不吃？放着它从自己眼皮下溜走，又觉得太亏。
　　我决定先吃一块。那是桃酥，不吃则已，一吃就食欲大发，把肚里的饥饿感全勾出来了。我又偷了第二块吃，心里暗想，这是最后一块了，吃完了这块决不再吃。一定得给哥哥留点儿，别像那两笼屉菜团子，被姑夫臭骂一顿。可吃完还想吃，干脆吃三块吧，事不过三，吃了三块后再吃就是王八蛋，就是衣冠禽兽！于是又吃了一块，最后终于咬着牙，把点心包好，把抽屉关上，重新锁好。
　　可是此刻已心神不定，干什么也干不下去，剩下的三块点心老在脑中盘旋，骚扰着自己的神经。听说人在饥饿时，连亲儿子都会煮了吃，我偷几块哥哥的点心也就不算罪过了。为再把抽屉撬开，我想方设法寻找理由。
　　“反正已经偷吃了一半，多吃一块也是偷吃，少吃一块也是偷吃，还不如都给吃了算了。”那邪恶的点心，把我的邪恶全引发出来，不消灭了它，坐卧不安。我真是给饿怕了，见了吃的就走不动道儿。
　　终于又撬开抽屉，开始了第二轮吃。哪怕当王八蛋，当衣冠禽兽也不在乎了。过去从不知桃酥这么好吃，吃了一块又一块，那三块一转眼儿进了肚。连包点心的纸也舔了又舔，不让一粒点心渣儿流失。
　　唉，胃里还是空空荡荡，再来10块也放得下。
　　天天半饥半饱的状态使我遇见了吃的，根本控制不住嘴巴，中间不能停。如同尿尿，一旦开始就停不下。等吃完后，我把抽屉又推回原来的位置。
　　晚上，哥哥回来了。打开抽屉马上发现那包点心不见，狐疑地望着我。那目光中一点愤怒都没有，有的只是悲哀。
　　我不好意思地向他承认：“哥，我实在太饿了，刚开始就想吃一块，但吃了一块后，管不住自己，就一块一块全给吃了。”
　　哥哥脸上的失望和沮丧，跟姑姑一样，他一句埋怨的话都没说，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就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门，不知去哪儿了。他那无可奈何，暗淡无光的眼睛，让我很是后悔，痛恨自己贪吃。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哥哥已经饿昏了两次。一次在教室，一次在家里。
　　猪群中最能抢食的猪，死亡的机会最少，人类可能也一样。
　　在家里都觉得饿，回学校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学校地处和平门，在市中心，又是住校，根本没地方搞点野菜野果什么的吃。有一次，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快到大栅栏附近，看见一个食品店门口聚着黑压压一堆人。我也跑过去，根本不问卖什么，立即排上队。原来是卖柿子，每人限购5斤。往年柿子在摊上堆着没人买，这一年却几乎看不见。人们疯了一样地跑来，排起了二三十米长的队伍。
　　我回到宿舍，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把5斤柿子全给吃光。那年月，有了吃的，总要偷偷吃。当着没吃东西的人面吃，就要被嫉妒、馋涎、痛恨的目光所包围，很不自在。真棒，5斤柿子为我带来了一个舒服的晚上，安然入睡。
　　但街上卖不要本儿的柿子、水萝卜等机会非常难得，我就碰上过这么一次。
　　粮票重要，钱也很重要，如果没钱，万一碰上卖吃的也买不了。我每月伙食费不到8块钱，为使自己富裕一点，就骗母亲说是14块。这样除了母亲给的2块钱零花外，每月能多6块钱，完全负担得了频频下饭馆的费用。
　　但有时当母亲对我好时也相当温情，望着她慈爱的目光，不忍多骗她的钱，就少骗一点，说12块。这样一会儿14，一会儿12就露了马脚，母亲开始怀疑，让父亲到师大附中找任老师去问。这才知道我每月都管他们多要了钱！
　　瞎话被戳穿后，父亲瞪着我，只说了一句：“你这么干不对！”母亲也没再多批评我。他们都知道我饿，有点粮票就要到饭馆买吃的。下饭馆自然比在家里吃贵，钱不能缺。以后父母给我的伙食费少了，但零花钱每月给我长到5块。
　　任老师知道我骗了父母的钱，却从没有向我提及此事，也没告诉过任何别人。她对我还跟过去一样好，依旧在全班面前表扬我。
　　记得，我还偷过同宿舍一个同学的吃的。那时，我放在褥子底下的几本新买的书，如《柯楚别依》《恰巴耶夫》《真正的人》等都不翼而飞，气得要命。宿舍里就我和徐今强（当时的石油部长）的儿子两人住。我没任何根据就怀疑他偷了我的书。他枕头旁常放着一堆鸭梨苹果等。我既怀疑他拿了我的书，就心安理得地偷他水果吃，以此报复。一次，我在他枕头旁发现有一小孩脑袋那么大的梨，很邪乎，得有3斤重，便偷偷拿到一墙角处给吃掉了。
　　我就是这么矛盾，一方面热衷于看英雄的书，贪婪地读有关反修的文章，满脑袋革命，一方面又偷别人的水果吃。
　　因为饿，就骗家里的钱，就偷吃偷拿……有时真想大哭一场。我要能在母亲肚里该多好呀，永远不用发愁挨饿，干鸡鸣狗盗的事。
　　初一初二年级，就是在这样的日子下度过的。吃是脑子里最经常盘旋的念头。当然也关心着中苏关系，关心着反修大业，关心着革命和进步。但一天到晚最主要琢磨的是吃。对女生的兴趣大弱，流氓思想几乎没有。
　　吃饱饭比想女生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