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帝王为什么要祭孔（尊孔与排孔关于）

历代帝王为什么要祭孔（尊孔与排孔关于）托古改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感和心理，1912年11月，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孔教会”，这在当时是有名的以尊孔复古为己任的社团组织。作为孔教会的灵魂人物康有为，他怀念孔子，更多的是为了寄托厌恶共和的情感。“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嗟纪纲之忘绝，吾不能忍也”。对于共和的厌恶之情，又掺杂着对民初弊政的指责，他要把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产生的失落感引向复古之途。辛亥革命对此，时人康有为对废止祀孔祭天、尊孔读经大为不满。他认为：如若废弃孔教，“则举国四万万之人，彷徨无所从，行持无所措，怅怅惘惘，不知所之，若惊风骇浪，泛舟于大雾中，迷惘惶惑，不知所往也”。康有为的观点只是几千年孔学浸润之下凝结而成的顽固社会心理的一种表象。打个比方言之，这种心理比近三百年清王朝留下的“深仁厚泽”更能感染人心。康有为

大冲击后的社会，有逆流，也有回澜。逆流是对冲击的忏悔，回澜是对冲击的慎思。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中国发生着天翻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思想领域和观念形态领域尤为突出。着重体现在尊孔与排孔之间的较量与融合。

孔子像

一、辛亥革命与“弃孔思潮”

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当然，辛亥革命并没有自发地去排斥孔子，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反封建性质，又使它所导致的社会变革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孔子。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实际上具有否定孔子“定于一尊”的意蕴。同时，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还规定学校不准读经，不准祀孔。这种做法在孔子主义者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

辛亥革命

对此，时人康有为对废止祀孔祭天、尊孔读经大为不满。他认为：如若废弃孔教，“则举国四万万之人，彷徨无所从，行持无所措，怅怅惘惘，不知所之，若惊风骇浪，泛舟于大雾中，迷惘惶惑，不知所往也”。康有为的观点只是几千年孔学浸润之下凝结而成的顽固社会心理的一种表象。打个比方言之，这种心理比近三百年清王朝留下的“深仁厚泽”更能感染人心。

康有为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感和心理，1912年11月，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孔教会”，这在当时是有名的以尊孔复古为己任的社团组织。作为孔教会的灵魂人物康有为，他怀念孔子，更多的是为了寄托厌恶共和的情感。“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嗟纪纲之忘绝，吾不能忍也”。对于共和的厌恶之情，又掺杂着对民初弊政的指责，他要把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产生的失落感引向复古之途。

托古改制

二、袁世凯与“孔子利用”

与孔教会同时存在的另一个尊孔的强有力者就是袁世凯。自1913年以来，袁世凯政府相继发布了《通令尊崇孔圣文》、《准孔教会批》、《祀天典礼告令》、《祭圣告令》。孔子是中国思想传统的最大权威，皇帝则是中国权力的最大权威，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所以历代君主都大多假借祀孔以固权。至此，袁世凯复辟之心已经昭然若揭。

1914年袁世凯到天坛祭孔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不仅恢复了祀孔典礼，而且恢复了前清的祭天制度，使孔教与政治再度联姻。写到这，笔者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曾写下的一段话，“从二十世纪开始，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是便是帝制。”不难看出，鲁迅的话语之中暗含了满满的讥讽口吻。

如同一切儒者一样，袁世凯主张尊孔，但他怀念孔子，与康有为不同，寄托的是帝王之想。这两人各有所想，却又合力以推波助澜，掀动了尊孔复古的历史潮流。当然，袁世凯称帝不久，旋即爆发了护国运动，袁世凯随后在一片讨骂声中郁闷死去，此处不多赘述。

不过，一种潮流学说的兴衰流行，总有它的理由。辛亥革命后尊孔读经的浪潮，在全国一浪高过一浪，亦反映了部分国人对革命后天下大乱的现实不满与迫切的求治心理。

有人说，乱世灭孔，盛世尊孔。其实，笔者认为，往往是治乱交替之际，才最需要用孔子来镇住雅俗，挽救颓风，教化天下。什么时候人们耳边充满了尊孔的呼声，那一定是因为社会上开始出现许多令贤者觉得礼崩乐坏、纲纪无常的乱象。中国一向把秩序价值看得比什么都高，在皇权倒塌后的价值崩溃时期，儒学的涨潮，实在是一种自然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就像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溺水的人抓根稻草也不放手一样，无足深责。只不过掌权者把其与政治过度相连，带来了大相径庭之果。袁世凯的“托古改制”就是最好的例子。

三、五四运动与“打倒孔家店”

旧文化的逝去，新文化的兴起，伴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孔子的问题又在人们心中掀起了巨大的回响。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这段话正确地说明了“辛亥”与“五四”之间的内在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社会的希望，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黑暗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落差，巨大的落差产生了巨大的波澜，于是而有了新文化运动。

梁启超

新文化是与旧文化相对而言，是对千百年的历史沉积而成的旧文化的扬弃和超越。它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传统进行理论批判。陈独秀说：“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这种认识来自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实。于是，排孔成为观念形态革命的起点。

我们都知道孔子是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的精神象征，是两千年来中国思想界的最大权威。但从宏观大局来看，历史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欧风美雨的来华及社会生活的变迁，特别是“五四”以来，孔学的地位和权威开始式微。谭嗣同对三纲之说的猛烈攻击，严复对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梁启超的“新民说”，章太炎的非孔言论，都已触及孔子学说的痛处。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者更直接地亮出了“排孔”的旗号，他们尖锐地指出：“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墓，以涂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

上文谈到过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废止读经和祭孔之礼，使孔子的独尊地位不复存在，神圣光环开始逐渐脱落。而民国初年孔教会的活动及尊孔崇圣之所以那么引人注目，也从侧面反映时人力挽狂澜和孔学衰微的现实。但是，尊孔崇圣逆流的泛滥（主要是袁世凯所为）这一事实本身又让笔者看到孔学传统的坚韧与顽强。

“五四”的排孔，笔者认为是相当有积极意义的。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最深刻的它以文学的形式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礼教的“吃人”的本质。自此以后，“吃人的礼教”一语遍传国内。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近代人文主义精神。需要特别阐明的是，言之排孔，实则排“孔”。

鲁迅

“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还要一班人硬要拿它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现代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在陈独秀看来，批孔是有针对性的，不是盲目的、全盘否定的；主要是反对利用尊孔搞复辟，搞思想文化专制。确实，道与世更，要用封建时代宗法社会之礼教来威慑人心，要独尊一说，“以为空间上人人必由之道，时间上万代不易之宗，此于理论上决为必不可能之妄想”。这是“五四”排孔的重要原因，也是理论依据。基于这种认识，“五四”新文化的先驱者对当时的尊孔浊流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陈独秀

结语：

尊孔与排孔，是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皆可归为“托古改制”之范畴，只不过是一个取舍褒贬的问题。托古，怎样托，是尊孔还是排孔；改制，怎样改，是复辟还是解放。这其中的深蕴与含义，值得我们更多的思考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