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的概念和基本特征（汉语成语的内在结构及文本性特征）

成语的概念和基本特征（汉语成语的内在结构及文本性特征）　　国外熟语学者的“文本”视角为汉语成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四字格成语在形成过程中具有高度的凝练性和概括性，包含了极为丰富的隐藏在表层语义之下的“内在结构”。“微小的形式”与“巨大的文本容量”之间的鲜明反差，构筑了四字格成语鲜明的文本特性。在下文中，笔者将从“互文性”和“召唤结构”两方面浅析汉语成语的“文本性”特征。　　从“文本性”特征看汉语成语　　“文本”是现代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索绪尔开启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文本观”。与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不同，结构主义范式重视语言的构成规律，强调对于语言系统内部的“静态”研究；这也使得探讨文本的“内在结构”及其“整体—部分”的语义关系成为可能。俄国理论家巴赫金则提出了“超语言学”概念，首次将“话语”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将文本中被符号化、定型化的“情境框架”与个人话语的交际意图相结合，为“文本”研究加入了“语用”维度。后现代思潮则为“文本”研究注

　 汉语中的四字格成语远超一般的“词汇”范畴，具有鲜明的“微型文本”特征，也暗合了俄罗斯语言学家邦达列托夫的论断——熟语是民族语言中“最小的诗意语言单位”。

　　熟语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各民族语言中的典型语言单位，以四字格成语为代表的汉语熟语更是中国语言文化极为珍贵的瑰宝。由于汉语句法的“弹性建构”特征，四字格成语几乎可以在文本中发挥所有的句法功能；而在无数可断可连的汉语流水小句之中，四字格成语也可发挥非常丰富的表意功能。显然，汉语中的四字格成语远超一般的“词汇”范畴，具有鲜明的“微型文本”特征，也暗合了俄罗斯语言学家邦达列托夫的论断——熟语是民族语言中“最小的诗意语言单位”。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对于汉语成语“文本性”特征的探讨，需要将其置于更广泛的语言学理论发展背景之中。20世纪以来现代语言学中不断发展的“文本”理论，为今天的汉语成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文本”是现代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索绪尔开启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文本观”。与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不同，结构主义范式重视语言的构成规律，强调对于语言系统内部的“静态”研究；这也使得探讨文本的“内在结构”及其“整体—部分”的语义关系成为可能。俄国理论家巴赫金则提出了“超语言学”概念，首次将“话语”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将文本中被符号化、定型化的“情境框架”与个人话语的交际意图相结合，为“文本”研究加入了“语用”维度。后现代思潮则为“文本”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拉康、福柯、巴尔特、克里斯蒂娃、德里达等学者发展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中，文本被阐释为一种“能指”和“所指”之间复杂的符号互动关系，对文本意义的解读也随之从静态走向动态。

　　“文本”理论的变迁，为考察汉语成语作为“微型文本”的表意体系及其当代特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阐释空间。比如，后结构主义关于“能指”“所指”关系的思考，可帮助研究者将“浮动的能指”等概念引入成语研究领域。所谓“浮动的能指”，强调符号与其所指对象之间呈现出的一种流动、浮动、不稳定的指涉状态。这一概念放大了“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偶然性，也因此解构了成语“内在结构”的确定性。

　　在此基础上，一些国外学者如谢缅年科曾提出，熟语在交际过程中具有多层次的语义结构，涉及语言符号、文本内容以及文化意义之间的复杂编码—解码机制。这赋予了熟语（包括汉语成语）的“内在结构”以极大的阐释、重构空间——其在交际过程中并不是机械、线性地被纳入话语之中，而是“溶解”于整体话语文本的意义与动机中，与话语整体产生复杂语义互动，从而获得极强的表意潜力。

　　从“文本性”特征看汉语成语

　　国外熟语学者的“文本”视角为汉语成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四字格成语在形成过程中具有高度的凝练性和概括性，包含了极为丰富的隐藏在表层语义之下的“内在结构”。“微小的形式”与“巨大的文本容量”之间的鲜明反差，构筑了四字格成语鲜明的文本特性。在下文中，笔者将从“互文性”和“召唤结构”两方面浅析汉语成语的“文本性”特征。

　　成语有高度的广义互文性。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论中，文本是不断转化与生产的动态研究对象。“互文性”产生于主体文本和接受文本之间的对话，新的文本是对于前在文本的各种引用、拼贴、吸收与变形。在“互文性”概念提出之后，“以文本解释文本”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而这里的文本并不局限于文学文本。作为后现代影响最为深远的文本理论，“互文性”理论为汉语成语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角度。例如，如今在成语学界的成语“语义场”研究，作为将词汇学语义场理论引入成语研究的非常有价值的尝试，将具有语义联系的成语分类、聚合、研究。以语义场为基础，汉语成语之间能够建立起广泛的文本联系，形成一个互文互现的成语文本网络，这反映出汉语成语文本的显性“互文”特征。而从更广义的视角来理解成语的“互文性”无疑更具价值：“互文性”将文本与外部文化、历史环境相联系的特性，恰恰完美地适用于中国成语这一与中华民族历史传统、民族文化、民族思维密切相关的微型文本。事实上，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成语不仅仅是古代中国语言文化的缩影，它旺盛的生命力甚至可以使其被定义为整个中华文化和民族价值的最佳语言载体。

　　成语作为一种“召唤结构”。“召唤结构”这一理论最初由德国文艺理论家伊赛尔提出，他认为文本中存在着“空白”与“否定”点，需要读者的介入、填充，使得文本的内容得以完善，并且被读者所理解。由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调取之前阅读经验中的文本背景，对于新的阅读活动进行填充，从而重新建构自己的文本体系。这就构成了“游移视点”，它使得阅读活动成为发生在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活动。在这一意义上，文本作为人们认识的对象具有开放性，其意义存在着多种解释的可能性，永远都不可能穷尽。汉语成语作为一种微型文本，它的特点就是高度的凝练；由于汉语本身的“形式弹性”与“功能弹性”特征，四字格成语在形成过程中就广泛存在着语义、语法单位的缺失与省略现象。这样的结构使得汉语成语相比于其他文本来说，拥有更多的“空白”与“否定”点。虽然在成语的词汇化过程中，其语义多数早已固定下来，但是成语的这种特点给了它被重新解读的极大空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代语境中，成语的使用存在大量的有意误用现象，并且在互联网时代广泛运用于网络语言中。今天，有意错用、误用成语以表达特定语义、情绪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并且越来越多口语化的四字格“类成语”不断涌现，逐渐成为一种颇具典型性的文化现象。而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与四字格成语的“召唤结构”这一特征是密切相关的。

　　以四字格为典型特征的汉语成语，从古至今、从古籍到当代急剧发展变化的汉语口语，在中国的语言体系中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将汉语四字格成语作为一个文化突显语言单位和文本单位进行论证，涉及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的创新，需要扎实的理论论证和实证分析。广泛借鉴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将为中国本土成语文化研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葛静深 翟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