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成都的名诗（成都有处文学圣地）

杜甫在成都的名诗（成都有处文学圣地）诗史堂则是中轴线上的第三重建筑，亦是主体建筑，正中间同样陈列着一尊杜甫塑像，由我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以写实的手法刻画而成。大廨是中轴线上的第二重建筑，为敞厅式建筑，正中间安放着一尊杜甫塑像，出自我国著名雕塑家钱绍武之手。如今的杜甫草堂是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复而成，包括照壁、正门、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祠等景点，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知名度最高且最具特色的杜甫行踪遗迹地。值得一提的是，照壁、正门、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祠均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两旁配以对称的回廊与其它附属建筑，其间有流水萦回，小桥勾连，竹树掩映，显得既庄严肃穆、古朴典雅而又幽深静谧、秀丽清朗。其中，正门是杜甫草堂主体纪念建筑群中轴线上的第一重建筑，匾额上写有“草堂”二字，系清代康熙皇帝的十七子果毅亲王爱新觉罗.允礼所题。

上学时曾读过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对其中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仍记忆犹新。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路有冻死骨”的现象一去不返，作者的愿望已经基本达成。

而诗中所说“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场所，即是杜甫草堂，为作者流寓成都时的故居，曾在此居住近四年，创作诗歌240余首，堪称一大文学圣地。

可惜的是，当杜甫离开草堂后，草堂便倾毁不存。直到五代时期，前蜀宰相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意在“思其人而成其处”，使之得以保存。

如今的杜甫草堂是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复而成，包括照壁、正门、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祠等景点，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知名度最高且最具特色的杜甫行踪遗迹地。

值得一提的是，照壁、正门、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祠均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两旁配以对称的回廊与其它附属建筑，其间有流水萦回，小桥勾连，竹树掩映，显得既庄严肃穆、古朴典雅而又幽深静谧、秀丽清朗。

其中，正门是杜甫草堂主体纪念建筑群中轴线上的第一重建筑，匾额上写有“草堂”二字，系清代康熙皇帝的十七子果毅亲王爱新觉罗.允礼所题。

大廨是中轴线上的第二重建筑，为敞厅式建筑，正中间安放着一尊杜甫塑像，出自我国著名雕塑家钱绍武之手。

诗史堂则是中轴线上的第三重建筑，亦是主体建筑，正中间同样陈列着一尊杜甫塑像，由我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以写实的手法刻画而成。

柴门为中轴线上的第四重建筑，也是最小、最简朴的建筑，原本是杜甫营建草堂时所造的院门，因为低矮简陋，故而得名。

工部祠是杜甫草堂五重主体建筑的最后一重，也是最重要的一重。因杜甫在成都时，曾被唐代大臣严武表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尊称其为“杜工部”，祠由此得名。

作为成都平原最重要的唐代文化遗存之一，杜甫草堂既展现了唐代成都地区的社会生活风貌，又印证了杜甫对其居住环境及其生活情景的描写，为杜甫草堂的历史沿革提供了实物佐证。

众所周知，杜甫历经安史之乱，亲眼见证大唐由盛转衰，虽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却始终得不到重用，一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最终病倒在行往衡阳的舟中。

正因为如此，杜甫才能深入社会底层，体察民间疾苦，深刻地认识到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弊端，并通过诗歌将这一切揭露出来，如“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都是针砭时弊的不朽名篇。

时过境迁，斯人早已远去，但其忧国忧民的精神却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心里，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