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讲述真正的人物（马未都回忆刘绍棠）

马未都讲述真正的人物（马未都回忆刘绍棠）刘绍棠 1980年代 北京绍棠先生是北京通州人，一九五零年十三岁时就发表了作品，被誉为神童。当时的教育远不及今天普及，罕见神童，他十四岁上高中时又连续发表了小说，其中《青枝绿叶》还被编入高中课本。一九五四年，他十七岁被保送北大中文系，他发现大学课程对于写小说帮助不大，一年后就退学了，此举给他留下了祸根，有作家认为他蔑视北大。虽然他后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仍不能给他带来福音。那时的作家协会会员算是一份殊荣，入会很难。本文选自马未都新书《背影》今天的年轻人知道刘绍棠先生的恐怕不多了，这才过去几年啊！当年红极一时的绍棠先生中年而殁，走得太急且太早了，没能看见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变迁。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社会百废待兴，尤其文学界经历“文革”的重创，一片凋敝。当时迅速复出的作家基本上都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王蒙、刘宾雁、从维熙、邓友梅、刘绍棠、张贤亮等等，每个人都有轰

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2021年，年近七十的文化学者马未都为了纪念故去亲友，写下了这部《背影》。短短十余万字，他不说文物，说人事；不说收藏，说人情。

1996年，马未都创办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观复博物馆”。时至今日，人们认识马未都，往往以“收藏家”或“文化学者”的身份，鲜少知道他也曾有过一段在出版社做编辑的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二十岁出头的马未都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成了全出版社“年龄最小、身份最低“的一名编辑。然而，这样一位不受重视的小编辑，却因一篇文章收到了大作家刘绍棠的亲笔信。三十多年过去了，刘绍棠先生业已作古；在马未都先生这篇真挚的回忆小文中，我们仍能读到刘绍棠先生当年的那份赤子之心。

作家刘绍棠

文 / 马未都

本文选自马未都新书《背影》

今天的年轻人知道刘绍棠先生的恐怕不多了，这才过去几年啊！当年红极一时的绍棠先生中年而殁，走得太急且太早了，没能看见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变迁。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社会百废待兴，尤其文学界经历“文革”的重创，一片凋敝。当时迅速复出的作家基本上都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王蒙、刘宾雁、从维熙、邓友梅、刘绍棠、张贤亮等等，每个人都有轰动社会的力作。刘绍棠先生在所有右派作家中年龄最小，划为右派之时年仅二十岁，一九七八年平反摘帽子时人刚到中年，四十一岁。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右派都是比爷爷年纪还大的人物，怎么二十岁的人也能当上右派呢？

绍棠先生是北京通州人，一九五零年十三岁时就发表了作品，被誉为神童。当时的教育远不及今天普及，罕见神童，他十四岁上高中时又连续发表了小说，其中《青枝绿叶》还被编入高中课本。一九五四年，他十七岁被保送北大中文系，他发现大学课程对于写小说帮助不大，一年后就退学了，此举给他留下了祸根，有作家认为他蔑视北大。虽然他后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仍不能给他带来福音。那时的作家协会会员算是一份殊荣，入会很难。

刘绍棠 1980年代 北京

一九五七年，二十岁的刘绍棠不知深浅地写了些批评文章，加之又写了两篇有人不乐意的小说，一九五八年乍暖还寒时刻，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一去二十年。对于右派，能否摘帽成为他们的心中之痛，一九六三年刘绍棠先生被摘去右派帽子，轻松上阵没几年，又爆发了“文革”，他识时务地自我流放至老家儒林村。

《蒲柳人家》发表于一九八零年，影响之大如同今日最红的电视剧。街谈巷议，人人在说《蒲柳人家》。我在文学编辑室，阅读是必须的；《蒲柳人家》写的是绍棠先生家乡——大运河，今天已改区并成为北京城区了，想想都有趣。我小时候要去一趟通县也算得动静不小的出门呢！通县人进城都说上北京。没承想今天居然变成了城区，来去自由方便，一座城市也能给人暴发户的感觉。

我喜欢文学的时候没想过有机会能见到作家本人，到了出版社，看见那些原本印在书上的名字现在是活蹦乱跳的真人，很是让我兴奋了一阵。那时大作家都由大编辑接待，普遍都是成双成对的感觉，别人插不进手。我耳闻目睹编辑们为抢作者争风吃醋的事端，总是感到知识分子的可怜。当时我在全出版社年龄最小，身份最低，每天打开水拖地是必修课，如同僧人修行。大作家来编辑部都会忽视我们的存在，跟我谈得来混得熟的都是同龄作家，当时也都没地位，因为经历相同，沟通就容易。

编辑工作是我的主业，副业写点文章补贴家用。那个年月的人是没有外快的，拿死工资，按年龄大小发放，有本事的最多比别人多个十块八块，所以写作勤快的人手头总是富裕一些。可是稿费低，千字十元甚至八元执行了很长时间，写个短篇小说弄个百八十元，长篇小说特难发表，周折也多，所以那时作家特愿意写中篇小说，发表后能得一笔算是像样的钱。

我业余时间写了一个中篇小说《记忆的河》，写的是我在北京郊区农村插队的事情，原来五万余字，发表时让编辑砍去两万字，让我对稿费心疼了许久。小说发表后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打开一看，字写得舒张大气，落款居然是刘绍棠！大意是看了我写的《记忆的河》，小说中描写的那群知青与他在儒林村见到的知青一样，希望我去找他聊聊天。信上留有他家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光明胡同45号。那天下班后，我怀揣着那封信，骑着车去见刘绍棠先生。

那是个夏天，昼长夜短，下班时太阳还老高呢！我上下班的方向东去西来，都迎着阳光，夏天的朝阳和夕阳唯一的不同是晚上热点儿。我骑得一身汗，那时街上也没有卖水的，直到找到刘绍棠先生的家，已渴成沙漠中的骆驼。

绍棠一身短打扮，和尚衫大裤头，我进门后他先是大声招呼，接着一阵震耳的大笑，一大壶酽茶马上倒满一杯，说：“先喝，正好喝，解暑。”我驴饮一杯，他马上又倒满一杯：“再来一杯。”直到我把壶中凉茶喝光，才话入正题。

刘家小院房子不多，院子还算宽敞，没北房，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北房算正房，没北房的院子不能算好院子。院子里有几棵很粗很高的枣树，树上挂满了青枣。过去住老北京的四合院，初夏的枣花香、入秋的打枣都是生活中极大的乐趣，所以鲁迅先生写自己的宅子时开篇就写枣树。枣子这东西不到日子没法吃，无味还艮，但挂在树上很耐看，尤其枣多挂在树梢上，风吹时如小铃铛乱晃，煞是喜人。

绍棠先生身宽体胖，声若洪钟，一看就是那种口无遮拦的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这种人赞赏有加，但实际生活中这种人极易引起负面效果。我估计绍棠先生划为右派就是因为这张嘴，不得罪事也得罪人，在中国得罪人也就算得罪事了，所以“最年轻的右派”帽子就扣在了他头上。福祸相倚，因为祸，刘绍棠先生又返回了生他养他的农村。一去就是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又让他得一福，能让他写出《蒲柳人家》等多篇乡土文学。绍棠先生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为我那粗手大脚的爹娘画像”。

我就是个直来直去的脾气，绍棠先生更直来直去，我们爷俩相谈甚欢。他问了我插队时的情景，并说他们村的知青和我笔下的知青简直一模一样，我记得他说了一句：离开爹娘的孩子都成熟得快。我告诉他我一个军队大院长大的孩子离开父母去农村当农民的内心感受。那天，绍棠先生留我在家吃了饭，光顾说话了，把吃的什么忘得一干二净，也不记得喝了酒没有，反正直到午夜，我才从他家的小院走出，骑上车哼着小曲回了家。

今天的人不知什么时候都变得势利起来，凡事无利不起早。过去的苦，日子虽苦心里却甘，是因为每个人内心干净。内心干净是个多么难得的人生状态啊，只有丢了才觉得宝贵。我的前半生心里从没有不干净的时候，朋友之间即便吵架，都不过夜就烟消云散了；可今天，社会的场面上，每当有人和你勾肩搭背之时，你都可以感到在他心里藏着其他目的，明明在算计人，可嘴里仍抹了蜜，说着连自己都不信的甜言蜜语。可那年月没有，我也不会恭维绍棠先生，绍棠先生也不会居高临下与我交往，所以一见如故，没有开场白，没有客套话，也没有请客送礼的概念，一切顺其自然。

那年我三十左右，刘绍棠先生五十岁上下，虽然年龄差不大，但人生经历相差太多。“反右”的腥风血雨，“文革”的风卷残云，在他们那一代人心中都留有清晰的烙印，永远伴随着他们的人生。而我，“反右”“四清”是听说的，“文革”在我眼中只是半个，童年时代经历“文革”所理解的最多是一半，尽管我在农村待过两年，但与农民对农村的感受还差着十万八千里。绍棠先生成长在北方农村——儒林村，一条流淌的大运河不仅仅从村中穿过，更重要的是从他心中穿过，所以他的乡土小说特别引人入胜。

可惜绍棠先生走得太早了。一九九七年春天，刘绍堂先生已经卧床多日，由于积劳成疾，年仅六十一岁溘然长逝，按他的好友作家从维熙先生的话说，“刘绍棠六十一岁去世，成为我们这代人心里难以弥补的伤痛。”我何尝不是呢？我虽和绍棠先生仅几面之缘，但他父兄一样率直的性格、豁达的人生态度给予了我强烈的感染，让我们晚辈有机会可以重新审视人生。所以我从不抱怨年轻时插队的苦难，吃不饱穿不暖睡不热都是人生的磨砺，都可以转化成人生的财富。

写此文时我翻遍了书房，也没有找到绍棠先生当年给我的亲笔信。在这个不知哪天进入的电子媒体时代，一封手写的信多么重要啊，况且是一个大作家无缘由无诉求地给一个无名的小编辑写的充满了情感的信，在那信中，有他的热情与期盼，有他的情感表达与流淌，还有他那看不见的赤子之心；而对于我，三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刘绍棠先生龙飞凤舞的字迹，记得那份让我没来得及亲口道谢的恩德。

2016年2月15日 观复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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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丨《背影》丨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