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影响力（天目书单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影响力（天目书单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直到1996年12月12日。那天的纽约洲际大饭店，举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新闻发布。发布会上公开了一份日记，日记的主人名叫约翰·拉贝，曾于1932至1938年间曾居住在上文所说的建筑内。南京市中心，小粉桥与广州路的交汇口，有一座不起眼的小院，院内一座二层小洋楼，红瓦青砖，掩映在高大的梧桐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间建筑和它曾经的主人一样，并不为人知晓。本期《天目书单》就带领大家一起在那些流淌着血与真的字里行间，去感知那段不能被忘却的历史。找寻者与亲历者：揭开那段不能被尘封的历史
今天，是第8个国家公祭日，也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4周年。
84年前的今天，日军攻陷南京。在南京及附近地区实施了长达四十余天的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死亡人数超过30万。
欢笑和繁华不再，尸横遍野，千年名城沦为“人间地狱”。
然而，岁月流转，存世的战争亲历者越来越少，人类所承受的苦难在时间的洪流中渐渐成为记忆，甚至在某些国家已经失忆。
本期《天目书单》就带领大家一起在那些流淌着血与真的字里行间，去感知那段不能被忘却的历史。
找寻者与亲历者：
揭开那段不能被尘封的历史
南京市中心，小粉桥与广州路的交汇口，有一座不起眼的小院，院内一座二层小洋楼，红瓦青砖，掩映在高大的梧桐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间建筑和它曾经的主人一样，并不为人知晓。
直到1996年12月12日。那天的纽约洲际大饭店，举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新闻发布。发布会上公开了一份日记，日记的主人名叫约翰·拉贝，曾于1932至1938年间曾居住在上文所说的建筑内。
《拉贝日记》
[德] 约翰•拉贝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日记足足有八册，时间从1937年9月到1938年4月，正是侵华日军侵占南京期间。
当时，拉贝出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和其他国际友人一同，协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其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安全区内，拯救了超过25万中国人的生命。而他也将主持安全区难民保护工作的情况详尽地记录在了日记里。
此外，作为84年前南京城那场浩劫的亲历者，他以一位侵华日军大屠杀见证人的身份，记录下了日军泯灭人性的暴行。
记述于日记中的日军暴行，便有五百多起，随便摘取一二，都是令人不忍卒读的惨无人道：“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 ；“整个头给烧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克罗格看见汉中门边的干渠里大约有3000具尸首，都是被机枪扫射或是别的方法弄死的百姓。”……
《拉贝日记》时隔半世纪的现世，让南京大屠杀这一几乎被遗忘的历史，重新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在推动《拉贝日记》被发现的人中，就包括《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一书的作者张纯如。
《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
[美]张纯如，中信出版集团
在写作《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一书的过程中，她从朋友邵子平处听闻一二拉贝的故事，并在耶鲁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些零星记载。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直觉告诉她，这个人至关重要。几经辗转，她联系到了远在德国的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女士。
通过莱因哈特女士，张纯如得知了拉贝日记的存在。她和邵子平，跨越重重障碍，终于说动莱因哈特女士将拉贝日记公开。
除《拉贝日记》外，张纯如还在耶鲁大学特藏室发现了沉睡多年的魏特琳的日记。
魏特琳是美国传教士，1912年初来到中国，开始投入中国女子教育的工作，1919年起魏特琳入职中国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日军侵占南京前后，魏特琳婉拒了美国大使馆强令她撤离南京城的好意，请命为学校留守。她写于1937到1941年间的日记，详细记载了她亲身见闻亲身经历的侵华日军的暴行，以及此后数年日军在南京的殖民统治情况。
魏特琳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当时是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的难民所，最多时曾保护了13000多人，也因此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但她不畏惧日本兵的威逼，常常手持星条旗与之抗争。有一次，她中了日军声东击西的奸计，导致日军混入校园强奸了三名妇女、抢走了12名儿童，这令她抱憾终生，在日记中提及此事无限愧疚。
《魏特琳日记》
[美]明妮•魏特琳， 江苏人民出版社
同为女子，魏特琳在面对残暴日军时的勇敢和气概，令张纯如感佩不已。后来，张纯如在她的书中这样写道：“在一个几乎变成虚构的传奇中，由于天天面对日本人的残暴的行为，一个脆弱的、疲惫的女人永远无法恢复其身心所受的创伤，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
事实上，大屠杀结束后，魏特琳回到美国便一直接受心理治疗，但那段经历还是给她留下了深重的阴影。终于，离开中国一年后，魏特琳选择开煤气自杀。身后，“金陵永生”四个大字以遒劲的隶书，刻写在她的墓碑上。
忏悔者与反思者：
回归良知与还原真相
2000年4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石碑前，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长跪不起——他就是原侵华日军老兵之一的东史郎。
同样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和拉贝、魏特琳相比，东史郎是特殊的，他曾是一名“惨绝人寰”的加害者。
1937年，25岁的东史郎在天皇的“圣训”之下，扛枪走向了战场，应征加入侵华战争。在华期间，东史郎枪杀俘虏、侮辱妇女，抢夺粮食，同时也亲眼目睹他所在部队集体屠杀中国百姓、轮奸中国妇女等暴行。
然而，战败后被俘的东史郎，却因为中国军人的以德报怨活了下来。这令他大彻大悟，决定向中国人民谢罪。1987年，他把在中国期间写的日记整理为《东史郎日记》并公开发布，无情地揭露日军当年的残暴行径。
《东史郎日记》
[日]东史郎，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7年至2004年，东史郎7次到中国取证、忏悔。据陪同者回忆，东史郎初次访华时，见到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深鞠躬，一天鞠躬累计三个多小时。期间，他还在日本进行关于侵略战争的“证言”讲演，并因此受到日本右翼的多次恐吓。他说：“我的人生前半部分是南京战，后半部分是这场审判。”
2006年1月3日，东史郎病逝，把真相留给了这个世界。
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之时，日本国内实施了严格的舆论报道管制，日军的屠杀和暴行完全不为国民了解。同时，日本战败前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为隐瞒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从上到下均彻底地焚毁了相关文件。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批极具反思意识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他们摒除政治影响，突破立场身份的限制，坚持还原历史真相，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这场巨大的浩劫。其中就包括日本小学教师松冈环。
30多年前，松冈环在教授历史课时，发现教科书中把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事件”，并轻描淡为一句：“南京城里死了很多人……”。出身于历史专业的她，凭着敏锐的历史嗅觉，认为其中有所隐瞒，而自己作为教师有责任追寻真相，让孩子们了解那段历史，并从此踏上了寻找真相的道路。
1988年，松冈环第一次来到南京调查，见到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已去世）。李秀英拉着松冈环的手说：“日军当着我的面杀死了我的祖父母、父母，我永远忘不了。请你一定要把这个真相告诉日本的青年人。”此后，松冈环便开始了南京大屠杀真相探寻与反省之旅。她每年自费到访南京四五次，寻访幸存者。为了使取证更有说服力，她还在日本通过各种方法寻访侵华老兵，听取他们作为加害者的证言。
《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
[日] 松冈环 编，上海辞书
截至2018年，松冈环走访了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250名日本老兵和300多名受害者，将他们的讲述一一记录，撰写《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等书籍，并拍摄出《南京——被割裂的记忆》《南京的松村伍长》《太平门：消逝的1300人》三部纪录片。
而这些以日文书写、在日本出版的南京大屠杀著作，也成为了对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有力回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