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灰放陵园还是放寺庙（亲人建议骨灰放在当地陵园）
骨灰放陵园还是放寺庙（亲人建议骨灰放在当地陵园）1927年8月，刚刚随同袁文才、王佐等农民起义领导人发动“永新暴动”的贺子珍，迫于敌人的进攻压力，只好率领队伍转移到井冈山，为革命保存有生力量。邓小平虽然贺子珍的亲人建议，把她的骨灰放在当地陵园，但是中共上海市委仍不敢“自作主张”。于是，由中办转交给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做定夺。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直接批示道：“贺子珍同志的骨灰应该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由此给贺子珍的葬礼规格定调。
贺子珍
1984年4月的一天，一封讣告外加一份请示，从上海加急送到了中南海邓小平的办公桌上。
看着讣告上那个熟悉的名字，邓小平知道：又一位老同志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贺子珍在上海逝世后，作为一位身份较为特殊的老共产主义战士，对于她的后事如何处理、骨灰安葬在何处，是一件需要探讨的事情。
虽然贺子珍的亲人建议，把她的骨灰放在当地陵园，但是中共上海市委仍不敢“自作主张”。于是，由中办转交给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做定夺。
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直接批示道：
“贺子珍同志的骨灰应该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由此给贺子珍的葬礼规格定调。
邓小平
1927年8月，刚刚随同袁文才、王佐等农民起义领导人发动“永新暴动”的贺子珍，迫于敌人的进攻压力，只好率领队伍转移到井冈山，为革命保存有生力量。
在井冈山上，贺子珍既是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同时也是妇女部长和共青团书记。
负责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
这一年，她才18岁。
就在几年前，贺子珍只是个出身乡绅家庭的女学生。
当时，国民大革命正在南方如火如荼地酝酿着，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达成，马列主义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
第一次国共合作
作为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前沿阵地，学校成为了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媒介。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校学习期间接触到了马列主义，并为之深深吸引。在他人的引导下，贺敏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贺敏学时常会邀请一些进步青年到家中谈论时事，探讨新文化，而贺子珍与妹妹贺仪便借着端茶送水的由头旁听。
潜移默化之下，贺子珍与贺仪也受哥哥的影响，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并在后来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民国时期的进步青年
永新暴动后，国民党反动派迅速回过神来，集结大批部队攻打永新。
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永新县委最终决定主动撤出永新县。
作为永新县的主心骨之一，贺氏三兄妹的名声早已被敌人知晓。
由于队伍撤退及时，敌人并没有抓住贺氏三兄妹，但这并不影响丧心病狂的反动派迁怒于贺氏族人。
占领永新县城后，反动派迅速逮捕了并未逃离永新的贺氏族人。
贺子珍堂兄贺敏亮、贺敏克、贺敏文以及其他亲属数十人被杀，只有几人侥幸逃亡。
贺子珍：前排左一 贺敏学：后排中间
背负着血海深仇的贺子珍，此时来到了井冈山，而这里也是她人生的转折点。
1928年秋收起义后，毛主席带领部队来到了井冈山。
毛主席刚到井冈山不久，贺子珍便在指战员袁文才的介绍下与之进行第一次会面。
其实早在永新的时候，贺子珍就读过毛主席的文章，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剖析和见解，令贺子珍钦佩不已。
毛主席在见到贺子珍前，已经听说井冈山有一位年仅18岁的妇女部长，刚开始他还以为是哪位首长的千金或是哪个山头的压寨夫人。
青年毛主席
等到贺子珍真正站到他面前时，看着眼前神采奕奕的女共产党员，感受到她谈吐中蕴含着高度的思想觉悟。
毛主席不禁感叹，贺子珍就像井冈山里的“穆桂英”，无愧于巾帼英雄的称号。
后来，贺子珍被选为前委秘书，主要负责帮助毛主席处理各项工作。
与毛主席相处时间长了，贺子珍愈发仰慕这位兼具伟大抱负与诗人才情的同事，在不知不觉中，两人之间滋生了情愫。
一次，毛主席率领部队下井冈山执行任务。临出发前，毛主席特意来到贺子珍屋前，轻轻叩击窗户，并告诉贺子珍他要下山的事。
毛主席在井冈山
一开始贺子珍还纳闷，你要出发了跟我说做什么？
但毕竟女子心细如发，稍一琢磨后，贺子珍便从最近毛主席对她的态度中猜测，他大抵上是喜欢她了。
在征取哥哥贺敏学的意见后，贺子珍便接受了毛主席的示爱，大胆地同他走到一处。
1928年5月，贺子珍与毛主席在象山庵举行了婚礼。
受革命形势所限，婚礼一切从简，办得简单朴素，颇有共产党人的风范。朱德、陈毅、宛希先等人都来参加了婚礼并献上祝福。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遗址
当时两人从相知相识直到相爱不过半年有余，可能用当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是妥妥的闪婚行为。
但在那个山河破碎、国家动荡的年代，对于朝不保夕的共产党人来说，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另一半实属不易，灵魂上的贴合早已弥补了时间造成的隔阂。
贺子珍与毛主席合影
与毛主席结婚后，贺子珍依然恪守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在她的帮助下，毛主席得以顺利地在永新塘边村开展农村调查，收集大量第一手材料，这为他著成《永新调查》奠定了基础。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踏上万里长征的道路。
党组织提前预料到长征道路上的艰险，所以中央只批准了30名女同志随军出发，而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等人也在其中。
万里长征油画
虽然当时贺子珍年仅25岁，但少女时代便投身革命的她，历经多次战斗的洗礼，所以在这支队伍中已经算是“老前辈”了。
在长征开始前夕，贺子珍怀有身孕，所以她被安排在总卫生部休养连。
但贺子珍并不想因为自己的问题而给组织增加负担。
于是她多次主动请缨，要求与其他女同志一起，加入担架队分担寻找、看守担架的工作。
众所周知，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环。
在国民党几十万部队的追杀围剿下，红军依靠毛主席一手出神入化的指挥，在赤水河周边辗转腾挪，从而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四渡赤水形势图
在这期间，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或者迟滞都会葬送整支队伍。
好巧不巧，在二渡赤水前后，贺子珍分娩了。
可在形势逼迫下，这个刚刚诞生在世界上的女婴不得不与父母分离。
在离别前，钱希均将孩子抱给贺子珍看了一眼，然后就将孩子送给了当地的老乡。
贺子珍强忍着骨肉分离之痛，默默接受了这个决定。
而时间容不得她逗留，在襁褓中留下十来块大洋后，贺子珍拖着虚弱的身子随同大部队离开。
此刻，她既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更是一个愿意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的共产党员。
1935年4月，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随即南渡乌江，兵锋直指敌人防守空虚的云南。
万里长征
虽然绝大部分的敌人已经被疾行的红军甩开，但就在穿越黔西南的短短十日间，红军仍与敌人发生战斗高达15次。
其中，发生在兴义市威舍镇猪场村的战斗最为激烈，也是中央红军在黔境的最后一战。
在这场战斗中，贺子珍不幸负伤，而这次负伤对她的后半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4月23日上午，部队抵达猪场村寨山下。
由于前方山路狭窄，所以经讨论决定，由红一军团1师5团作掩护，让中央军委纵队先行通过。
就在这时，反动派吴奇伟率部袭来，直接进攻红军前进的侧翼。
面对十倍于己方的兵力，5团战士拼死抵抗，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久攻不下，5团也顺利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撤退的任务。
在战斗过程中，贺子珍随同干部休养连将伤员转移到一处树荫茂盛的山脚下，以此规避战斗对伤员的二次伤害。
红军伤员
望着在空中盘旋着，轰鸣着的钢铁怪物，贺子珍忧心忡忡。
倘若被敌机发现，那么毫无防空能力的伤员们便如待宰羔羊一般，束手无策。
果不其然，敌人的飞机在一轮绕空索敌后发现了他们。
随着空中发出的一阵如怒雷般的炸响，几架敌机以俯冲的姿态朝着干部休养连躲避的山脚袭来。
一轮机枪扫射后，敌机又投下了几枚炸弹，炸弹掀起的气浪差点将贺子珍掀翻，激起的漫天灰尘瞬间将贺子珍覆盖住。
刚从轰炸中回过神的贺子珍定睛一看，发现原本枝繁叶茂的林荫此时已被敌人的火力催平，光秃秃的黄土裸露在外，仿佛在无声地控诉战争的无情。
贺子珍看到离她不远的一个担架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中，而负责这具担架的战士已经在上一轮轰炸中丧失了行动能力。
国军飞机
面对即将调转方向发动二轮轰炸的敌机，攻打娄山关中身负重伤且断了一条腿的钟赤兵正在担架上挣扎。
生死存亡关头，贺子珍也不再顾忌个人安危，一个猛冲便扑倒在钟赤兵身上。
在一阵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中，鲜红的血花在空中绽放。
烟尘消散后，钟赤兵安然无恙，但扑倒在他身上的贺子珍却因失血过多昏死过去了。
所幸贺子珍很快被送到总卫生部抢救，经医生检查，贺子珍从头部到四肢，伤口多达17处，不少弹片被深深嵌入她的体内。
虽然医生及时为她注射了止血针和止痛剂，并取出了大部分的浅表弹片，但由于医疗设施简陋，仍有部分弹片残留在体内无法取出。
抢救结束后，贺子珍逐渐苏醒，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居然是询问钟赤兵同志的情况。
她随即叮嘱众人不要将自己负伤的事告诉毛主席，并说道：
“不要因为我拖累了大家的前进速度，把我安置在老乡家中就好了，等伤好后我自己会跟上大部队的。”
长征中的毛主席
战友们自然没有照做，大家轮流抬着她前行，倘若遇到担架过不去的地方，便背着她过去。
虽然贺子珍多次叮嘱，但毛主席还是知道了她负伤的消息。
当晚，毛主席提着马灯来到贺子珍下榻的兴义威舍蒿芝冲。
看着双目紧闭，气息奄奄的爱人，这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领袖还是落下了眼泪。
随后，毛主席给休养连的下了“死命令”：抬也要把贺子珍抬到目的地。
万里长征结束后，贺子珍带着伤痛来到了延安，在这里，她生下了女儿李敏（当时毛主席化名“李得胜”）。
延安相对稳定的生活并没有使贺子珍得到安宁。
一方面，多次生产和体内伤痛留下的后遗症使她痛苦不堪；
另一方面，由于毛主席在工作中避不可免要接触不少女性，这使得贺子珍产生焦虑。
最终，不顾毛主席的多次挽留，她还是决定前往上海治病，将体内的弹片取出。
1937年，贺子珍离开了延安，打算从西安转道上海。
这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打响，上海已经在淞沪会战的影响下成为了血肉磨坊。当她来到西安时，上海已经沦陷。
淞沪会战（局部）
当时，毛主席再次写信给贺子珍，劝她日后再寻找合适时机治疗。
他在信中写道：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
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
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我受那么多的苦了。”
但此时的贺子珍已经听不进这些劝告，为了赌气，她选择从兰州乘飞机前往苏联治病，而这也相当于她默认与毛主席断绝关系了。
来到苏联后，经苏联医生的诊断，她体内的弹片已经与新生的血肉粘合到一起去了，无法取出。
苏联红场
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将贺子珍击垮，精神接近崩溃的她还一度被送入疯人院。
当她再次从报纸上看到关于毛主席的消息时，发现毛主席已经有了第三任妻子。
多年后当她回想起这段往事时，不禁对当时自己的选择懊悔不已。
就这样，贺子珍在苏联待了十年，1947年，在罗荣桓元帅等人的帮助下，贺子珍回到了念念不忘的祖国，而此时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
罗荣桓
此后，贺子珍曾多次想与毛主席单独见一面，但皆因为各种原因被迫取消计划，直到1959年。
庐山会议后，在广东省第一书记陶铸的夫人曾志签下搭桥下，时隔22年，毛主席与贺子珍再次见面。
此时的贺子珍已经在岁月的打磨下不再年轻，不再是那个誉为“永新一枝花”的女战士，而毛主席也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
二人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对于贺子珍离开延安后的遭遇，毛主席也是感慨万千。
在谈话的最后，二人约定以后再联系，但谁都没想到，庐山一别，成为了二人最后一面。
1976年，毛主席重病在床，女儿李敏始终伴随在他左右。
在弥留之际，已经难以张口说话的毛主席用手指不断对着空气画圆，李敏猜测，可能是父亲在暗指母亲的小名“桂圆”。
主席去世后，举国哀恸。
长眠于水晶棺中的主席
远在上海的贺子珍听闻这个消息后始终不敢接受。
在侄女贺小平的回忆中，姑妈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哭，而是完全蒙住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听着广播上的讣告，直到深夜。
1979年9月，组织上安排贺子珍来到北京治病，并安排她到毛主席纪念堂见毛主席。
尽管一路上随行人员一再告诉她要忍住，情绪不要太激动。
但当她站在水晶棺前，看着永远定格在那一刻的那副熟悉脸庞，贺子珍还是失声痛哭，这酝酿了近半个世纪的汩汩热泪，在此刻喷涌而出。
1984年4月19日，身患多种疾病的贺子珍由于抢救无效，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她的遗体在上海火化时，李敏在拾取母亲的骨灰时还发现了不少金属弹片混杂其中。
故事回到文章开头部分，邓小平所说的革命公墓一室，是规格最高的骨灰安放室，比如：朱德、彭德怀等人的骨灰皆安放于此。
将贺子珍的骨灰安放在一室，并不是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妻子。
贺子珍纪念馆前的两人雕像
而是因为她曾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先行者，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那些伴随她一生，带给她苦痛的弹片，同样也是她的荣耀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