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特·舒伯特（冈特舒赫当下德企在华做生意）

冈特·舒伯特（冈特舒赫当下德企在华做生意）基于防疫的考量3.俄乌战争：对于任何被视作“系统性对手”的外国力量，德国国内正拿着放大镜检视对它们的依赖。 但如今，受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我们面临一个多少已经不同以往的局势： 1.防疫形势； 2.德国新一届“红绿灯”政府（指德国社民党、绿党与德国自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三党代表颜色分别为红、绿、黄——观察者网译注）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冈特·舒赫，译/观察者网 郭涵】

“脱钩”这个现象并不新鲜：自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美国与西方悄然发起了针对中国的经济脱钩；特朗普政府只是粗暴地、锣鼓喧天地在执行；拜登政府看似讲话客气，但政策是一贯的。

正如我之前所写过，欧洲特别是德国，对于脱钩相当不情愿。

德国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中国是第二大客户，（占德国出口比重）大概与美国或法国体量相当，我们从脱钩中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德国自二战后复苏以来，长期奉行的外交政策主张就是“以商促变（Wandel durch Handel）”，更不必说中国是我们头号的进口来源国。

但如今，受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我们面临一个多少已经不同以往的局势：

1.防疫形势；

2.德国新一届“红绿灯”政府（指德国社民党、绿党与德国自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三党代表颜色分别为红、绿、黄——观察者网译注）

3.俄乌战争：对于任何被视作“系统性对手”的外国力量，德国国内正拿着放大镜检视对它们的依赖。

基于防疫的考量

新冠不仅涉及公共卫生，也是一个实际问题：作为战略顾问，我在自己的客户群体中就见识过，有企业因为防疫措施而犯愁。由于隔离规定，出行意愿相应降低；而在酒店隔离数天后，也不确定能否继续顺利前往想去的目的地。

与其他国家相比，在中国谈生意，或许更看重人际关系中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建立在面对面交往的基础上。

我的一名客户在美国收购了一家公司，相关部门CEO飞到美国参加签约仪式，这是他自新冠疫情出现后至今，唯一一次去美国；其它的任何问题，都通过视频会议或经由美国那边的基层员工与律师处理妥当。这种情况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另一家中国公司在欧洲的收购案告吹了，部分原因是在持续数月的激烈谈判后，依然没法安排与中国公司的老总坐下来面谈。那些已经在中国有投资的企业，自然也会担心他们的工厂或办公室面临突然关停的可能。

对于中国的防疫政策，一种不带感性色彩的德国式评估可能是这样的：

当病毒出现新变种，又缺乏有效的疫苗，存在大规模且不确定的感染风险时，中国式的“清零”政策运行得非常成功。与欧洲 、美国乃至几乎全世界其他地方不同，中国有能力在境内控制住疫情传播。源于中国政治体制的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加上遵守纪律、能吃苦耐劳的人民，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当相对有效且安全的疫苗问世后，包括那些能够应对新变种病毒的疫苗，就可以把这个因素纳入防疫考量中。至于对于哪个国家造出何种疫苗，以及由所谓“竞赛”引发的爱国主义自豪感，大家没必要太上头。全世界三大疫苗制造商——法国的赛诺菲、英国的葛兰素史克以及德国的默克集团——都没能产出堪比百欧恩泰（BioNTech）/辉瑞和美国莫德纳公司那样的疫苗。

在德国人眼里，西方因为缺乏实现清零的纪律性，付出了上百万人死亡的代价后，社会才逐渐恢复正常；中国在疫情之初表现得更好，如今面临压力，可以更多地应用全球医学成果。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最近就谈到，中国的营商环境在确定性、可靠性及效率方面有所变动。

新冠疫情凸显了当今供应链全球化的程度有多深。工厂停歇、集装箱难运转、工业产品零部件短缺，以上种种情况让许多企业开始思考如何增强供应链的韧性。

“红绿灯”政府

另一方面，在德国，靠政治意愿推动做事情，通常是十分短命的。

就拿生产口罩简单举例吧：我们的政府拿出超过6300万欧元，支持82家德国公司在本土生产口罩。然而回过头看，绝大部分公司已经关停生产线。它们的售价要比从中国进口的口罩贵3到5倍，而医院或电商平台等大型采购方在意的就是价格。

然后是德国这届新政府。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在上次大选中大败，而绿党（左翼环保主义者）是最大的赢家。现任总理朔尔茨出身的社民党（红），是上一届与本届政府中唯一的常量。自由民主党（黄）也需要抱团来组建联合政府。所以我们称之为“红绿灯执政联盟”。

我从来不是默克尔的忠实支持者，但如果要列举一点她的长处，那便是外交、调和分歧与危机管控。难怪默克尔在国际上享受的声誉，远高于她在德国国内的风评。我认为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默克尔指明的方向非常合适：通过互惠互利的贸易往来，维系德中间良好的外交关系与密切的经贸联系。

证明你自己作为一个贸易伙伴的价值，不要在全世界面前扮演“教师爷”，尤其是不要公开作秀；当你取得伙伴的信任后，便可以在台面下更方便、更有效地提出你想表达的任何观点。如果德国真的对一些问题抱有关切（不管是环保、人权、贸易还是其它事情），恰恰需要这种低调务实的政策。公开叫骂往往只会适得其反，导致更多的民族主义、互相回敬指责、施加制裁，然后是更激烈的对抗。

但在西方国家，默克尔的外交风格是选举的减分项。公开批评中国会带来巨大流量，在“宽以律己，严以待中”这事上，哪个德国人原则上会反对呢？这在任何国家基本上都说得通，不管他们自己对自己是什么标准。

我们的新任外交部长、来自绿党的安娜莱娜·贝尔伯克，长期在最受欢迎政客的排名中霸榜前三。相比其他任何事情，她显然最在乎自己的选民与选票。用不加修饰的语言公开发表“强硬”的谴责，正是她那些相对年轻且理想化的选民所爱听的，而贝尔伯克确实照做了。乍看上去，这属于非常廉价的政治得分。

德国外交部长、来自绿党的安娜莱娜·贝尔伯克（资料图/Facebook）

外交部长通常是德国人气最高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能够打造许多光鲜人设，展示自己有多么强硬，而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或承担任何责任。

最后，自由派因为天性使然，不喜欢在他们看来不必要地限制任何种类自由的任何制度。

但这种作秀不是没有代价的，哪怕来得往往并不显眼。一名客户向我讲述了，在德国新政府加大批评中国的调门后，德企蒙受的隐藏代价之一：他说他的公司第一次在中国输掉竞标，原因不是技术要求或价格方面，只是因为他们是一家德国公司——当然，单方面的阐述未必就是事实，仅供参考。

所以总的来说，在中国做生意的德国投资人必须了解，现在更有可能搞乱德中关系的，是他们自己的政府。

大众汽车在新疆建厂就是案例，现在私营企业被德国舆论与政府盯上了，不仅仅是面临语言攻击，还会伴随着行动——因为在新疆设厂，今年5月底，大众汽车关于延长投资担保的申请被德国政府拒绝了——只要是与新疆有任何关联的，都被来自绿党的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否决了。

哈贝克同样反对中国远洋运输集团（COSCO）对汉堡港一处小型集装箱码头的入股，还扬言未来与北京打交道时将“不再天真”，并补充“我们不能让自己再被勒索”。（当地时间10月26日，德国政府最终批准中远入股汉堡港——观察者网注）

俄乌战争

自去年12月上任以来，德国总理朔尔茨终于选择在今年11月4日首访中国。朔尔茨讲话不爱直来直去，他一边在组织企业界代表团随行，一边又呼吁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虽然一些防疫要求增加了组团难度，但目前已经有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待命，准备好在11月12号到14号，陪同朔尔茨出访越南与新加坡。

考虑到德国已对俄罗斯如此依赖，德国有民调显示，对向中国派出经济代表团的支持率走低，但这种事并不新鲜，政客通常会做姿态迎合镁光灯，而代表团则是在背后做实事。

最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已经在俄罗斯的案例中体现出来了——今天，问题并非是某家德国公司是否应该叫停在俄生意，德国公众追问的是：为什么某家公司还没有退出俄罗斯市场？

这就要说到俄乌战争。德国欣赏中方在这一问题上可信的中立立场。中国也许会为美国的对手“祈祷”，但从未像西方支持乌克兰那样，大规模直接介入这场冲突，比如卖军火、训练部队、提供资金与分享情报等。

战事之初，许多德国人在担心，中国是否会像俄罗斯那样，直接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省。然而，在南希·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德国人对她行为的认可度已经明显降低了。

因此，焦点自然转移到了对经济的影响上。

许多分析人士指出，德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是一个历史性错误。在北溪天然气管道被限闸、彻底关闭乃至破坏之际，德国几乎没有人敢为当初修管道的决策辩护。

不管冲突发生前德国和西方领导人犯下了哪些错误，如今都被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的责任权宜地掩盖过去。人们开始物色天然气以外的可再生能源，随后意识到：在太阳能与风能领域，今天的德国依赖中国，更甚于在天然气上依赖俄罗斯。

就在俄乌战争之前，德国55%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供应。然而，我们的太阳能电池有95%来自中国。仅仅10年前，从硅电池到太阳能电池板，德国还是全球太阳能产业市场的领导者。然而，在当初规划的产业规模实现后，上网电价补贴额度大幅降低。仅仅4年内，就消失了10万个工作岗位，余下的公司则大多被中企收购。

在风能领域，德国自2016年以来失去了39%的工作岗位。德国风能企业比太阳能企业发展得更好，但产能放在了全世界，包括中国。德国国内的需求少得可怜。

德国的政策制定者，做梦都希望这些产业能回流国内，但从投资人到学徒都不情愿：在考虑投资兴建大型工厂、选择终生职业这样的决定时，德国过去的能源战略实在是太离谱、太不可靠、变化太过频繁了。

我不相信仅凭政治意愿，就能改变这一切。由于缺乏公共空间、无休止的申请流程，加上当地居民乐此不疲地打官司、拖延项目工期，在德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步伐已经走向迟滞。

所以，德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前景，并不会惨淡。事实上，根据荣鼎咨询智库的数据，2022年上半年，欧洲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15%，主要就是德国公司拉动的。

当中的旗舰项目，自然是巴斯夫公司在湛江投产的一期工厂。这将会是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中最大的单一项目，也是巴斯夫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根据该公司声明，项目到2030年的投资总额高达100亿欧元。

必须注意的是，巴斯夫公司于2018年七月宣布工厂选址，并在2019年年底开工建设。这都发生在我前面提到的三个主要变化因素之前。而对这处一体化基地的最终验收，是在今年7月通过的。

巴斯夫公司作为一家全球化企业，在世界各地都建有类似的一体化工厂，而他们专门瞄准了中国国内的市场。不仅将石化产品中不同的价值链条整合到一家工厂，节省多余的物流成本；也拉近了所有中间商品、终端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引擎，目前已经建有2处这样的一体化工厂，与欧洲和美国的数量持平。

结语

所以，最终谁会取胜？意识形态还是商业考量？还是说，我们有可能会回到一种模式，即并非两者中某一方取胜，也并非两者一定程度上“共存”，而是通过交流来切实促进相互理解与合作，避免重组供应链这样的相互提防。

短期内，目前的趋势似乎有些脱钩的苗头；长期来说，人类有责任开展更多合作。在连接这两个阶段的中途，迫切需要一些意味着容忍与为局势降级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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