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文家境现状（我的二哥袁克文）

袁克文家境现状（我的二哥袁克文）他在上海卖文、卖字，是有“笔单”的。后来，他回到了天津，依然靠着卖文、卖字来维持生活，所以，他在当时的《北洋画报》上也是有“笔单”的。他的家里，经常堆着很多的纸，可是他并不认真去写，非到实在没有钱，逼得他不能不写的时候，才挑选那报酬比较多的写出几件，送到《北洋画报》换回钱来。他所写的字，只要送出去便可换钱。但是，如果他手上有十块钱，他也是不肯写的。他写对联和扇子，有的时候是躺在烟铺上提着笔悬肘写的。有一次。他给张宗昌写了一个极大的“中堂”，代价是一千元。由于那张大纸又宽又长，屋子里摆放不开，他就把纸铺在两宜里的弄堂里，脱去了鞋，提着个最大号的抓笔在纸上站着写。二哥还会唱一口好昆曲，最初他是唱小生的，在他戒烟以后，身体发胖，才改唱丑。他所擅长的剧目，有《卸甲封王》、《游园惊梦》、《长生殿》等等。他还和京剧界的老艺人，如孙菊仙、程继仙、肖长华、程砚秋等人交往很密切，彼此之间的感情也很好。所以有

我二哥袁克文（1889－1931），字豹岑，号寒云，小名叫做招儿，从小过继给大姨太太为子。他小时候很顽皮，既没有正正经经地念过书，也没有正正经经地练过字。但是他极聪明，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他对于写字、填词、作诗、作文章，都有着比较好的成就。我父亲对外的比较重要的信件，有的时候由他代笔。我们彰德老家的花园(养寿园)内的匾额、对联，就是我父亲让他撰拟和书写的。我父亲对他是比较偏爱的，有时候得到了好的古玩，总是叫了他来，当面“赏”给他。有时候看到饭桌上有好菜，也经常叫他来同吃。

大姨太太对于二哥更是十分溺爱，二哥向她要钱用，她从不驳回；如果实在不能满足二哥的要求，她也会向我父亲转要了来，供给他用。因此，二哥从小就养成了用钱如水的毛病，以致最后他不得不靠着卖文、卖字来维持生活。说起来，这是和大姨太太对他的溺爱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的。

袁克文（左）袁静雪（右）

二哥吃、喝、嫖、赌、抽，样样都来。他会唱昆曲，好玩古钱。他收集了许许多多的外国金币，包括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里所用的金质硬币，形状有方有圆，体积有大有小，都装在一些特制的盒子里。听说，他后来因为穷的缘故，把这些金币都押给了旁人。他后来又入了青帮，花了很多钱，当上大字辈的“老头子”。他有了钱，随手用尽；没有钱，却丝毫不以为意。他死了以后，只在他书桌上的笔筒里找出了二十元钱。

他一生一共娶了五个姨奶奶。他纳宠的方式，是走马灯式的。这五个姨奶奶的顺序是：情韵楼、小桃红、唐志君、于佩文和亚仙。这其中只有情韵楼是一个没有进门的姨奶奶。她是上海的一个妓女，由二哥赎了身，住在上海，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不料这件事情被我父亲知道了，就让二哥把她们母子接进府来。但是，情韵楼不愿意受那大家庭的束缚，二哥无法，只得把他在上海另外结识的一个妓女叫做小桃红的，冒名顶替地带了孩子，一同进府。他和二嫂刘梅真的婚事，原是匆促之间在天津结成的。他们之间的感情并不很坏，可是由于二哥浪荡成性，所以他的这五个姨奶奶就这么一个一个地进门，又那么一个一个地离去。在他刚—纳宠的时候，二嫂哭闹得很厉害，并且还哭到我母亲处。我父亲听到了以后，就说：“有作为的人才有三妻四妾，女人吃醋是不对的。”

二哥的有名分的姨奶奶，只有这五个人，那没有定名分的，据说先后—共有七、八十个了。

他在我父亲死了以后，是经常住在上海的。他入了青帮，当上了“老头子”。青帮中的辈份，是按“大、通、悟、学”这四个字来排定的，二哥是个“大”字辈。据说，当时“大”字辈的师父是已经没有了，因此“大”字辈的人可以代替师父收徒。二哥的这个“大”字辈，不容讳言是用了很多钱才买到手的。二哥在天津住在地纬路和两宜里的时候，都开过香堂。开香堂时，是不准许帮外的人偷看的(就是二嫂也不准偷看)。可是二哥深深知道我的性格，我要偷看，他也无法。

二哥还会唱一口好昆曲，最初他是唱小生的，在他戒烟以后，身体发胖，才改唱丑。他所擅长的剧目，有《卸甲封王》、《游园惊梦》、《长生殿》等等。他还和京剧界的老艺人，如孙菊仙、程继仙、肖长华、程砚秋等人交往很密切，彼此之间的感情也很好。所以有的时候他也唱一下京剧里的丑角，例如《审头刺汤》里的汤勤，在当时的京剧界中是很博得好评的。有一次，他回到北京，准备和陈德霖在新民大戏院合演《游园惊梦》，这已经是我父亲死了以后的事情了。大哥听见了这个消息，认为他这是“玷辱家风”，就通知当时的警察总监薛松坪派警察准备把他关押起来。这时候，他就分派他的徒子、徒孙们把住戏院的前后门，不让警察进来。薛松坪无法，亲自来到戏院，劝他不要唱。他笑着说：“明天还有一场，唱完了，我就不唱了。”结果还是演唱完了才算罢休。据说，他这两场戏，一共用了三、四千元。

他在上海卖文、卖字，是有“笔单”的。后来，他回到了天津，依然靠着卖文、卖字来维持生活，所以，他在当时的《北洋画报》上也是有“笔单”的。他的家里，经常堆着很多的纸，可是他并不认真去写，非到实在没有钱，逼得他不能不写的时候，才挑选那报酬比较多的写出几件，送到《北洋画报》换回钱来。他所写的字，只要送出去便可换钱。但是，如果他手上有十块钱，他也是不肯写的。他写对联和扇子，有的时候是躺在烟铺上提着笔悬肘写的。有一次。他给张宗昌写了一个极大的“中堂”，代价是一千元。由于那张大纸又宽又长，屋子里摆放不开，他就把纸铺在两宜里的弄堂里，脱去了鞋，提着个最大号的抓笔在纸上站着写。

他的荒唐生活，从他十五、六岁就开始了。他经常住在外头，整夜不回来。由于大姨太太对他过分溺爱，首先替他百般隐瞒，所以起先我父亲并不知道。为了替我二哥隐瞒，大姨太太甚至还说出这样的话：“谁要是告诉他爸爸，我就和谁拼命。”有一次，我母亲因为他在外面宿娼，彻夜不归，实在气得无法，把他痛打了一顿。但是大姨太太却因此和我母亲大闹了一场，吓得我母亲从此也就不敢再管了。后来，我父亲虽然知道了一些，但是也在那里装糊涂。

我二哥的荒淫生活，他的走马灯式要姨奶奶以及一批女人和他先后同居且不细说，只要看一看他后来在天津的一个时期的荒唐生活，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那时住在河北地纬路，却在租界里的国民饭店开了一个长期房间。他很少住在家里，不是住在旅馆里，就是住在“班子”里，有的时候连当时最低级的所谓“老妈堂”，他也同样去住。有的时候他回到家里，二嫂和那仅有的一个姨奶奶总忍不住要和他吵。他却既不回嘴，也不辩解，只是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完了，扬长而去，仍然继续过着他那荒唐的生活。

当我父亲奉命出山，我们家里人还留在彰德的时候，他回到彰德来了。大家一看，他已经剪下了辫子。这时候，我家还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因此，大家感到非常惊讶。特别是大、三两位姨太太认为他要闹革命了，都拉着他的手又哭又闹。他实在无法，就说：“好啦！好啦!我以后留起来就是啦！”他这么说，我母亲到底还不放心，她把他看了起来，使得他行动不能自由。后来，我父亲从北京打电报来叫他，我母亲无法阻拦，他才得以离开彰德。

大概是他担任前清法部秘书的时候(他一生只在政府机关中做过这么一回事)，有一次，部里派他到东华门大街去会同验尸，由于他不愿意看见那尸体的难看样子，就用墨把他所戴的眼镜涂黑了，糊里糊涂地走了个过场就算交代了这个差事。但是，他回来以后，还是病了一场。

他是一个“名士派”的人物。他所交接的也是和他气味相投的一些人，如方地山、董宾古等等，都和他来往得很密切。在中南海的时候，他会客和闲坐的地方是“流水音”，他经常和这些人在那里过着诗酒风流的生活。他不爱过问政治上的事，也不愿意和当时的达官要人们往来，所以在我父亲死了以后，他就是在生活困难的时候，也从不向当时的军阀政客——我父亲的老部下“打抽手”。后来，张作霖和张宗昌虽然都邀请过他，他都一一辞谢了。

他于一九三一年旧历二月死在天津两宜里。他本来得了猩红热，发着高烧，后来经过调治退了烧。这时候，他又跑到他长期包住的国民饭店四号房间，叫了一个名叫小阿五的妓女来胡搞。回家以后，他就又发起高烧来，过了两天就死了，终年四十二岁。

袁家骝 吴健雄 夫妇

上面提到过，他死后，只在笔筒里找出了二十元，因此他的后事都是由他的徒弟们拿出钱来办的。他的大徒弟杨子祥按着帮里的“规矩”，给他披麻戴孝，主持一切，同时给他传孝的徒子、徒孙们，…共不下四千人。开吊的时候，整日地哭声不断，还有很多妓女系着白头绳前来哭奠守灵。出殡的时候，除了天津的僧、道、尼以外，还有北京广济寺的和尚、雍和宫的喇嘛都进来送殡。从他的住处直到他的墓地——西沽，沿途搭了很多的祭棚，有各行各业的人分头前来上祭。他的丧事，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

二哥有4子3女，子袁家嘏、家彰、家骝、家骥，女家华、家宜、家藏，皆为知识分子。其中袁家彰、袁家骝留学美国，皆学有所成，且均加入美籍并定居。（摘自文史出版社《八十一天皇帝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