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使用的（西周金文所见公）

金文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使用的（西周金文所见公）（三）贵族对去世祖考的尊称 3（二）部分诸侯的死称 3绪 论 1一、西周金文中“公”的具体用法辨析 3（一）用作王官中位高年长者的尊号 3

西周金文所见“公”“侯”“伯”“子”“男”用法考

摘 要

公、侯、伯、子、男历来被认为是周代实行的五等爵制中的五种爵称，但实际上在西周金文材料中，公侯伯子男的用法十分复杂，并不单指称谓。公主要用于尊称，侯在西周金文中最常用于封国君主的称谓，伯的基本含义是代表宗族长子的地位，子的用法多与儿子、后代的意思相关，此外还表示贵族称谓。除了这些常见用法，还有用作地名、人名和泛称等其他含义，总体上看，公侯伯子男作称谓讲时，不属于同一个体系。

目 录

摘 要 I

绪 论 1

一、西周金文中“公”的具体用法辨析 3

（一）用作王官中位高年长者的尊号 3

（二）部分诸侯的死称 3

（三）贵族对去世祖考的尊称 3

（四）大保（太保）、大史（太史）的尊称 4

（五）封国之君、蛮夷之地君长称公 4

（六）泛指公卿侯伯一类的贵族 4

（七）用于表尊敬之意的辅助词 4

（八）表示女性的身份地位 5

这段话不但言明周代五等爵级包括公侯伯子男，并说明了不同等级封国的疆域大小。《礼记·王制》则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也认为公侯伯子男是周代的五等爵称。

《左传》襄公十五年云：“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此记载认为公侯伯子男是周代列位等级的组成部分。《国语·周语中》记载周襄王言论时谈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逸周书·职方氏》说:“凡国，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国大小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这两则记载基本都认为公侯伯子男是周代五等封国。

因年代久远，相关传世文献稀少，对五等爵存在的真实性及其具体内涵，学者难以言明。随着西周青铜器的不断出土，大量带有公侯伯子男等记载的铭文材料逐渐为世人所知。这对于学者厘清公侯伯子男的具体含义，探究西周是否实行过五等爵制，意义十分重大。

根据金文材料，对周代实行五等爵制持否定意见的早期有傅斯年、郭沫若等人。傅斯年在《论所谓五等爵》中率先指出，五等爵说与《尚书》、《诗经》等传世文献不合，与金文亦有出入，“以常理推之亦不可通”。他提出公与君同，侯近于汉代持节、伯为长等观点，初步对公侯伯子男的历史含义进行了辨析。郭沫若作《周代彝名中无五服五等之制》和《金文所无考》，论述了五等爵制不可信，周代爵名不固定，“公”、“侯”、“伯”、“子”无定称的观点。杨树达的《古爵名无定称说》赞成郭沫若的观点，并搜集金文资料中“爵名兼称”现象作补充说明。以上学者对五等爵制的真实性持否定看法，利用金文材料，质疑传世文献、挑战传统观念。但同时也导致他们在搜集材料时带有一定倾向性，不利于看清此问题的全貌。20世纪80年代后，出土铭文材料日渐丰富，大型青铜器铭文著录书的出版也为研究提供了便利。学者们对五等爵制的研究也再次活跃起来。在这一时期，赵伯雄在其专著《周代国家形态研究》中论述五等爵制时，提出公侯伯不是一个等级序列的称号，公伯最多只是诸侯的“类称”，侯是天子所封邦君的称号，本身没有等级的意义。盛冬铃在《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一文中探讨五等爵的相关内容时提出，“邦国之君的爵称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中侯和部分称伯、称子的情况属于爵称，公、君是尊称，证明男、田为爵称的材料不足。二人也否认周代实行五等爵制。

根据金文材料或者依据传世文献，认为西周时期确实实行过五等爵制的主要有王世民和陈恩林。王世民在《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中区分“生称”和“死称”，指出“公”为天子重臣或死后追赠谥号，“侯”为诸侯爵名，“伯”为畿内封君生称，“子”为贵族男子美称，“男”为爵名。陈恩林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一文中肯定了王世民的意见，并引大量文献论述了周代诸侯存在公侯伯子男这一序列，并且“公”地位最贵。近年来，，王世民利用新发现的金文资料，作《西周春秋金文所见诸侯爵称的再检讨》，在维持原说的基础上，补充论述了原来观点，认为公、侯、伯为具有一定使用规律的爵称。

具体探究金文中公侯伯子男的用法，总结其使用规律的有李峰、魏芃、刘源等人。李峰在《论“五等爵”称的起源》中，根据青铜器出土地点，认为侯是政治秩序中的一环，是东方各国根据自己在西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对自己身份的表述；伯是社会秩序的一种，是王畿地区的贵族根据宗族血缘关系和排行，对自己身份的称呼。而公的身份从属于西周中央政府的官僚秩序，是最高执政官的称呼；子则为周人对异邦国君的称谓。李峰根据铭文出土地区来归纳侯伯含义的视角非常独到，十分具有启发意义。魏芃在其博士论文《西周春秋时期“五等爵称”研究》中，利用金文材料，结合传世文献，归纳了公侯伯子男的用法及其内涵发展演变的轨迹，总结为：公是尊称和职务之称；侯既是诸侯泛称，又是其中一种；伯本义为长，即兄弟之长，引申后包括宗氏之长和国君；子包含儿子、宗子和国君等义；男为诸侯体系中最低的一级。刘源在《“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中，分析了从殷商到春秋时期公侯伯子男的具体内涵及其演变，提出西周时期外服诸侯的真实体系为：侯、甸、男、卫、邦伯。

上述学者在论证相关问题时，大多都较好地结合了金文材料与传世文献，论据较为充分。但学者们对此问题的探讨多从宏观入手，对金文中公侯伯子男用法的划分也多为大类，一些细节问题的讨论还不充分或有所忽略。笔者将《殷周金文集成》、《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中收录的一万多件青铜器铭文拓片中，摘录出西周时期有关公侯伯子男记录的所有材料，并进行分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搜集更多证据或反证，对前人成果，进行补充论述或提出异议。除了历来学者们关注的称谓问题，笔者还注意到公侯伯子用作地名、人名和泛称、活用等其他用法，进行了总结并加以例证。

一、西周金文中“公”的具体用法辨析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提到公的材料十分多，用法也很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用作王官中位高年长者的尊号

西周金文中出现有周公、召公、毕公、益公、明公、毛公、武公、濂公、穆公、井公、同公等。刘源认为：“西周的公，总体上看是一种对长者和位高者的尊号，而非爵称。公多用作王室最高执政大臣的称号。”称“某公”者是否都为最高执政大臣，难以定论。但据魏芃统计，载有某公的青铜器资料，公与器主的关系以上下级居多，公常以赏赐者或上司的身份出现，属于地位较高的一方；而器主多是被赏赐者或者下级，地位较公为低。“部分不能确定‘公’与器主之等级差异的铭文，也基本可以确定二者的身份都相当高。” 这些公在周王室中央主理朝政、总领王室众臣和四方诸侯，位高权重。这些可从西周金文记载中找到例证。明公簋（《集成》4029，成王）铭载：“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毛公鼎（《集成》2841，西周晚期）铭载有：“王曰：‘父，今余唯肇经先王命。命女（汝）乂我邦我家内外，憃于小大政……’”由此可见，公不仅可以统兵征伐，甚至有处理大小政务的权力，职权之盛可见一斑。

（二）部分诸侯的死称

鲁侯熙鬲（《集成》648，西周早期）铭文载：“鲁侯熙作彝，用享䵼厥文考鲁公。”铭文中，“鲁侯熙”是时任鲁侯，为生称；“鲁公”指上代鲁侯，为死称。类似的记载还有滕侯簋（《集成》3670，成王）铭文：“滕侯作滕公宝尊彝。”滕公是指上代滕侯。吾作为滕公鬲（《集成》565，西周早期）铭文“吾作滕公宝尊彝”中的滕公也应为前代滕侯的死称。但笔者发现，诸侯死称公并非通例，应侯见工簋（《近出二编》430、431，西周中期）铭中，应侯见工在称前代应侯时，便称“皇考武侯”，而不是称“皇考应公”。另有应公簋（《集成》3477，西周早期）、应公尊（《集成》5841，西周中期）铭文中的应公也为生称。据此，笔者认为，诸侯死称若称公，形式为“国号加公”；若不称公，形式则为“谥号加侯”。

（三）贵族对去世祖考的尊称

刘源对此有总结，“一类是日名加公”，“一类是氏名加公”。西周铭文中，这两类用法甚多。日名加公如

方鼎（《集成》2824，西周中期）铭文中提到的甲公，此鼎（《集成》2821，西周晚期）铭文中的癸公，

钟（《集成》246，西周中期）铭文“追孝于高祖辛公、文祖乙公、皇考丁公”中的辛公、乙公、丁公等。但日名加公也不全是死称，西周中期的乙公鼎（《集成》2376）铭载“乙公作尊贞（鼎），子子孙孙永宝”，此铭中的乙公应为生称，不属此类。氏名加公，典型的有南公，如南宫乎钟（《集成》181，宣王）铭“先祖南公”、大盂鼎（《集成》2837，西周早期）铭“用作祖南公宝鼎”。根据西周铭文记载，属于此种用法的还有两类情况。一类属于“美称加公”，即在公前加上美好的、赞誉性的形容词。如师趛鬲（《集成》745，西周中期）和师趛鼎（《集成》2713，西周中期）铭文载“师趛作文考圣公、文母圣姬尊䢅”，师趛称其先父为圣公。还有一类用法为“公加日名”或“公加行辈”，如壶（《集成》9690，西周中期）铭文提到的公乙、公己，乙、己为日名；恒簋盖（《集成》4199，西周中期）铭文“用作文考公叔宝簋”中的文考公叔，叔即表示行辈。在何尊（《集成》6014，成王）铭文中，提到了“尔考公氏”，公氏也表示对去世父亲的尊称。

（四）大保（太保）、大史（太史）的尊称

“公加官职”，表示该职地位尊贵。西周早期的旅鼎（《集成》2728）铭文载：“隹公大保来伐叛夷年，才（在）十又一月庚申。”御正良爵（《集成》9103，西周早期）铭文载有“隹四月既望丁亥，公大保赏御正良贝”。两铭皆提到了“公大保”。作册䰧卣铭文：“隹公大史见服于宗周年，才二月既望乙亥，公大史咸见服于辟王，辨于多正。越四月既生霸庚午，王遣公大史。公大史在丰，赏作册䰧马。扬公休，用作日己旅尊彝。”铭文中不仅多次提到“公大史”，更用“公”代指大史本人。由番生簋（《集成》4326，西周晚期）和毛公鼎（《集成》2841，西周晚期）铭文可知，西周王官存在卿事寮和太史寮两个官僚系统，协助西周天子处理政务。大史为太史寮的官长，杨宽认为大保在周初为卿事寮的官长。总之，大保和大史，地位尊崇、身份显赫。尤其是大保，更是辅弼周王、统理政务的最高执政官。“西周初期的中央政权，十分明显，是以太保和太师作为首脑的。太保和太师掌握着朝廷的军政大权，并成为年少国君的监护者。”除了公大保、公大史外，西周金文中未见其他官职前加公的记录。职官前加公，是大保、大史两个官职特有的用法，足见二者地位显赫。

（五）封国之君、蛮夷之地君长称公

封国之君如应公，蛮夷之地君长如楚公、邓公。应公（应公簋《集成》3477，西周早期、应公尊（《集成》5841，西周中期）为西周姬姓封国应国的国君，即为金文中常见的应侯。楚公（楚公家钟《集成》44，西周中晚期；楚公逆钟，《集成》106，西周晚期）是楚地的君长。徐少华在《邓国铜器综考》中指出，时代为西周中晚期的邓公鼎，铭文中的“邓公”为南土即南阳盆地地区嫚姓邓国的国君。

（六）泛指公卿侯伯一类的贵族

如公室、公族等。逆钟（《集成》60—63，西周晚期）铭文：“叔氏若曰：逆，乃祖考许政于公室”。公室指“诸侯或公卿的家室”，铭文中指的是叔氏的宗族家室，可知逆为叔氏家臣。卯簋盖（《集成》4327，懿王）铭：“荣伯乎令（命）卯曰：载乃先祖考死（尸）司榮公室”，荣公室即为荣伯的宗室。在这类词组中，公并非专指某人，也不表示某一具体身份，而是泛指公卿侯伯这一类的贵族。与之类似，中觯铭文（《集成6514，西周早期》）和番生簋盖（《集成》4326，西周晚期）铭文中提到的“公族”，意指与周王同宗同族的王室贵族，这里的“公”，也非专指某人或某一身份，而是一种泛称。

（七）用于表尊敬之意的辅助词

具体有公伯、公侯、公君等。魏芃在分析豦簋（《集成》4167，西周中期）铭文中的公伯时，指出“若此匋君公伯确有‘公’的身份，应该没有不直呼其为‘公’的道理”，“此人身份的核心是‘伯’，而不是‘公’”。亳鼎（《集成》2654，成王）铭文则出现了“公侯易（赐）亳杞土”的记载，陈梦家先生指出公侯之“侯”是爵名，然则公侯连称，侧重的人物身份应为侯，而不是公。此外，笔者认为圉方鼎（《集成》2505，西周早期）铭中提到的“公君”之“公”也不是人物身份的核心。燕侯的臣属圉称燕侯为“公君”，在燕国境内，燕侯对于臣下而言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身份是君上，所以“公君”一词，侧重的是境内封君的身份。由上述三例可知，在此类用法中，“公”没有具体的实际意义，不用来专指某人，也不是人物身份的主体，仅仅充当表示尊敬之意的辅助用词，从而彰显在成对的人物关系中，地位较卑者对地位较尊者的崇敬之意。

（八）表示女性的身份地位

公姞鬲（《集成》753，西周中期）器铭中提到了一位女性人物公姞，此称谓乃是“身份地位称号与姓的结合”，因其为姞姓、丈夫为穆公，故此称为公姞。

（九）僚属对其君长的尊称

簋（《集成》4099，西周中期）铭文中，

受到伯氏赏赐的，便称其君长伯氏为公。

（十）用作人名

“公”用作人名的用法，多被学者忽视。伯公父簠（《集成》4628，西周晚期）铭文载：“伯大师小子伯公父作簠。”伯公父之“伯”应是尊称或表示他的行辈为长，“父”为美称，“公”当为他的名。公臣簋（《集成》4184，西周晚期）铭中提到的公臣，既非官职，又非爵位，应是人名。

综上所述，“公”在西周周金文中主要是用作尊称或者表示尊敬之意的泛称，并没有明显的材料可以证明公是爵称。

二、西周金文中“侯”的具体用法辨析

西周金文中，“侯”的用法较为明确，分类也不算复杂，归纳如下。

（一）外服侯甸男的统称

簋（《集成》4215，西周晚期）、驹父盨盖（《集成》4464，西周晚期）和兮甲盘（《集成》10174，西周晚期）等器的铭文中提到了“诸侯”一词。

令方尊（《集成》6016，西周早期）和令方彝（《集成》9901，西周早期）铭文解释了诸侯的具体含义为：“诸侯：侯、甸、男。”也就是西周时期外服内三个不同等级的封君。侯，单独来看是三种封君的一种；“诸侯”一词中的“侯”，则是统称，代指属于同一体系不同等级的三种封君。至于为何选取“侯”作为代表，特称“诸侯”，是由于封国中“侯”的地位最高、数量最多，在三种身份中最具代表性。

（二）外服封国国君的称谓

这是“侯”在西周金文中最常见、最主要的用法。侯的数量众多，常见的同姓侯有燕侯、鲁侯、蔡侯、晋侯等，异姓侯则有纪侯、陈侯、鄂侯等。众侯担负着拱卫周室、助王征伐的职责。明公簋（《集成》4029，成王）铭文记录表明成王命明公以三族伐东国，鲁侯助师有功；晋侯苏编钟铭文（《近出》35—50）记载厉王命晋侯苏率师伐夙夷，晋侯有功受赏。鼬侯鼎（《集成》2457，西周早期）铭载：“鼬侯获巢，俘厥金胄，用作旅鼎。”铭文表现了鼬侯征伐有获、铭功记胜的行为。综上可知，侯的主要职能即为军事职能。周王室在各地分封诸侯，目的在于加强对王国各地的统治，并获得广泛的军事支持。

（三）表示宗族身份

侯氏簋（《集成》3781，西周晚期）中提到了侯氏，徐少华认为，“侯氏”应为邓侯之宗族。陈昭容先生则认为“侯氏”是应侯，侯氏作孟姬簋乃应侯为孟姬嫁到邓国而作的媵器。倘若侯氏即为应侯本人，何不直接称“应侯作孟姬簋”，而以侯氏代称呢？侯氏一词，应指与侯有宗法关系的宗室贵族，而非侯本人。

（四）通假作“维”或“惟”

遲父钟（《集成》103，西周晚期）铭有“侯父眔齐”，陈梦家指出父为遲父的自称，“案《尚书·酒诰》的‘惟亚惟服’相当于《周颂·载芟》的‘侯亚侯旅’”，故此“侯父”之“侯”，当读惟。杨树达在《积微居金石说》中则提出：“侯者，《诗·小雅·六月》云：‘侯谁在矣。’《大雅·文王》云：‘侯文王孙子。’《毛传》并云：‘侯，维也。’”认为侯作语辞，释侯为维。侯假作“维”或“惟”的这种用法在西周金文中仅此一例。

（五）用作地名

典型者如上侯。师俞鼎（《集成》2723，西周中期）铭文提到：“王女（如）上侯，师俞从。”不栺方鼎（《集成》2735，西周中期）铭中也有“王在上侯㕇”的记载。而启卣（《集成》5410，西周早期）铭文更加详细地记载说“王出兽（狩）南山”、“至于上侯境川上”，由此可知上侯是周王狩猎的区域。

（六）用作人名

据郑大师小子甗（《集成》937，西周晚期）铭可知，做器者名为侯父，身份是郑国大师的小子，即僚属。另有叔侯父簋（《集成》3802、3803，西周晚期）铭中的叔侯父、伯侯父盘（《集成》10129，西周晚期）铭中的伯侯父，叔、伯当指其排行，父为美称，侯是其名。

三、西周金文中“伯”的具体用法辨析

“伯，长也。”表示“长”的意思，是“伯”在金文中最普遍的用法，而其他的含义也基本上是从“长”的本义引申出来的。

（一）贵族长幼顺序的排行之长

西周青铜器中，常见伯作宝鼎（《集成》1914，西周早期）、伯作旅鼎（《集成》1915，西周中期）、伯作宝彝鼎（《集成》1917，西周中期）等，同时还有大量的仲作旅鼎（《集成》1922，西周中期）、仲作宝鼎（《集成》2047，西周中期）、叔作旅鼎（《集成》1928，西周中期）、叔作宝彝鼎（《集成》1923，西周）、季做宝彝鼎（《集成》1931，西周早期）等器物。由此可见，“伯”的一项基本用法，就是表示排行的伯仲叔季之“伯”，也就是同辈之长。同于此类的用法还有“伯某”，如伯申（伯申鼎《集成》2039，西周早期）、伯矩（伯矩鼎《集成》2170，西周早期）。伯某之伯，旨在强调在宗族血缘关系中的嫡长地位。李锋所谓的“社会秩序”应当包含这一层意思。另外，金文中常见“伯某父”的用法，伯某父的身份为嫡长子，此处的伯亦是强调排行之长的意思。

（二）表示大宗和宗子身份

常见的用法有“伯氏”或“某伯”。不簋（《集成》4328—4329，西周晚期）铭中提到了“伯氏”。在不簋铭中，受赏者不称赏赐者为伯氏，伯氏则称不为小子，在这组关系中，伯氏为大宗，他和不

为大宗宗子与小宗的关系。西周金文中除了有伯氏，还有仲氏、叔氏和季氏，伯氏与其他三者的区别，就在于大宗与小宗之别。而“某伯则是由嫡长子发展而成的宗子的称号”。例如朱凤瀚先生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中提出，同属西周王室贵族的荣伯、荣仲、荣季，以荣伯为大宗，荣仲、荣季等为小宗。有学者认为，“‘某伯’究竟是指爵等还是行辈，现在还难以推断。不过，至少有些‘某仲’‘某叔’‘某季’乃是氏称……” 既然有些“某仲”、“某叔”、“某季”是氏称，那么也存在相应的“某伯”为氏称的情况。在同是氏称的情况下，某伯相对于某仲、某叔、某季而言，就是大宗。此时，某伯即是该氏族的首领，也就是宗子。“伯氏”和“某伯”的区别在于，“伯氏”指宗子时，也可作小宗宗子的称谓，如五年召伯虎簋（《集成》4292，西周晚期）和六年召伯虎簋（《集成》4293，西周晚期）铭中，“伯氏”就被大宗宗子用来称呼小宗宗子。而“某伯”，既指大宗身份，又彰显宗子地位。

（三）用作国君之称

“伯”作国君之称时，包括畿内封国之君、商代遗留方国之君、为大国附庸的小国之君、地处偏远封国之君。畿内封国如杜国，君长称杜伯（杜伯鬲《集成》698，西周晚期），《铭文选》注曰：“杜，周畿内国。”商代遗留方国之君如戲伯（戲伯鬲《集成》666，西周中期）、㚅伯（㚅伯鬲《集成》696，西周中期）。戲、㚅为国族名，戲是商代戲方遗存，㚅伯是商代逢公之后。大国附庸的小国之君如邾伯（杜伯御戎鼎《集成》2525，西周晚期），邾伯是邾国之君，而邾国地近鲁国，为鲁国的附庸。偏远封国如曾国，曾国位于长江汉水之间，地近南国，其君有称曾伯（曾伯文簋《集成》4051，西周晚期）之例。

（四）王室贵族、卿士之称

此类用法十分多见，如铭文中的荣伯、定伯、单伯等，他们的地位显赫，无疑是周王室的重臣。然而他们的具体官职、所司何事，并不明朗。“王室的执政贵族亦多称伯，特别是地位仅次于公的重臣”，他们“一般多以伯称见之于当时的贵族社会”。推测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周代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继承祖辈官爵者必为嫡出长子，即同辈中的“伯”。久而久之，人们便习惯以“伯”来代称由嫡长身份而获得的职位了。

（五）司马司工类执政大臣的尊称

师

簋（《集成》4312，西周晚期）铭中有司工液伯，师簋（《集成》4283，西周中期）盖铭提到了司马井伯。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中分析师雍父和伯雍父的关系时指出，两个称谓指同一人，雍父可以独称，称“师”是其官职，称“伯”是其尊称。由此可知，“伯”可作为师类职官的尊称。小臣簋（《集成》4238，西周早期）铭文记载了伯懋父以殷八师伐东夷的事件，说明伯懋父有军事职能，这与师类官职的职责相近，很可能他的官职就是师官。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师类官职以“伯”为尊称。

（六）官职之正职

《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一书在解释“大师”时，提到：“大师前冠以伯仲之称，似乎暗示我们，西周之大师可能设有二人。伯大师、仲大师即大师有正副之别的明证。”金文提到“大师”的有大师小子师望盨（《集成》4354，西周晚期），提到“伯大师”的有伯大师盨（《集成》4394，西周晚期）、伯公父簠（《集成》4628，西周晚期，铭文为“伯大师小子伯公父作簠”），提到“仲大师”的有仲大师小子休盨（《集成》4397，西周晚期）。从器物名称或铭文内容可以看出，无论“大师”、“伯大师”还是“仲大师”，都有“小子”也就是属官。若三者之间没有分别，何不统称“大师”，而非要冠以伯仲之名呢？大师是西周王室的官职，而非爵位，担任此类官职并无明显的证据表明要区分嫡庶长幼，此外，金文中常见“伯大师”、“仲大师”而无“叔大师”或“季大师”，可见此处伯仲并非区别长幼嫡庶、大宗小宗之意，而是引申为官职正副的意思。“伯大师”乃“正大师”之意，是师类官职的官长，有时也省称为“大师”。

金文中“伯”的用法与“公”类似，主要用于尊称。而且，“公”与“伯”的称谓多见于中央执政贵族。可见，称公与称伯的两类群体同属于中央王朝官僚体系中。

四、西周金文中“子”的具体用法辨析

“子”的本义即为儿子，表示某人之子也是金文中常见的用法。后来“子”的含义有所扩大。林澐先生指出：“因为必须是确切的‘子’，才有继父嗣君的资格，所以‘子’也就逐渐转化成一种对世袭贵族的尊称了”。这揭示了“子”由本义儿子引申为贵族称号的原因。金文中见到的“子”的用法有以下几种。

（一）表示儿子

具体有大（太）子、仲子、沈子、涉子、毓子等不同的形式。堇鼎（《集成》9705，西周中期）铭文载：“燕侯令堇飴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作大子癸宝尊彝。”其中的“大子癸”，魏芃认为应是器主堇的家族内部的某位早逝的长子，而“大子”或“太子”并非国君之子的专称，也可普遍的称呼长子。“仲子”多表示排行第二的儿子，仲子作日乙尊（《集成》5909，西周早期）中的“仲子”即为此意。至于“沈子”，陈梦家先生在分析其含义的时候指出，“沈”在文法上是“子”的形容词，而非国邑封地的名称。“沈子”是表示儿子的特化称谓。“涉子”的用法应与“沈子”近似。“毓子”在金文中见于吕仲仆爵（《集成》9095，西周早期），大概意为“后子”。

（二）表示女儿

用“子”来表示女儿的用法并不多见。番匊生壶（《集成》9705，西周中期）铭文载：“番匊生铸媵壶，用媵厥元子孟妃□｡ ”铭文内容为番匊生为女儿孟妃□出嫁作媵器，铭文中用“元子”指代孟妃□，意为长女。

（三）名词固定搭配

具体有公子、小子、天子、太子等。公子，指同族宗室成员。腹公子簋（《集成》4011，西周晚期）铭文中的“公子”，指腹国的宗族成员。“小子”一词在铭文中十分常见，含义也很丰富，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意思为臣属、属官，前文所举的大师小子师望盨铭文中的“小子”，是做器者的自称，表示其为上司大师的属官；一类表示未成年人，王辉先生在注解何尊（《集成》6014，成王）铭文中的“小子”时，即作此说；还有一类用作宗室子弟，马承源先生把逆钟（《集成》60—63，西周晚期）铭文中的“小子”释为宗室子弟；最后一类表示自谦，如㝬簋铭文中，时王对前王自称小子，以表敬意。在㝬钟（《集成》260，西周晚期）铭文中有“惟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的记载，此处的“小子”，也是铭文中时王的自称，表明自己谦逊的态度，用以祈求得到上天神灵的庇佑，获得征伐的胜利。“天子”在西周金文中更为多见，用来指周王，常见句式有“畯臣天子”（追簋《集成》4219，西周中期）、“对扬天子休”（伊簋《集成》4287，西周晚期）、“对扬天子丕显休”（静簋《集成》4273，西周早期）等，这些语句通常用来表示感激周天子之恩德。“太（大）子”一词，一者意为长子，前文已述。另有“芮大（太）子”，见于内（芮）大子白簠盖（《集成》4537，西周晚期）铭，指继位芮国国君之人。

（四）泛指子孙后代

此类用法在金文中多见，且句式多变。常见的有“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兮仲钟《集成》65，西周晚期）、“子孙永宝用”（芮公钟《集成》31，西周晚期）、“其孙子永宝”（榮子旅鼎《集成》2503，西周早期）等，通常用来表达对后世子孙的祝愿。

（五）封国君长称子

荣子旅鼎铭提到了“荣子”，荣为西周封国，荣子乃荣国之君。貯子己父匜（《集成》10252，西周晚期）铭中提到了“貯子”，《铭文选》解释为：“貯，国名。史籍假贾为貯，贾、貯声可通。贾，周之同姓国。”貯子即为貯国封君。

（六）蛮夷之君称子

如北子、

子。《礼记·曲礼下》云：“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说明了蛮夷君长多称“子”。而金文中的材料也印证了这一观点。㝬钟（《集成》260，西周晚期）铭文载：“王肇遹眚（省）文物勤疆土。南或（国）报子敢臽（陷）虐我土。”该铭文记录了

子犯边之事。

子是报国的君长，报国属于南国即周王国南部疆域。此外，西周金文中同时出现了“北伯”、“北子”，学者指出北伯诸器出土于北方的燕地，北子诸器出土于江陵地区。北子之北与北伯之北应是不同国家，北子所属的江陵之北，位于南方，也即㝬钟铭文提到的“南国”，是传统意义上的蛮夷之地。此外，地近南国的曾国，其国君也有称“曾子”（曾子仲诲甗《集成》943，西周晚期）的记载。

（七）用作干支记时之子

如甲子、戊子。记载武王征商的利簋（《集成》4131，西周早期）铭文有“珷征商，唯甲子朝”的记录，就点明了武王伐纣之日在甲子这天，与传世文献《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的记载相互印证。小臣傅簋（《集成》4206，西周早期）铭文“唯五月既望甲子”和六年召伯虎簋（《集成》4293，西周晚期）铭文“唯六年四月甲子”都提到了日干支“甲子”。除了甲子，作册折觥（《集成》9303，西周早期）铭“王在斥，戊子”中提到了“戊子”。可见，“子”用于干支记日，在西周金文中是较为普遍的。

（八）用作人名

虢文公子段（虢文公子段鼎《集成》2634，西周晚期）、虢季子白（虢季子白盘《集成》10173，西周晚期）、己候貉子（己候貉子簋盖《集成》3977，西周中期）中的“子”都是用作人名的组成部分。

“子”最基本的含义是表示子孙后代，在表示身份地位时，“子”的用法出现了一种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即同为称子，贵族称子是表示地位尊贵的美称，蛮夷军长称子则变成了蔑称。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都是“子”的基本含义延伸的结果。用作贵族美称是基于血缘宗法的纯正性，可以彰显贵族嫡子身份。用作蔑称，则是因为“子”多是未成年的孩子，力量弱小，将蛮夷之地的人贬称子，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考量。

五、西周金文中“男”的具体用法辨析

西周金文中的“男”，是“侯甸男”这一诸侯序列中等级最低的一级。从西周金文材料中，“男”的出现频次非常低，可以间接说明这一点。男，原作任，意为“任王事”。从为王任事之“任”，转化为诸侯等级中的“男”，裘锡圭先生认为：“也许任本是侯、伯等所委派的，率领人专门为王朝服役的一种职官”，“后来他们之中大概也有一部分人演变为诸侯，所以任（男）也变成了一种诸侯的称号。”西周金文中，仅见無皿（鄦，即许）男（無皿男鼎，《集成》2549，西周晚期）、㲋酉男（遣小子䪘帀簋《集成》3848，西周晚期）等极少数记载，透露的信息有限，故其用法也相当单一。

从金文中可以看出，“侯”、“男”是属于外服诸侯体系“侯甸男”的序列中。两者在用作称谓时，指代的是诸侯国君，因此传世文献所载的“五等爵”制中，只有侯和男是爵称。

结 论

西周金文中除了男的用法较为单一，公侯伯子的含义都相当复杂。但是很明显，在用作称谓时，它们并不属于一个体系，因此西周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的五等爵制。如要按照系统划分，可把公伯归为一类，他们都是服务于西周王室的执政贵族。公的级别明显高于伯，据班簋（《集成》4341，西周早期）铭文所载，毛伯在接替虢公职务后称公不再称伯，可为一条证据；再据前文的分析中，称公者往往是师保类的高级官僚，称伯者多是司马、司工等卿士类的官僚，也是明证。侯男属于同一系统，即“侯甸男”这一诸侯体系。侯的地位要高于男，封侯的数量也远比男多，从相关材料的多寡可以得出此结论。公伯属于中央王官系统，侯男属于外服诸侯体系，二者各有职守，共同拱卫周王室。而个别公侯兼称的情况，如应侯又称应公，可能因应侯地位尊隆，既是诸侯君长，又入周王室担任要职，所以能以侯而称公。殷商遗民，不守周礼者，在国君称谓上也不受周室秩序节制，故殷商遗留方国君长称伯，应另当别论。

而子在作为称谓时，最主要的作用是强调嫡子身份，并由此身份而获得的宗族首领或者一国君长的地位。这种意义的子，是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一种美称。而蛮夷之君称子，首先是周人以中央的角度对蛮夷国家君长的蔑称（周厉王“南国子敢虐处我土”的用辞和语气明显有对于南国蛮夷的蔑视之意），而蛮夷地区的君长畏于周王朝的强大，默认了此种称呼，并以此自称，以示驯服（子向周王请罪）。但是蛮夷之国毕竟地处偏远，周室天威无法有效传至；加之教化未遍，蛮夷君长难免生出桀骜之心，行僭越之事，自称公、伯，甚至称王。公、伯、子，称谓混乱，多由蛮夷君长自行其是导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周金文中“公”、“伯”、“子”在用作称谓时，是一种类称，多表示尊称；而“侯”、“男”才是传统认为的爵称。除了用作称谓，“公”、“侯”、“伯”、“子”还用作地名或人名，或者用作词组固定搭配，关于“公”、“侯”、“伯”、“子”、“男”的其他用法，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有待更多资料佐证。但西周时期不存在所谓的“五等爵”制，从金文资料来看是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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