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年来谁著史完整版（一万年来谁著史）

真正开始了解李鸿章，是源于2003年热播的《走向共和》。北京青艺的老艺术家王冰，以70岁高龄出演了同届古稀的李鸿章，演活了李鸿章，整部戏也演活了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立宪新政、辛亥革命、隆裕退位、缔造共和等重大历史事件。我是头一次觉得，原来老头儿也可以这么有魅力，也是头一次觉得，李鸿章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有了《走向共和》的铺垫，再读雪珥先生的《李鸿章政改笔记》，自是手眼相通，与作者心有灵犀，每到妙处忍不住击节赞叹，发出声来。

（一）关于“权臣”的再认识

后人对李鸿章的评价，多脱不开“权臣”二字。鸿章位极人臣，手握雄兵，先后巡抚江苏，总督湖广、两江、直隶、两广，内则开府建牙、起居八座，外则周旋列强、合纵连横，实在是当得起“权臣”考语。但世人往往以“权臣”为贬称，认为权臣则专擅威福，扰乱庙堂，天下侧目，危及社稷。但综观鸿章之作为，梁启超已有定语，“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觊觎，斯亦可谓纯臣也矣”。

其实权臣也罢，纯臣也好，本不在一个层面的比较上。倒是雪珥先生的一番理论，我深以为然。雪珥先生认为，“权臣”的反义词，不是“忠臣”，而是“懦臣”——懦弱之臣；“忠臣”的反义词是“奸臣”；“能臣”的反义词是“庸臣”。“权臣—懦臣”乃是基于影响力之分别，“忠臣—奸臣”乃是基于道德力之分别，至于“能臣—庸臣”，则是基于执行力之分别。西方哲人说，权力之本质并非职位、头衔，乃是影响力。可见，鸿章之“权臣”，实为影响力大、能力大之臣，而非弄权之臣。由此，也就容易理解鸿章既当得起“权臣”考语，又是梁启超所评价之“纯臣”了。

《礼记》上说：“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千百年来，“修、齐、治、平”一直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人生追求，也是市场经济之前读书人的终极梦想，匡扶社稷江山，造福万民百姓，凌霄阁上留名，贤良祠内画影，方为大丈夫之人生。而这一切，均少不得一个“权”字。对于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人来说，权柄即如农人手中之锄犁、匠人手中之钉锤、巧妇手中之锅铲，揽权用权保权自是做事之基本功，权柄操在此等大丈夫之手，自比操在沽名钓誉之伪君子、蝇营狗苟之真小人、或田亩妻子之小儿女手中强得多矣。梁启超对当时的官场总结的很到位：“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吏，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在这样的官场文化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大批勇于任事的汉族“权臣”相继涌现，是晚清政治的一抹亮色，也是中华名教道统的一脉传续。

（二）关于行政能力与清流道德

越是真实的历史，读起来越有味道。读史的好处，是可以将某个人综观一生，也可以将一个历史时期全收眼底，瞧因果、明得失、知兴替，看到的事情和悟出的道理自是受用良多。少时读史，总喜欢读其中的主旋律和真善美，忠臣良将、清流领袖，好人应该战胜坏人。现在读史，却越来越喜欢读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从历史细节中窥见先人们的历史选择。

与鸿章同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自入宦海，充任翰林，抨击时政，臧否人物，妙笔生花，是清流之先锋，堪称德育教授。跻身封疆大吏后，方知当家之难，绝非如簧巧舌和锋锐刀笔可以代替，其在两广总督任上，倡行赌博合法化，聚敛财赋，让原来的清流同道大跌眼镜。粤人好赌，历任广东督抚，都严厉禁赌，唯有郭嵩焘巡抚广东时，面临太平军进攻的严峻局势，为筹粮筹饷允许赌商以罚代刑，自此广东赌禁松弛。郭嵩焘离粤之后，张兆栋接替，重修道德文章，下令禁赌。澳门之葡萄牙人乘机吸引赌客、招揽赌徒，粤东赌徒遂云集澳门，葡萄牙人每年可得赌税百数十万之多，澳门博彩业因此兴盛至今。张之洞接任两广总督后，正值中法因为越南问题开战，广东作为大后方，筹粮筹款任务艰巨，张之洞既感粤省财力薄弱，又羡慕澳门赌饷丰厚，于是上奏朝廷倡议开赌，朝廷准奏，粤省赌业大张其道，两广财政受益匪浅。圣人门徒，赌中抽税，虽是权变之策，毕竟非脸上有光之事，如非形势所迫，张之洞也不会走此路数，可谓形势比人强。

之前做“清流”，只需口诛笔伐，不需具体负责，如今当家，柴米油盐，吃穿用度，事事操心，这也是看客与主人之区别。清流干部坐而论道，占领道德制高点，批判社会、批判体制、批判不正之风，看似中流砥柱、国家良心，但其不操实业，清谈胜于做事。对于国家民族来说，清流固然需要，但操握经纬的实干家于国于民则更为有益。可知，读史读得不仅仅是仁义道德。

（三）关于青年人的自我修养

上大学时流行看曾国藩，尤以传记和家书最受欢迎，几个宿舍间辗转倒手，领悟较深的同学奉为圭臬，言必称曾师。我等鲁钝一点的，也学着戒急用忍、韬光养晦。尤其是进入机关工作之后，更是尽量的藏锋匿气、老成持重，以便让领导放心、同事满意，但总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劲。还是雪珥先生说得通透，曾国藩信奉“厚藏匿锐”，此中根本，在于“锐”字，而非“藏”字。

曾国藩在湖南练兵之时，虽是四十岁，却已做了多年的侍郎（副部长），与官场早有牵丝扳藤的关联，朋友固然很多，敌人却也不少。初时征战，尚能放开手脚，到得声名鹊起、功高位显之后，各种流言甚嚣尘上，各种攻讦也接踵而来，曾师顾忌日多，忧谗畏讥，才不断的韬光养晦。其实，需要掩饰光芒的，只可能是那些本身就有光芒的，而一个晦暗无光、庸庸碌碌的人，“光”都没有，能“韬”什么呢？发光是能力问题，韬光是策略问题，不可本末倒置。

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在安徽老家筹建淮军之时，是三十八岁，军成之后，已过两年，也是四十岁。但鸿章拼命做事、高调立功，用曾国藩的话说“李少荃拼命做官 俞荫甫拼命著书”。李鸿章之张扬，与曾国藩之韬晦，形不同而理同：鸿章大器晚成，自当奋勇追赶，为的是多多抓权，好拼命做事；而曾师少年得志，宦海老手，只需持盈保泰，为的是稳稳保权，亦好拼命做事。由此可见，曾国藩也好、李鸿章也罢，能成大事功而平安降落，“锐”为根本，“藏”为手段。

对于青年人而言，身无尺寸之功，却去学曾师之韬晦，实是滑了天下之大稽。“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青年人首要的是发光发热，而发光发热首要的是磨砺“锐”的素质，不但要有“锐”的能力，更要有“锐”的意气。如果青年人一个个老气横秋、暮色苍茫，但知察言观色、唯唯诺诺，习奴才之嘴脸，效官场之陋习，即便有发光发热的本钱，也没有发光发热的机会。最后，用鸿章青年时的一首小诗作结，共同体会、嚼味。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来源：机关讲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