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后期昏庸的史料（辛德勇谈罗氏墓志的纪时①）

唐玄宗后期昏庸的史料（辛德勇谈罗氏墓志的纪时①）日本至今还沿用着年号，而且每个新年号一启用，同时也告诉子民这年号是怎么选的——也就是清楚说明新年号是出自什么经典，譬如刚刚行用的“令和”，出自日本经典《万叶集》。中国古代皇帝的年号，虽然大多没有做这样的说明，但日本的做法是跟中国学的，要找，也大多能够找到出处；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这样出自古代某一通行的经典。“先天”是唐玄宗的第一个年号。这“先天”俩字儿的寓意，我没有见过大唐王朝官方的说明，但自从汉武帝创制年号这一纪年形式时起，它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符号；在一些特别时期，更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在位帝君的政治意图具有直接关联。审度唐玄宗所处的局面，“先天”这一年号就应该具有特别的政治意味——更准确地说是寄寓着李隆基攘夺权位的意图。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里具体涉及的天文历法知识，让我把话说远一点，先从“天宝五载”和“天宝六载”这两个年份说起。大家都知道，“天宝”是唐玄宗的年号，这似乎用不着在这

辛德勇

《龙门县令元府君夫人罗氏墓志铭》，全称《大唐故朝议郎行绛州龙门县令上护军元府君夫人罗氏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罗氏墓志》），是2020年夏天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咸阳城考古队在西安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发掘出土的。2020年11月13日上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通过新闻媒体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布了它的基本情况（《新京报》记者萧舒妍《颜真卿早年墓志真迹亮相，系首次经考古出土》）。由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特别发布这方墓志的着眼点是墓志上题署的“书人”（就是拿着毛笔最初写出石头碑志上刻出的字迹那个人）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以当即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议论纷纷，世人关注的焦点，即墓志所书字体在颜真卿书法演变史上的地位问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就《罗氏墓志》涉及的纪时方式和墓志书人等问题撰写长文，限于篇幅，编辑分篇处理，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本文内容围绕《罗氏墓志》涉及的纪时方式展开，述及墓志所书的“天宝”年号及此之前唐玄宗的几个年号问题。

我在这里所说的《罗氏墓志》所表述的纪时方式，有这样两条：一是“以天宝五载景戌律中姑洗日在胃建壬辰癸丑朔丁巳土满……遘疾薨于义宁里之私第”，一是“以天宝六载丁亥律应夹钟日在奎建癸卯丁未朔己酉土破迁合于元府君旧茔”，即前一条记述的是卒日，后一条记录的是葬日。

乍看这两条纪时文字的内容，很多人都可能一头雾水，搞不清这写的究竟是些什么鬼话；即使是看起来似乎很好懂的“天宝五载”“天宝六载”这两个年份，真要较真儿来，恐怕也没什么人能够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之所以要在这里着重向大家讲述这两条纪事所涉及的天文历法知识，首先是因为它的纪时形式很特殊，其所涉及的天文历法知识之多，即使是在唐人墓志当中也相当罕见，因而可以同时介绍很多相关的知识；其次也想一并探究这一纪时内容中的年号与天文历法意义上的年岁称谓问题，以期同大家一道，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的纪时形式。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里具体涉及的天文历法知识，让我把话说远一点，先从“天宝五载”和“天宝六载”这两个年份说起。

大家都知道，“天宝”是唐玄宗的年号，这似乎用不着在这里做什么特别的说明，但年号本是中国古代纪时制度中的一项核心内容，特别是“天宝五载”和“天宝六载”这两个表述年份的“载”字，还与人们熟知的“年”字不同，对它的由来更需要做出适当的阐释，而若是不对这个年号稍加解释，更是不易说清这个“载”字的来历。

事情稍显麻烦的是，若想说明白“天宝”这个年号，还需要从“开元”以至“先天”这两个更早的年号说起。我在这里只是想向大家讲述一些基础性的知识。

“先天”是唐玄宗的第一个年号。这“先天”俩字儿的寓意，我没有见过大唐王朝官方的说明，但自从汉武帝创制年号这一纪年形式时起，它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符号；在一些特别时期，更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在位帝君的政治意图具有直接关联。审度唐玄宗所处的局面，“先天”这一年号就应该具有特别的政治意味——更准确地说是寄寓着李隆基攘夺权位的意图。

日本至今还沿用着年号，而且每个新年号一启用，同时也告诉子民这年号是怎么选的——也就是清楚说明新年号是出自什么经典，譬如刚刚行用的“令和”，出自日本经典《万叶集》。中国古代皇帝的年号，虽然大多没有做这样的说明，但日本的做法是跟中国学的，要找，也大多能够找到出处；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这样出自古代某一通行的经典。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周易》

按照我的推测，“先天”这个年号，应该是出自《易经》。《易·乾卦·文言》述云：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李唐在夺得天下后，指令孔颖达等人撰著的《周易正义》，以为这段话的旨意在于“明九五爻辞”（《周易正义》卷二），那么，所谓“九五爻辞”是什么呢？妙极了，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民国时期傅增湘影印宋刻单疏本《周易正义》

曹魏时人王弼注释这段爻辞的文义说：

不行不跃而在乎天，非飞如何？故曰“飞龙”也。龙德在天，则大人之路亨也。夫位以德兴，德以位叙，以至德而处盛位，万物之覩，不亦宜乎？

孔颖达等在《周易正义》中先是针对《周易·乾卦》的“九五爻辞”解释说：

九五阳气，盛至于天，故云“飞龙在天”。此自然之象，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德备天下，为万物所瞻覩，故天下利见此居王位之大人。

接下来，又针对《易·乾卦·文言》内容进一步阐释说：

此论大人之德无所不合。广言所合之事，“与天地合其德”者，庄氏云谓覆载也；“与日月合其明”者，谓照临也；“与四时合其序”者，若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类也；“与鬼神合其吉凶”者，若福善祸淫也。“先天而天弗违”者，若在天时之先行事，天乃在后不违。是天合大人也。（《周易正义》卷二）

罗罗嗦嗦地这么多话，归纳为实实在在的意旨，也就一句——该着某人抢先一步当皇帝了，这是天意！

我理解，这就是“先天”这个年号所体现的象征意义。那么，大家一定要问，皇帝本来就是个父业子承的世袭岗位，在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前，唐朝庙号睿宗的皇帝李旦，就是他的亲爹，那还煞有介事地弄这种德备天下、龙飞天上的景干啥？

爹确实是自己的爹，可他这个老爹活得好好的，直到四年之后的开元四年夏天才去世。其实正因为李隆基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位称帝的，所以才需要用“先天”这个年号来显示其即位做皇帝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李隆基登基上位成为李家天子的过程，并不那么顺畅平易，实际上是前后两次威力相加，连武抢，带文夺，好不容易才攘取的天下。

所谓武抢，是指他在景龙四年中宗李显去世之际利用禁军发动政变，杀死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和上官婉儿，把老爹李旦推上帝位；文夺，则是指李隆基在延和元年七月迫使乃父把帝位“内禅”给他，直接南面群臣做天子。

这武抢文夺的目的本来是一致的，也是一贯的，就是抢夺下来天下自己做皇帝，先推上去老爹不过是一个过渡，做做样子而已。因为睿宗李旦是高宗和武则天的儿子，在武氏革唐建周之前还承继乃兄李显之后短暂做过几年名义上的皇帝，因而与明火执仗地抢龙椅坐相比，不如按照兄终弟及的套路先把老爹推到台面上去。那样的话，吃相太难看。

于是，李隆基便在武抢下来两年之后，紧跟着，来了一场文夺，逼迫睿宗以所谓“内禅”的形式，把帝位让给自己，而睿宗李旦自己则以“太上皇帝”的身份了其余生去了。对于他们李家来说，这已是成熟的套路，当年李世民就是这样逼迫高祖李渊“内禅”的。习惯成自然，臣民们看着也像模像样的。当然大家太习以为常了也会带来坏处，后来李隆基的宝贝儿子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如法炮制，让他这位玄宗皇帝也去品尝做“太上皇”的滋味，就让有苦说不出来了。

了解这样的背景，就不难理解，《易经》中“先天而天弗违”云云这番话语，正可以给李隆基先于正常继位次序的抢班夺权行径披上件冠冕堂皇的外衣。

这样的推论，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禅让这种把戏，并不是他李隆基头一回玩儿，“内禅”是禅，“外禅”也是禅。东汉末年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之际，司马懿等曾上书劝进，即有文曰：

殿下践阼，至德广被，格于上下，天人感应，符瑞并臻，考之旧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时已至而犹谦让者，舜、禹所不为也。故生民蒙救济之惠，羣类受育长之施。今八方颙颙，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谋。十分而九以委质，义过周文，所谓过恭也。（《三国志》卷二《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

试看文中“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云云这些话，正是引述《易经》上述内容，两相印证，岂不信乎！岂不信乎！

“先天”这一年号如此，接下来的“开元”同样与时政密切相关。

唐玄宗在先天元年即位之后，并没有能够马上掌控全部朝政。原因，出在武则天的身上。简单地说，从武周宣布建立，一直持续到唐玄宗初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以李氏居虚名而以武氏掌实权的“李武政权”，而这个“李武政权”的结束，是以太平公主的覆灭为标志的。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也是唐睿宗的妹妹，用现在的话讲，可以说是唐玄宗李隆基的亲姑姑。在李隆基发动政变以清除韦后、安乐公主一派人物的行动中，太平公主与之结成同盟，助力殊多。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政变成功以后，太平公主便试图像武则天那样左右朝政，这实际上也就是继续延续“李武政权”。结果，是唐玄宗李隆基在先天二年七月发兵，杀掉太平公主，这才彻底掌握全部朝政（黄永年《说李武政权》，文载作者文集《唐代史事考释》）。“李武政权”彻底覆灭，也就意味着重又光复李家天下。

如此看待这一段历史，会让我们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唐王朝的开国皇帝高祖李渊。你开国，我复国，功业相侔，行为也就可以仿效。唐朝开国之初，在李渊治下，铸造了中国古代货币史上著名的“开元通宝”。这“开元”二字，显然是指大唐王朝开辟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这就如同汉武帝把自己定立的第一个年号名为“建元”。在这一背景下看待唐玄宗的第二个年号“开元”，其涵义也就一目了然了——即重开大唐新纪元。

唐“开元通宝”钱

若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唐玄宗改元“开元”的具体时间和在改元之前加上的“开元神武皇帝”这一尊号，就更能看出这次改元具有针对现实的迫切意义，从而也就能够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开元”年号这种特殊的政治寓意。

自从汉武帝创建年号纪年制度时起，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实行翌年改元法，即或新君登基即位始立自己的年号，或旧君改用新号，一般都是从下一年开始的时候启用这新的年号。我理解，这是本自儒门经学家“缘终始之义，一年不二君”的说法（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六文公九年）。其事实基础，是年号纪年制度创立之前实行的“君王在位年数纪年法”，即一位君王只有一个纪年序列，史书纪事，要把旧君的纪年持续到其去位这一年的年底，新君即使是在旧君去位这一年的年中已经即位，他的纪年也要从下一年开始数起。李唐王朝前期的太宗、高宗在改元贞观和永徽时就都是如此。只是在武后预政时期以至建周以后，亦即在所谓“李武政权”统治时期，才出于稳定政治局面的原因，常常不再遵循这一常规。

当初在逼迫老爹睿宗李旦退位的时候，李隆基就为了凸显自己的权位而在即位的八月当即改元为“先天”（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玄宗先天二年八月甲辰）。现在，唐玄宗在七月诛杀太平公主之后，本来已身在皇帝位上，可竟然急不可耐地连一个月都不能等了，连他自己也说是“未洎简辰练日”（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开元元年大赦天下制》），也就是顾不得甄选一个符合常规的黄道吉日了，就在先天二年年底的十二月初一，匆忙改元（《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这更显出他打出“开元”这一年号的迫切性。

唐玄宗诛除太平公主这个强劲对手之后，于八九月间紧锣密鼓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人事调动。接下来，便在十月癸卯，“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以军容不整，坐兵部尚书郭元振于纛下，将斩之。刘幽求、张说跪于马前谏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乃流新州。斩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以其制军礼不肃故也”。这“讲武”同现在所说的阅兵以至军事演习颇有些相像，而唐玄宗此番举动的目的，不过是“欲立威”而已（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玄宗先天二年），即刻意在军中立威，并用以震慑群臣。从另一角度看，这又同武王伐商之前观兵于盟津的做法有些相似，即一方面通过“毕立赏罚，以定其功”来整肃军队（《史记》卷四《周本纪》），同时也是用以检验自己在军中的权威和掌控军兵的能力。

通过此举慑服天下之后，接下来，在十一月，唐玄宗复“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所谓“尊号”跟帝王死去后由后嗣和臣子们议定的“谥号”不同，是他活着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冠加的美名——尽管在表面形式上是应从臣下的强烈请求才很不好意思地不得不戴到头上的大帽子。

先是厉兵秣马，耀武扬威；再继之以峨冠巍冕，驱使万民屈膝膜拜。一武一文，交替互用。至此，李隆基已经全面树立起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一片崭新的天地就在他的面前展开。现在再也不是什么先天、后天的事儿了，他就是万民头顶那一片唯一的青天，是他李隆基才使大唐又重获生机，因而他也就有资格以皇朝再造者的身份昭告天下——大唐王朝正告别武氏的荫翳而展开一个全新的纪元！

所谓“昭告天下”，兹事体大，往往需要神圣的权威和足以让天下匍匐的形式。现在我们大家做事儿，常常提到一句成语——尽人事，听天命。唐玄宗李隆基是堂堂天子，自然不会像平民一样束手无策，静待天命，他可以自己伸手去“领”。怎么办？这事儿简单得很，改用一个新的年号，重新领受一次想要的天命就是了。须知自从汉武帝创制年号纪年制度时起，年号就是天授君权的神圣象征，因而更易旧年号、启用新年号，乃意味着除旧布新，与民更始，再膺天命。

于是，唐玄宗李隆基便以改行新元多形式，向天下子民宣示了他的这一心志：

朕闻……居天下之尊者☐大，体其大以照临；成天下之务者至公，顺其公以康济。故能稽昌历，考元符，通于神祇，格于上下。鸿名不可以深拒，盛典不可以固违，斯岂在予而狥于物也。朕以菲德，丕承圣训，扫除搀抢，保卫宗稷。内问安以承志，外听理以推诚。始自朝廷，纳之以轨物；加于蛮貊，洎之以声教。令跂行喙饮，含齿戴发，去其夭札，蠲其疵疠，每□兢于紫座，宁自贵于黄屋。而凡我群辟，顾斯兆庶，以为人谋协从，天意钦若。王者人所归也，帝者天之号也。归之者以德，号之者以功。然号以功成，则功不可以不表；归以德厚，则德不可以不励。朕猥属与能之运，遂忘冲让之私。……是用发挥景命，受兹礼册。（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开元元年大赦天下制》）

文绉绉地讲了这么大一篇话，简单概括一下，就是他李隆基的丰功厚德，不可不表，故需要施以盛典来为其播扬鸿名，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改用“开元”这个业已冠加在他头上的美号来做新的年号——这样就能彰显出他的旷世伟业了。

我们虽然在上述唐玄宗改元“开元”的诏书里没有看到他直接表述“开元”这一年号的政治寓意，但此前在武则天改元“载初”的诏书里却清楚写有“开元配永，肇自阳来之旦”这样的话（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载初敕》）。须知武则天正式宣布革唐建周虽然是在改元“载初”十一个月后（与此同时改元“天授”），但载初改元并不仅仅是改元而已，还改易了岁首，即依从所谓周制改建寅为建子，以当时行用的“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这实质上是更具有神圣意义的国家根本制度大变革，亦即改易李家正朔为武氏正朔，其象征意义，乃“若云天时之改耳”（清·凌曙《春秋公羊礼疏》卷一一哀公十四年）。武则天是通过载初改元来“表明轨物，以章灵命之符”（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载初敕》），亦即昭告天下，武氏行将正式取代李氏，兴周废唐，这同样是在开辟一个新的纪元。结合这一史事来分析唐玄宗开元改元多实际意义，可谓前行后效，如出一辙，因而我也就更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判断。

讲到这里，大家一定想问，这么好的年号，就一直用下去不是很好么？怎么后来又改成了我们在这方《罗氏墓志》里看到的“天宝”这一年号了呢？

这需要让我们再放开一些眼光，看一看年号的更改在历史上主要发挥的是哪些作用——当然我在这里谈的是同一君主在位期间改易年号的做法。

汉武帝创制年号纪年制度之前，一直实行所谓“君王在位年数纪年法”。采用这种纪年方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位君王只有一个纪年序列，年数由小到大一直顺序排列下去，这可以概括为“有年数而无年号”（《宋书》卷一四《礼志》一），亦可谓“一以贯之”。但一个在位的君王改变正在行用的纪元而改行新的纪元，是早在年号纪年制度创立之前就出现过的情况。最开始出现的对这种一般性规则的改变，是同唐玄宗开元改元一样的政治原因，即魏惠王和秦惠文王因改侯称王而更改现行的“侯年”成为“王年”，以示业已成王成霸（别详拙著《建元与改元》上篇《重说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因而这种改元的缘由，可以概括为政治原因，或者说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而改元。

同样，也是在年号纪年制度创立之前，我们就看到了在位君王改行新元的另外一项比较普遍的原因——即为君王个人祈福延寿。这一点，从秦始皇创立皇帝治国制度之后第一位于在位期间改行新元的皇帝、即汉文帝另启新元的目的中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汉文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人主延寿”（《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当然，圣寿无疆，皇图永固，本是家天下时代护持江山社稷安稳的重要保障，君王的人事也可以说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项大事，甚至是比什么都更重要的头等大事。

关于这次改元的前因后缘，比较全面、也比较系统的记载，见于《旧唐书·礼仪志》：

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己丑（案《旧唐书·玄宗纪》载同事作“丁丑”，是月癸未朔，无丁丑日，《旧唐书·玄宗纪》讹），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并置崇玄学。其生徒令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每年准明经例举送。至闰四月，玄宗梦京师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于盩厔楼观之间。（《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

这“玄元皇帝”乃是“太上玄元皇帝”的略称，是唐高宗在乾封元年二月给老子尊加的名号（《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盖李氏皇族一向奉老子为始祖，故有此称谓。不过李唐王朝对老子的制度化尊崇应该是从高宗时期开始发起而在玄宗时期达到兴盛的（宋·王溥《唐会要》卷五〇《尊崇道教》），例如科举考试“加试贡士《老子》策”，即以《老子》入试，就是从高宗永徽二年开始的（《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现在，唐玄宗在高宗皇帝的基础上，又是在各地普遍立庙设学，又是以《道德经》等道经开科选士，显然是要大幅度提高对道教的尊崇。日有所思，才能夜有所梦，而且梦境比现实往往会更超前一些，唐玄宗一下子竟然梦到了道教至高神天尊的神像，离得还不太远，就在国都长安城南的终南山脚下。派人一找，证明梦还很准，一下子就在终南山脚下的“盩厔楼观之间”地带找到了。

不过对这次求得“天尊之像”的具体时间和过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要比《旧唐书·礼仪志》更准确、也更具体一些：

（开元二十九年春正月）庚子，……上梦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上遣使求得之于盩厔楼观山间。夏，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命画玄元真容，分置诸州开元观。（[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在这一年五月，为老子神像的降临，唐玄宗还另外发有制书，部署相关事宜：

顷因假寐，忽梦真容。既觉之后，昭然以睹，瞻奉踰时，殊相自然，与梦相协。谓密降仙府，永镇人寰。告我以无疆之休，德音在听；表我以非常之庆，灵贶有期。乃昊穹幽赞，宗社储祉，岂朕虚薄，能致兹事？若使寝☐，乃乖祗敬。宜令所司，即写真容，分送诸道采访使，令当道州转送开元观安置。所在道士女冠等皆具威仪法事迎候。像到，七日夜设斋行道，仍各赐钱用充斋庆之费。自今以后，常令讲习道经，以畅微旨。所置道学，须倍加敦劝，使有成益。是知真理深远，弘之在人；不有激扬，何以励俗？诸色人有能明《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者，委所由长官访择，具以名闻。朕当亲试，别加甄奖。（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玄元皇帝临降制》）

上述三处记载相互结合，可以进一步明确如下两点：第一，《旧唐书·礼仪志》所谓“天尊”像，实际上指的就是老子的像；第二，《旧唐书·礼仪志》记述的时间，应该是朝廷把这尊神像迎入兴庆宫的时间，这样理解，《旧唐书·礼仪志》和《资治通鉴》的记载也就不存在矛盾了。需要指出的是，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己丑为初七，庚子为十八这一天，那么，老子托梦给唐玄宗，距离唐玄宗宣布立庙设学并开科选士以尊崇道教，前后不过十一天时间，从而也就更容易看清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内在联系。

于是，唐玄宗李隆基就在第二年大年初一这一天，颁布诏书，宣告改元：

时令赞发生之德，灵符叶纪年之称。考彼前载，斯为大猷。惟烈祖玄元皇帝，天宝锡庆，象帝之先。垂裕后人，重光五圣。自朕嗣守丕业，洎三十年，……思弘善贷，用广滋育。尊道宝而建元，锡玄风于不宰，……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天宝赦》）

结合《旧唐书·礼仪志》的记载，不难理解，这里所说的“天宝”和“道宝”，指的都是刚刚得到的老子神像，这尊老子神像，就是唐玄宗改元天宝的直接原因，或者说是形式上的原因。

唐玄宗刚刚发起尊崇道教的造神运动，就梦到了这样的奇迹，而且还真找到了这梦境中的景象！这实在是太过神奇了，神奇得无法让人相信这会是自然发生的事情——这事儿只有刻意“创造”才能造得出来！

道理很简单，唐玄宗喜好这个，下边的人就曲意迎合上意来讨好他。李隆基整天琢磨这道教的事儿，走火入魔，见神见鬼地晚上梦到些什么并不足为怪，即宋人范祖禹所说“人之有梦也，盖亦诚之形而心之神也”（[宋]范祖禹《唐鉴》卷五），但下边的人竟然在梦境中的地方找到这座天尊神像，这当然是有人装神弄鬼制作的假象。

关于唐玄宗在开元天宝之际崇信道教的情况，协助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的范祖禹曾做过很好的论述。

按照范祖禹的论述，第一，唐玄宗搞这一套，是因为“开元之末，明皇怠于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故感而见梦，亦其诚之形也。自是以后，言祥瑞者众而迂怪之语日闻，謟谀成风，奸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乱矣”。第二，“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谀，小臣欺，盖度其可为而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赏以劝之，则小人孰不欲为奸罔哉”（宋·范祖禹《唐鉴》卷五）！

当然，在这样的风气下，尊崇道教的行为，搞得也越来越盛，在《旧唐书·礼仪志》里就对唐玄宗接下来的崇道行为有比较完备的记载。跟我们谈论的主题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下面这条纪事：

天宝元年正月癸丑，陈王府参军田同秀称于京永昌街空中见玄元皇帝，以“天下太平，圣寿无疆”之言传于玄宗。（《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

唐玄宗惑于方士之言而求仙自然是想要长生不老，天宝刚刚改元这位田同秀参军编造的老子传言，更清楚点出了“圣寿无疆”这个主题——其实唐玄宗在那篇迎接老子神像降临的制书里所说“告我以无疆之休”的“德音”，讲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可见唐玄宗改元“天宝”，同当年汉文帝为企求“人主延寿”而改行新元的目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须知这位田同秀参军鼓捣出来的花样，还不止于此，他在老子“天尊”神像之外，还另外一件宝贝：

天宝元年正月七日（德勇案：癸丑为初七），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于丹凤门之通衢，告赐灵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关令尹喜台西得之。于是置玄元皇帝庙于大宁坊西南角，东都置于积善坊临淄旧邸。庙初成，命工人于太白山砥石为玄元皇帝圣容，又采白石为玄宗圣容，侍立于玄元皇帝之右，衣以王者衮冕之服。（宋·王溥《唐会要》卷五〇《尊崇道教》）

这丹凤门是唐长安大明宫前面的正门，《旧唐书·礼仪志》所说“永昌街”就是永昌坊东侧正对着丹凤门那条大街，也就是所谓“丹凤门之通衢”（[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八），所以二者所说是同一回事儿，只是《唐会要》的记载与之略有参差且更为周详一些。由于函谷关旁所谓“尹喜之故宅”是在桃林县，朝廷又为此“改桃林为灵宝县”（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六河南道陕州），还整出一首《得宝歌》弄一帮子妇人来献唱，“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附案：《旧唐书·韦坚传》误系桃林得宝事于开元二十九年，很容易给人以缘此始改元“天宝”的错误印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命人雕出自己的白石人像，侍立于老子像旁，这也就更进一步彰显了其得道成仙的欲望与天宝改元的根本缘由。清人王夫之尝谓“唐政之不终者凡三：贞观也，开元也，元和也，而天宝与开元，其治乱相差为尤悬绝”（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二），从这样的大局着眼，唐玄宗天宝改元，也可以说是其心态、行为发生转折性变化的一项重要标志，对朝政的影响相当重大。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