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寡妇难言的苦楚（中年寡妇被迫克制的欲望下）

揭露寡妇难言的苦楚（中年寡妇被迫克制的欲望下）第二，受温暖天气的影响，取完利息的婵阿姨临时改变了日程，决定到上海的南京路上逛一逛。3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是当时上海最繁华最热闹的商业街，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刺激着、吸引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并且小说里特意点明“各个店铺都在大廉价”，促销活动对女性而言有天生的吸引力。然而，婵阿姨将各种商品浏览了一遍，从丝绸、瓷器到饼干、糖果，没有一丝要买的意思，她仿佛无欲无求一般穿梭在商品诱惑的海洋里。最后，出于揩汗的需要，她才产生了第一笔消费——买毛巾手帕。第一，婵阿姨居住的昆山距离繁华大都会上海很近，但她每次来上海只是为了取银行利息来作为生活费，且即取即走，从不会在十里洋场流连。即便取完钱后要等近三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回昆山，婵阿姨也都是在候车室里苦等，而不是在各个商铺里周旋。施蛰存《春阳》讲述了昆山的中年寡妇婵阿姨在上海的银行取完钱后，本应打道回府，但温暖明媚的天气让她萌生了逛一逛上海街道的想法。从银行到繁华的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盛行和日本现代文学的传入，几位青年作家开始积极探索并尝试小说的“另类”写法，他们将学来的意识流、蒙太奇、心理分析等新奇的创作技法，融入到对充斥着商品、消费、娱乐的大都会——上海的细致描摹中，展现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下男男女女的生存情态。这种大胆的创作尝试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坛“最完整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这一新兴的流派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纪元，而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等这几位青年作家被称为引进并尝试现代主义创作的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弗洛伊德

在这三人之中，施蛰存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虽然被冠以“新感觉派代表作家”的帽子，但他的创作风格却灵活多变。除了描写现代都市病态、糜烂的生活外，他也将笔触伸向乡村，表现城市文化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侵蚀；他也将目光放到传统文学故事中，如《石秀之恋》，以精神分析的手法挖掘人物内心深处潜藏的欲望，消解了石秀的英雄光环，赋予了故事新的内涵；他也将关注点聚焦在都市里的普通女性身上，展现她们在传统的规训下灵与肉的冲突。虽然题材多样，风格百变，但据施蛰存与友人来往信件显示，施蛰存本人最满意的小说，竟不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之作，如《梅雨之夕》、《鸠摩罗什》、《石秀之恋》等被评论家们大加推崇的作品，而是描写中年寡妇欲望之念的小说——《春阳》。

《梅雨之夕》之流的新感觉派代表作，大多是新感觉派作家们在引进新鲜且新奇的现代主义后，进行小说炫技的试验品。而《春阳》则将外来的精神分析笔法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巧妙结合，在观照人性的同时，达到了批判现实、反思现实的力度。

施蛰存

一、消费的欲望被金钱压制

《春阳》讲述了昆山的中年寡妇婵阿姨在上海的银行取完钱后，本应打道回府，但温暖明媚的天气让她萌生了逛一逛上海街道的想法。从银行到繁华的马路到冠生园再回到银行，在空间的流转中，婵阿姨对消费和情爱的欲望一次次被激起，却又一次次被压制，最终，那个让婵阿姨浮想联翩的银行男职员的一声“太太”，打破了她的所有幻想，她不得不有些狼狈而凄凉地逃离了这座都市。

小说中的婵阿姨年轻时为了钱财选择抱着牌位做亲，牺牲了一辈子的幸福，换得了夫家一大注的产业。随着公婆的去世，婵阿姨成为了这笔巨额财产的直接接管人。然而吊诡的是，明明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支配金钱的自由权，但婵阿姨在钱财的使用上极度吝啬，犹如一个无欲无求的守财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婵阿姨居住的昆山距离繁华大都会上海很近，但她每次来上海只是为了取银行利息来作为生活费，且即取即走，从不会在十里洋场流连。即便取完钱后要等近三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回昆山，婵阿姨也都是在候车室里苦等，而不是在各个商铺里周旋。

第二，受温暖天气的影响，取完利息的婵阿姨临时改变了日程，决定到上海的南京路上逛一逛。3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是当时上海最繁华最热闹的商业街，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刺激着、吸引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并且小说里特意点明“各个店铺都在大廉价”，促销活动对女性而言有天生的吸引力。然而，婵阿姨将各种商品浏览了一遍，从丝绸、瓷器到饼干、糖果，没有一丝要买的意思，她仿佛无欲无求一般穿梭在商品诱惑的海洋里。最后，出于揩汗的需要，她才产生了第一笔消费——买毛巾手帕。

第三，漫步在南京路上的婵阿姨因被裹挟进年轻人的狂流中，消费的欲望被撩拨，沐浴着暖暖的春阳，她决定要在上海好好玩一天，舒舒服服地吃上一顿饭，要两道没吃过的上海菜，不再像以前那样吃一碗朴朴素素的面，倘若时间迟了赶不上火车，就在上海的旅店里住下……婵阿姨设想得很美好，但开始实施时却又陷入了反复的考量和计算中。她经过反复思量决定在冠生园吃饭，又斟酌万分，选定了两道菜，共一块钱，她原本的计划是花三四块吃一顿饭，但对这一块钱的午饭她很满意，因为她认为自己做到了“省钱”。

从小说开篇，婵阿姨从银行取出一百五十四元六角的利息，到结尾婵阿姨专心地核算着当日的花销，精确到铜元，足见她对金钱的高度重视。悖论的是，当初婵阿姨为了金钱放弃了幸福，献出了青春，如今钱财到手，难道不应好好利用，以补偿自己失去的一切？金钱只有在消费的过程中，在满足人的欲望后，才会让人切切实实感受到对它的拥有权，消费的过程正是金钱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然而，婵阿姨却一再扼制自己的购物欲，除非所需，否则绝不花掉一分钱。

可以看出，原本规规矩矩、一成不变的婵阿姨在游走城市空间的过程里，短暂地将自身融入其中，在物欲横流的氛围里被激起了消费和享乐的欲望，然而这种欲望却一次次压制，她并不是没有钱，相反，她拥有的且可支配的钱太多。在婵阿姨看来，她牺牲了毕生幸福换来的这些钱财无比重要，如果用完了，她的牺牲也就成了徒然无功，所以这些钱财不应被消耗去换取那些不重要的东西，而应被好好保存，来支撑她无忧生活的底气，而这也是她把钱财存到银行，每月只靠利息生活，且从不取出一丝一毫本金的原因。

因此，婵阿姨对自身合理消费欲望的压制，并不是她本身无欲无求，而是这份得来不易的财产是她此生唯一的寄托和依靠，对金钱的过度依赖使得钱财不再是享乐的底气，反而成为捆绑人性的枷锁，婵阿姨终其一生，都要带着这幅沉重的枷锁生活……

二、爱情的欲求被现实掌掴

十二三年前，年轻康健的婵小姐经过“二日二夜的考虑”后，决定抱着牌位做亲，由此开启了长年的寡居生活。昆山虽紧邻上海，也感受到了几丝几缕西方文化新风，但在当地人们的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仍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观念，且昆山崇尚贞洁烈妇，处于这样环境下的婵阿姨自然需要时时以传统妇德要求自己，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逾矩。但上海不同，开放、多元、自由、放纵，婵阿姨受到了自由环境的蛊惑，暂时性地卸下了压在身上的伦理禁忌，不仅偏离了原先的轨道，而且在春风和煦的上海进行了一场梦中的艳遇。

1. 对家庭的憧憬

婵阿姨在冠生园吃饭时，偶然看到邻桌坐着欢乐的一家三口：丈夫“年轻漂亮”，妻子“兴高采烈”，孩子活泼可爱。这个温馨而完美的家庭如一面镜子，映射出婵阿姨的尴尬处境——一人占据着四人的位置，形单影只，无夫无子。

这种窘迫击碎了她佯装出来的坦然。当初她几番考量，决定守着牌位生活，原以为自己做了最明智的决定，可以一生高枕无忧，但做这个决定的同时，她也永久性地放弃了为妻、为母的资格，换来财产掌管人的身份。当初自己的满足和别人的艳羡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颠倒错位，那些贫困的女伴们，都从各自组成的家庭中获得了足以抵偿贫困的愉悦和满足，而婵阿姨却在金钱的泥淖中越来越悲苦寂寥，她只能永远去艳羡别人的幸福。

看着旁边的三口之家，孤独的婵阿姨陷入了对他人家庭的憧憬中，她甚至想象着对方也在仔细地瞧她，担心着自己的年龄是不是被瞧出来了，自己寡妇的身份是不是被发现了，那个小孩子会不会关注她，以及如果自己能抚养孩子，是不是也能培养这样一个活泼的孩子……而自身的现实处境意味着婵阿姨永远无法获得正常的家庭生活，她只能不断地观望别人的家庭来满足自己的幻想。

2. 对爱人的幻想

离开了昆山那座小城，伦理道德的桎梏也在大都会的氛围中松懈了，婵阿姨内心深处最私密的欲望渐渐浮上水面。

在冠生园内，一个文雅的男人正在寻找空位，婵阿姨偷偷留心着他的举动，满心希望他能坐到自己的对面，即便男人最终找到了其它座位，婵阿姨却依然沉浸在对男人的假想中，幻想着他从容地坐在自己对面，称呼自己为“小姐”，和自己搭讪、交谈、约会，哪怕他不主动攀谈，婵阿姨也愿意自己主动搭讪，然后和那个男人挽着手，沐浴着阳光，走在上海的街道上。

显然，在婵阿姨的幻想中，那个“自己”不仅脱离了伦理道德的束缚，成为了自由人，而且拥有了现代女性的大胆、洒脱，敢于追求自由恋爱，而不再是传统女子的拘谨、矜持。她在想象中让自己脱胎换骨，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男欢女爱这一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欲望。多年的寡居生活无疑压抑着她的自然欲望，而在昆山那样伦理道德浓重的地方，她断不敢有这样的幻想，但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可以被接纳、被纵容，渴望爱与被爱的婵阿姨终于在环境的蛊惑下做出了大胆的决定——回去找那个带给她无限遐想的银行男职员。

在婵阿姨眼中，男职员的笑容、声音、举动无不带着暧昧的气息，他对她的“无微不至”更是被曲解为朦胧的爱意，她以查看保险箱为由再次站在了男职员面前，面对着他一如以往的亲切和温柔，婵阿姨内心涌动的欲望快要喷薄而出，却被男职员一声“太太”打回了现实。原来，男职员对她的亲切只是服务者对顾客的惯常举动，没有任何其它的含义，并且在男职员眼中，婵阿姨已经老了，不再年轻，不再是“小姐”。

对陌生男人和男职员的爱情幻想将“一时放纵”的婵阿姨拖回了现实，她终于醒悟，如今的她早已没有资格去祈求异性的青睐，爱情也好，家庭也好，都已无法成为此时的她可以依靠的东西，她唯一能依靠的只有那笔用青春换来的财产。

相比于后继者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施蛰存笔下的婵阿姨更具悲剧性。同样是为钱而嫁，寡居多年，合理的欲求被压抑，曹七巧通过折磨他人来获得变态的快感，用他人的痛苦来补偿自己曾经遭受的苦难，虽然她口口声声说要守护好自己的财产，但在“毁损他人”的花销上，如让儿女长白、长安吸食鸦片，从未心疼过钱。而婵阿姨一直在小心翼翼地祈求幸福的点滴可能性，她谨小慎微地生活，没有曹七巧那般反抗的勇气和力量，也没有把自己的伤痛加注在别人身上的变态想法，即便偶尔“越轨”，也只是在意识中让欲望放纵一下，没有任何的杀伤力，对自身也没有任何的实际安慰可言。

施蛰存在给友人的信件中表示，像婵阿姨这类女性，在家乡很是常见。她们被迫夹在封建伦理传统和资本主义自由思想之间，即便不满现状，却不敢轻易逾越雷池，虽然受到诱惑，却也只能在想象中给自己点点安慰，表面上始终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善女人”。就算她们鼓足勇气抛弃过去，向新的时代迈进，但在新时代眼里，她们这些活在过去的人已经苍老衰竭，就像小说中的婵阿姨明明只有35岁，但在上海的街道上，却始终感觉自己的孱弱和强烈的格格不入，对上海而言，她只是一个过时的“老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