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反映了屈原怎样的情操和人格（从屈原的理想人格看其人生悲剧）
离骚反映了屈原怎样的情操和人格（从屈原的理想人格看其人生悲剧）悲剧是最崇高的艺术， 它表现苦难和毁灭的过程是为了突出真、善、美的价值，鲁迅这样评价《离骚》：“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可见《离骚》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法估量，屈原将人生的悲剧与艺术的悲剧有机而深刻地统一起来，让《离骚》展现出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美，从而让我们看到屈原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及他注定的人生悲剧。 歌德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离骚》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它以其奇妙的构思、绚丽的辞藻、深刻的内涵，开启了我国抒情诗的先河，是屈原用他的理想、热情、痛苦乃至整个生命熔铸而成的不朽诗篇。这首自传性质的波澜壮阔的政治抒情诗，处处洋溢着诗人理想人格的壮美。屈原用他的爱国情怀和满腔悲愤，在《离骚》中打下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显示了诗人人格的壮美，这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国都郢都，楚顷襄王狼狈弃城出逃，屈原拒绝了仕秦的邀请，在报国无门的极度失望中，62岁的屈原在五月初五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用生命去殉国家、殉理想，他的人格具有悲壮的美和巨大的感召力。屈原的悲剧向后代昭示：美的人格不会随着肉体的消失而泯灭，它能唤起麻木灵魂的警醒和自觉，激起人们对黑暗现实的反叛情绪，激励人们向往光明和美好，培养人们高尚纯洁的品格和爱国主义情感。
歌德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离骚》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它以其奇妙的构思、绚丽的辞藻、深刻的内涵，开启了我国抒情诗的先河，是屈原用他的理想、热情、痛苦乃至整个生命熔铸而成的不朽诗篇。这首自传性质的波澜壮阔的政治抒情诗，处处洋溢着诗人理想人格的壮美。屈原用他的爱国情怀和满腔悲愤，在《离骚》中打下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显示了诗人人格的壮美，这一伟大创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悲剧是最崇高的艺术， 它表现苦难和毁灭的过程是为了突出真、善、美的价值，鲁迅这样评价《离骚》：“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可见《离骚》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法估量，屈原将人生的悲剧与艺术的悲剧有机而深刻地统一起来，让《离骚》展现出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美，从而让我们看到屈原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及他注定的人生悲剧。
1 美政理想之幻灭
崇尚真理，追求美好的人生理想是人格美的基础，也是人格美的最高体现。屈原一生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是“美政”， 其主要内容是明君贤臣共兴楚国。国君首先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享有国家。其次应该选贤任能，罢黜奸佞。另外，修明法度也是其“美政”的内容之一。
屈原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也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富国。楚国本是当时的大国，但由于楚王的昏庸，致使政治日趋黑暗，屈原的治国方案就是挽救楚国命运的良药。《离骚》围绕着楚国的出路何在，诗人自己的出路何在这两个重大问题来写，就像一首乐曲中的两个旋律，要配合得恰如其分才能谱写出优美的乐章。
《离骚》起笔不久就指出了楚国前途的危险：“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屈原希望楚王能够离开“幽昧”的小路，离开误国的小人而采纳他的治国方略，跟他走上国富民强的大道，这是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报负在其文字中的体现。
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他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先进的，在世界史上也是先进的，但他强烈地把治国安邦之心系附在楚王身上，有悖于现实，最终被扼杀在摇篮里，政治报负的难以实现是其苦闷的起点，也是其人生悲剧的注定。
在《离骚》里，毁灭屈原美政理想的，不仅有现实生活中的上官、子兰一帮党人及其靠山楚王，还有天国的守门人帝阍，《离骚》是一部带着强烈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品，屈原的理想人格愈崇高、愈深刻，他的毁灭就愈悲壮、愈撕裂人心。《离骚》通过“悲”来反射出“美”，通过毁灭展示出希望，从而歌颂光明，鞭挞黑暗、扫除污秽。
2 怀才不遇之愤懑
屈原所处的年代，正是秦、楚、齐、赵、燕、韩、魏战国七雄争霸的时代，秦孝公对内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对外采用连横策略，国势日强。楚国在楚悼王时任用吴起为相，实行变法富国，足以与秦国抗衡。可是悼王崩，吴起被杀，自此楚国昏君当政、小人专权，庞大、守旧的贵族集团不劳而获，消耗着大量的国家财富。
屈原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才华过人的他二十五岁被楚怀王任命为左徙，力图审时度势、举贤任能、修明法度、联齐抗秦，辅佐怀王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
屈原明白，楚国完成霸业必须变革，而变革必定会触及贵族集团的核心利益，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反对、陷害，将影响自身安危甚至生命。楚悼王时期的吴起变法，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就是前车之鉴。吴起变法，吴起被射死；商鞅变法，商鞅被“车裂”。这些残酷的现实问题一度考量着年轻的政治家屈原。在深厚执着的爱国热情下，屈原毅然决定，依靠楚怀王的支持，直面现实，冲破困扰，倾力治国。
可当他满怀豪情、施展才华向着理想前行时，现实的残酷让他举步维艰。昏庸的楚王听信谗言，疏远屈原，并将其放逐。屈原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因此在《离骚》中，无论是自述身世、阐述理想、陈辞重华，还是遨游天国、遍求知音、决心留楚，无不贯穿着屈原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司马迁《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曰：“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优也。”王逸《楚辞章句》谓：“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由此屈原作《离骚》的原因一目了然。
屈原被放逐的经历，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得以映证，读《抽思》，可知屈原曾流放汉北；读《哀郢》，可知屈原曾流放到郢都以东的遥远地区；读《涉江》，可知屈原曾从今天的武汉一带，一路流浪到了荒凉的湘西。然而肉体所受之苦较之于心灵的煎熬显得微不足道，对故乡思念的精神折磨却让他度日如年。“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屈原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对郢都念念不忘，让人不禁悲从心来。
屈原的理想人格之美突出在他对祖国的无尚忠诚和热爱之上。屈原一生，无论是不断加强自我修养，还是执着追求美政理想，抑或与“党人”、群小顽强不屈的斗争，都因一颗爱国之心。爱国固然正确，忠君却有一定时代局限性。
在“晋才楚用”的春秋战国时代，一个有才能的人如果在本国无法实现自己的报负，则尽可到异国他乡去寻求出路。孔子孟子周游列国，商鞅非秦人在秦变化，吴起非楚人而为楚改革，苏秦、张仪那样的策士们，更是朝秦暮楚，哪里能发挥其才能就去哪个国家。但屈原虽被放逐，却瞻顾楚国 心系怀王 不忘欲返 冀幸君 “世混浊而不分兮 好蔽美而妒嫉 ”之一悟 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 而欲反覆之。
屈原对楚国的热爱在《离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诗一开始，他就表现出对楚国命运的忧虑和矢志献身楚国的决心：“岂余身之殚殃兮 ，恐皇舆之败绩。”他愿意奔走先后，为楚国开辟通向富强之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当他遭谗见疏乃至被放逐时，他心心念念的还是国家：“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诚然，屈原的爱国与忠君密不可分，但在封建时代，君国一体，国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只有获得国君的认同才能实现自己的兴国理想。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屈原的忠诚不二，不侍二主的情怀注定了他投江的悲剧，但他的爱国情怀，却感人至深，不断激励着我们前行。
屈原把他的人生悲剧写入《离骚》，通过人生的苦痛来思索人生的意义，通过求索来探寻理想的人格。正如美学家鲍列夫在其《美学》中所说的那样：“悲剧是哲学性的艺术，它提出和解决生命中最高深的问题，认识存在的意义和分析全局性的问题。”因此，《离骚》充分发挥了悲剧特有的美学功能，是屈原的理想人格在其悲剧人生中的文学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