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镇职教城学校排名（清镇职教城贫困学子求学路）

清镇职教城学校排名（清镇职教城贫困学子求学路）2017年，高一第二学期的暑假，我在重庆打工，忽然接到弟弟的电话，弟弟哭着说，“姐姐，爸爸死了！你快回来！”我当时就愣了。我一路哭着回到家里，弟弟坐在床尾小凳子上，爸爸躺在床上，我赶紧打了120。医生走后，我知道我的天塌了，我浑身脱力，看着同样无助的弟弟我的泪水滚滚落下。冷静下来后，才打电话给大伯家的哥哥，晚上11点过，哥哥们终于来了，我和弟弟啥都没收拾，正在暑假期间，假也不用请，坐上哥哥们开来的车和爸爸一起回了老家。爸爸的后事全得老家的亲人们一起操办。2007年，我上小学了。由于经常换住处，读书我也换过好多地方。爸爸老了，弟弟还小。上中学后，在爸爸无奈的默许下，假期我开始外出打工，在重庆的餐馆当服务员。在我的记忆中，老家的印象不是太深，因为自出生起我和弟弟就一直随父亲在外漂泊，只是在每年春节时才回老家一趟，有时甚至没有回去，老家的亲人相继去世。父亲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家里人多地少，父亲

文教兴则事业兴，兴办教育是“授业”“解惑”的初衷，也是推动事业兴旺和社会文明的重要基石，更是未来发展的希望。近期，我们组织贵阳作家对贵州（清镇）职教城的部分贫困学子进行了采写，从这十余则小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扶贫政策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怀下，生活在职教城的贫困学子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下面让我们一起看看自强女孩梁贵玉的故事。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自强女孩梁贵玉的故事

我叫梁贵玉，女，2000年3月生，老家在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水坝塘镇金竹村水井组，现是贵州工商职业学院社会体育（中小学体育教育）专科1班学生。

在我的记忆中，老家的印象不是太深，因为自出生起我和弟弟就一直随父亲在外漂泊，只是在每年春节时才回老家一趟，有时甚至没有回去，老家的亲人相继去世。父亲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家里人多地少，父亲受够了经常饿肚子的折磨，年轻时就处处谋生。先是在桐梓打工谋生，后来，父亲辗转来到了与桐梓相邻的重庆市万盛区（綦江区），开始了他的长年漂泊。

我父亲成家很晚，40多岁才结婚，近50岁才生下我。我4岁的时候，因为家里穷，母亲带上父亲的全部积蓄离开了这个家，从此杳无音信，那时弟弟才8个月。

母亲走后，爸爸带着我和年幼的弟弟依然在万盛区范围内辗转谋生，卖药、配药或者为别人炖肉配些香料，每天有二、三十块钱的收入，偶然也有上百元的情况。因为交不起房租，我们经常更换住处，房东都可怜我们，房租收得很低。

2007年，我上小学了。由于经常换住处，读书我也换过好多地方。爸爸老了，弟弟还小。上中学后，在爸爸无奈的默许下，假期我开始外出打工，在重庆的餐馆当服务员。

2017年，高一第二学期的暑假，我在重庆打工，忽然接到弟弟的电话，弟弟哭着说，“姐姐，爸爸死了！你快回来！”我当时就愣了。我一路哭着回到家里，弟弟坐在床尾小凳子上，爸爸躺在床上，我赶紧打了120。医生走后，我知道我的天塌了，我浑身脱力，看着同样无助的弟弟我的泪水滚滚落下。冷静下来后，才打电话给大伯家的哥哥，晚上11点过，哥哥们终于来了，我和弟弟啥都没收拾，正在暑假期间，假也不用请，坐上哥哥们开来的车和爸爸一起回了老家。爸爸的后事全得老家的亲人们一起操办。

爸爸走了，我和弟弟成了孤儿，照顾弟弟的责任全部落在我的头上。爸爸的去世打击太大，弟弟有些消沉了，我很担心，我也必须挺住，必须把弟弟抚养成人。爸爸走后，我们只得转回老家继续求学，我进了桐梓一中，弟弟进了盘龙中学。我和弟弟也被村里纳入了建档立卡的精准扶贫对象。

2019年我参加了高考，或许是爸爸走后我的思想负担过于沉重，高考分数离本科线差了9分，我不甘心。我不想放弃，我在复读与就读职业院校之间徘徊和掂量。鉴于自身的生活状况和职业院校的教育扶贫政策及其高就业现实，我选择来到贵州工商职业学院就读。

工商学院学杂费要11000元，我申请了助学贷款8000元，精准扶贫减免3500元，实际只交了几百元。我很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在努力学习知识的同时，积极参加学校或班级组织开展的各种活动，特别是足球、篮球、文娱、文化等活动，我几乎是全能的积极分子，辅导老师们都很喜欢我，只要有活动都少不了我。由于我的突出表现，第一学期便获得了非常难得的国家励志奖学金5000元。我把它存起来，补充弟弟上高中的学费和生活费。

虽然我和老家的感情不是很深，但爸爸在那里，那里还有我的至亲，我立志学成后回去当一名老师，回报家乡，回报我的父老乡亲。

来源/贵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