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桐乡县（宋元时代的桐乡）
明代桐乡县（宋元时代的桐乡）此就明清两代的文化世家为例，比如大麻徐九思家族、高桥街道的吕希周家族、崇福镇的吕留良家族、劳之辨家族等等，都是宋元时期迁入桐乡、逐步发展为地方望族的。研究明清时期的桐乡，不得不回到宋元。桐乡明清两代至近代的繁荣，亦多伏笔于此，为什么这样说？也就是说，在1077年以前，今梧桐、屠甸、乌镇、濮院、石门、高桥等镇（街道）的大部分区域，都是嘉兴县的地域，不属于崇德县。因此，就现状的渊源来说，1077年，是桐乡行政区划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宋元两代400年，是桐乡社会、经济、商贸、文化的大发展时期。桐乡双季稻格局奠定于北宋，蚕桑经济也在宋元时代大放异彩，《嘉禾志》记载帛类13种，11种出自崇德，可以说明。
文 | 郁震宏
上周末，承夏春锦先生之邀，在桐乡图书馆做宋元时期桐乡文化的讲座，此时期桐乡大放异彩，只能举其大概而言。今据记忆所及，略为记录，以便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桐乡设县，始于后晋天福三年（938年），时称崇德县，县城在今崇福镇。
当时的崇德县，是从嘉兴县西部划出7个乡设立的，面积不大。到了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又从嘉兴县划入梧桐、千金、永新、清风、保宁五个乡，这一次区域变动，非常重要，桐乡现在的地区域主体奠基于此。
也就是说，在1077年以前，今梧桐、屠甸、乌镇、濮院、石门、高桥等镇（街道）的大部分区域，都是嘉兴县的地域，不属于崇德县。
因此，就现状的渊源来说，1077年，是桐乡行政区划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宋元两代400年，是桐乡社会、经济、商贸、文化的大发展时期。桐乡双季稻格局奠定于北宋，蚕桑经济也在宋元时代大放异彩，《嘉禾志》记载帛类13种，11种出自崇德，可以说明。
桐乡明清两代至近代的繁荣，亦多伏笔于此，为什么这样说？
此就明清两代的文化世家为例，比如大麻徐九思家族、高桥街道的吕希周家族、崇福镇的吕留良家族、劳之辨家族等等，都是宋元时期迁入桐乡、逐步发展为地方望族的。研究明清时期的桐乡，不得不回到宋元。
宋元时期的桐乡繁荣，宏观上看，这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结果，尤其是南宋迁都杭州息息相关。桐乡的发展与杭州的城市发展同步，水涨船高。当然，其他地方如德清、海宁、余杭等地皆然。这是桐乡第一次大规模的“融杭发展”。
从具体的区域来看，桐乡处太湖、钱塘江之间，水乡平原，最适合农业经济的发展，当然在战争年代，平原是四战之地，容易遭受破坏，比如元顺帝至元26年（1366），徐达、常遇春与潘元绍决战乌镇、皂林一带，生灵涂炭，皂林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所幸宋元400年，桐乡没有大的战乱，即使宋元易代，基本上是平稳过度，举个例子：宋理宗淳祐年间，崇德县户51221，到了元世祖至元年间，55400，三四十年左右，稳中有升。
元成宗元贞元年，崇德升州，前提即在户口，五万户以上的县一律升州。当时全国升州的县一共44个，说明桐乡在元朝时期，已名列中国百强县，而且至少是五十强之内。
我们再作个横向比较，当时湖州之德清、归安、乌程，杭州之仁和、余杭、钱塘都只是县，没有升州，可见桐乡在宋元时期的杭嘉湖一带，是非常辉煌的。
不比不知道，比比吓一跳。
桐乡宋元时期的繁荣，运河是一个重要因素。宋朝时期，杭嘉湖平原的水系主干是隋唐古运河，隋唐古运河穿桐乡而过，苏杭要道，地理位置举足轻重。元末开凿下塘河，从崇福到大麻经唐栖而至杭州，无论隋唐运河还是下塘河，桐乡始终处在咽喉地位，尤其是崇福镇。
以运河为主干，其他支流分布密集，比如东西向的沙渚塘，南北向的金牛、白马，都是非常重要的补充。其中沙渚塘、白马塘都有与宋高宗南渡相关的传说，尤其是南沙渚塘，至今还有非常多的桥名、地名，传说与宋高宗有关，虽未必可信，但至少反映了这几条河流在宋元时期的交通地位。
桐乡发达的水系，对交通运输、物流、农业灌溉、生态环节都有重要影响，这是桐乡良好的先天基础。进入南宋，杭州城市人口增加，消费能力密集，周边地区势必成为杭州的最重要的物资供应地。桐乡成为首都的“三环”，先天基础一发而为后天优势。
北宋时期，沈括《崇德县学记》说“崇德为远邑”，离首都太远；南宋时期的《崇福田记》说：崇德去都为最近，数十年来，户口充斥，人物繁伙。
区位优势马上凸显，这个时期，旧有的市镇进一步扩展，比如乌镇，南宋薛季宣《湖州与黄侍郎书》，举湖州之乌镇、新市：虽曰镇务，然其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
南宋时期，桐乡开始了大发展，新的市镇逐步产生，濮院（永乐市）、洲泉都成为新兴市镇。随着新兴市镇的产生，商业世家也开始涌现，比如濮院濮家，元朝时期有濮氏八宅、四大牙行、二十六庄，经济实力雄厚，足以登上元朝的福布斯富豪榜。
经济商贸的繁荣，直接带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比如上面说到的濮氏家族，元朝时期达到鼎盛，元末，濮允中举办聚桂文会，这个文会相当于全国性的征文比赛，聘请当时最著名的文化人杨维桢、李祁为评委，东南一带文人寄来稿件500多篇，排定名次，后来由杨维桢为序，刊刻行世。
再如地方志的撰写，《语溪志》、《乌青记》都在宋末完成，后者是中国最早的乡镇志之一。
又如出版业，乌镇张氏，从五代以来就从事出版业，是出版世家，宋人曹士勉《法帖谱系》记载淳化阁帖22个版本，就有乌镇张氏本，而且他说这个本子“颇胜诸贴”，可见质量之高。
再如桐乡的文化教育，最重要的事件也在北宋。宋神宗元丰八年，崇德县建立县学，学天556亩，优待士大夫，这是县一级的最高学府。作为补充的，还有南宋时期的传贻书院、白社书院，元朝的延陵义塾等。元丰八年以前，崇德无进士，此后，北宋进士7人，著名的有沈晦，据《玉照新志》说，他“家于秀之崇德县”。
具体位置，《嘉禾志》记载说在“崇福寺西赵家巷”，可见沈晦虽然是钱塘籍，但其实已经定居桐乡，是标准的桐乡状元！
到了南宋，桐乡进士74人。这一时期，因为宋室南渡，大量文化世家随之迁入桐乡，如莫、赵、徐三姓，就占了36个进士，这些家族均为新居民。其中，桐乡历史上第一个在正史列传的人物，陈垲，原籍为福建。南宋科举方面，以莫氏五桂最为出名，崇福镇五桂坊地名即源于此。
新迁家族对桐乡地名的影响，非常多见，如洲泉的生贤里，即因赵汝愚出生于此得名。桐乡地名的形成，可以做一个专题研究。
南宋南渡，迁入桐乡的文化大家族，以洲泉为最著名，有近二十家之多，其中有北宋名相苏颂的孙子苏师德家族、兵部尚书吕安老家族，还有赵汝愚家族。
其次，如石门的东张、西张两大家族，也是南宋迁居来的，代表人物张伯淳，是赵孟頫的姐夫，《元史》列传。
以上说的都是市镇，除此之外，福严寺、钱林一带，虽是乡村，却是南宋时期桐乡文化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域，福建蔡氏家族、陈氏家族都定居在这个范围，《宋史》列传的陈垲，就是福严寺一带人。这两个家族，是南宋桐乡乡村最著名的文化世家，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
南宋时期，迁居或者寓居桐乡的文化代表，举几个例子：
陈与义，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一，诗词俱佳，如《牡丹》“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种客，独立东风看牡丹”即作于乌镇。
张抡，是南宋初期重要词人，迁居乌镇，著有《莲社词》，与洪迈交好。他的《烛影摇红》
“今宵谁念孤臣泣，回首长安远。
可是尘缘未断，漫惆怅，华胥梦短，满怀幽恨，数点寒灯，几声归雁”。
被词学界称为杰作。
附带说一下，南宋时期彭城时氏家族迁居桐乡，代表人物时檄，他有两个女婿，一个就是莫氏五桂之一的莫元忠，一个就是鼎鼎大名的状元词人张孝祥。张孝祥既是时檄的女婿，也是他的外甥。
从姻亲网络看，宋元桐乡可谓大放异彩，除了张孝祥，还有陈炳，他是一代名相洪遵的女婿，洪遵就是《容斋随笔》作者洪迈的哥哥。家族史的研究，姻亲关系是一个重要内容，不可或缺。
宋元时期是桐乡文化特征奠基的时代。桐乡历史，从宋朝开始一直到明清，文化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理学的底色。这个特征的形成，即起源于黄干、辅广。
黄、辅都是朱熹的门生，黄干到石门做官，辅广是桐乡新居民，从他们以后至明清，桐乡一地的文化，始终以朱子学为主干。宋末的卫富益、元朝的俞镇、鲍恂，明朝的程本立，学术思想上都是朱子一系。
杭嘉湖地区入祀孔庙的一共四人，桐乡占了两位：辅广、张履祥。再如吕留良，是清初崇尚朱子学的健将。这些现象的出现，都得回到宋朝来讲。所以说，明朝胡其久有一本书，书名就叫“语溪宗辅录”，语溪是桐乡的古称，辅，就是辅广。宗辅，即宗朱子。“语溪宗辅”这个书名，言简意赅地反映了桐乡历史文化的特征。
总之，研究桐乡，宋以前资料不足，元以后的思想文化又都导源于宋元，从宋元开始讲桐乡，才能怡然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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