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儒家和墨家思想进行对比（百家争鸣道家儒家）

把儒家和墨家思想进行对比（百家争鸣道家儒家）在孔子问礼后的某一天，老子厌倦了天下乱世，独自一人骑青牛西去。函谷关的关令尹喜望见紫气东来，知有贵人将至，不久老子即乘青牛而来。尹喜便强留老子，好生招待，请求老子说：“先生就要遁世隐去了，就为我著书以传后世吧。”老子觉得道无处不在，难以用文字表述，一再谢绝。最终经不住尹喜的软磨硬泡，留下五千言的《道德经》出关而去，从此不知所终。老子隐去之后，孔子开始了践行他“以礼治天下”的政治理想。要深入体会老子的思想，首先要了解老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时期诸侯相争，天下大乱。他的思想对于平息纷争，使各国人民安居乐业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只不过在当时看来太过于理想化，他自己也认识到自己的思想在当时是无用武之地了。与年轻气盛的孔子相比，他已经垂垂老矣。或许是出于无奈，或许是看破了一切。总之，他选择了退。从他对孔子问礼的回答也可以看出他对天下乱世已然撒手不管，对于孔子以礼匡扶天下也并不支持。确实有一些消极避世的嫌疑，

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在周都洛邑，一位从鲁国赶来的年轻人向一位老者讨教关于礼制的问题，老者回答说：“你问的那些人，骨头都已腐烂，只剩下言论。英雄人物遇到可以施展抱负的机会，立即献身。没有这种机会时，不必勉强追求。我听说真正的富商大户。在表面反而绝不张扬财富；有大德之人，表面上反而大智若愚。所以，你应该少一些骄狂之气、去除渴望建功立业的多欲之心，更要少一些试图改造这个世界的幻想。所有这一切的功名利禄之念，都是于身心无益的。我所能告诉你的就这些了。”年轻人拜谢而去，后来对他的学生形容老者渊博的学识与深邃的思想如同神龙见首不见尾一样。这个年轻人就是孔子，老者是周王室图书馆管理员李耳，被后人称为老子。这次会见之后，中国古代思想史迎来了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百家争鸣。

孔子问礼于老子

道家

道家的老子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他的五千言的《道德经》中所表述的道既是对原始信仰与质朴天命论的系统总结，也是后来各家学说的发源之处。儒家的仁德、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律令遵从、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名家的逻辑辩证……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道无处不在的影子。

准确地说道家思想来源于周公制礼乐之前，这一时期的社会制度还很不完善，统治者对民众的管理非常有限，在管理范围之外就采取了放任态度，即无为而治。另一方面，当时的生产力也非常低下，还无法有效地对抗自然灾害。既然无力对抗自然，不如遵从自然。于是人们就观察记录自然规律，做到有备无患，甚至利用一些自然规律化不利为有利。比如在森林火灾烧出的平地耕种，厚厚的灰烬通过了长足的养分。

从此可以看出，无为而治并不是一味地放任，遵从自然也不是一味的顺从，都是有原则的。先有为而后才无为。所以老子的思想既不是儒家的入世，也不是佛家的避世。他不认同周公用礼制规范人的一言一行，但也不主张完全不管不顾。他提倡遵从自然，但不是让人在自然灾害面前无条件投降。

老子骑牛出关

要深入体会老子的思想，首先要了解老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时期诸侯相争，天下大乱。他的思想对于平息纷争，使各国人民安居乐业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只不过在当时看来太过于理想化，他自己也认识到自己的思想在当时是无用武之地了。与年轻气盛的孔子相比，他已经垂垂老矣。或许是出于无奈，或许是看破了一切。总之，他选择了退。从他对孔子问礼的回答也可以看出他对天下乱世已然撒手不管，对于孔子以礼匡扶天下也并不支持。确实有一些消极避世的嫌疑，但我们不能以其中有消极避世的因素就全盘否定老子的思想。

在孔子问礼后的某一天，老子厌倦了天下乱世，独自一人骑青牛西去。函谷关的关令尹喜望见紫气东来，知有贵人将至，不久老子即乘青牛而来。尹喜便强留老子，好生招待，请求老子说：“先生就要遁世隐去了，就为我著书以传后世吧。”老子觉得道无处不在，难以用文字表述，一再谢绝。最终经不住尹喜的软磨硬泡，留下五千言的《道德经》出关而去，从此不知所终。老子隐去之后，孔子开始了践行他“以礼治天下”的政治理想。

儒家

孔子的思想主要有两部分——礼和仁。春秋末期，周天子不但成了摆设，各诸侯国国君也被卿大夫架空，卿大夫又被自己的家臣架空。卿大夫和家臣不但在权力上架空上级，在礼乐规格上也开始僭越。在挣脱礼制的牢笼后，权力争斗越来越残酷频繁，搅得社会动荡不安。于是孔子打出恢复周礼的旗号，意图重建稳定的社会秩序。

仁是礼的内核，礼即礼制，是仁所要求的外在规范，是用以践行和维护仁的秩序。仁即仁德，是发于内心的。一个人完美地践行了礼制，却并不一定可以确认在他内心深处是否真的出于仁德而从礼。仁与礼的关系就和德与法的关系一样，将道德中的部分内容加以强制化就形成了法律，在仁的基础上对部分行为进行具体规范就成了外在形式的礼。

孔子

准确地说礼只是仁的一种表现形式，孔子要恢复周礼的重点不是恢复礼的表面形式，而是要弘扬礼制内在的仁，主张对所有人齐之以礼，打破礼不下庶人的局限。《论语·八佾》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即没有仁爱精神，便无法继承和发扬礼乐。《论语·阳货》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呀礼呀！说的是玉帛吗？乐啊乐啊！说的是钟鼓吗？”。孔子认为没有仁作为内在的礼乐是空洞的、虚浮的，不能称之为礼乐。从这也可以看出孔子更看重的是礼内在的仁，而不是迂腐于表面。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51岁的孔子被鲁国国君任命为中都宰。孔子终于等来了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在治理中都（今汶上县）时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通过一年的努力，孔子将中都治理得井井有条，政绩十分显著。一年后，因政绩突出，孔子由中都宰升为司空。鲁定公十一年（公元前503年），孔子升任大司寇，摄相事，三个月后，鲁国大治。

然而，由于孔子推行削弱卿大夫的政策，遭到了鲁国权臣季桓子的排挤。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却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桓子不想再任用他了。第二年，为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带领弟子离开鲁国，开始了外出游说生涯，

孔子周游列国

孔子从鲁国出发后，大致走了卫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地。在颠沛流离中，孔子向各国君主宣扬自己的治国理念。然而，当时的诸侯们更关心的是如何集聚更多的资源和力量，如何消灭敌人，开疆拓土。孔子提出的尊王崇礼、德政惠民的仁政在乱世中根本没有市场，失败已是必然。

到了战国时代，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孟子与荀子。孟子在孔子仁政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孟子所处的时代距离孔子故去已有一百多年，礼乐更为淡薄，可能连孟子都摸不清繁琐的礼乐制度。所以孟子的思想侧重于仁而轻于礼，对表面形式上的礼不再苛求，重点关注内心的仁。孔子希望用礼来恢复社会秩序，进而推行仁政教化，达到大同世界。而孟子则单刀直入，不再以礼作为仁的媒介，直击藏于人心深处的仁。

相比于抽象、繁琐的礼，实实在在，能切身感受到的人性更容易为人理解和接受。就像教育小孩一样，你跟他讲文明礼让，他不明就里。但如果你跟他讲，当别的小朋友抢你的东西，打你骂你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滋味。他可能就明白文明礼让的意义了。

孟子从人性的角度阐释仁，是儒学的一大进步。然而战国是一个功利的时代，在利益面前，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一开口就说：“老头，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接着又论述国家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的危害。但梁惠王听不进去，即使听进去了也没什么用。大家都在争利，你不争就只有落后挨打的份。大约在45岁之前，孟子开始周游列国希望可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然而，和孔子一样，孟子穷极一生都未能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

孟子见梁惠王

晚于孟子的荀子是儒家的又一位代表人物，也是一位由儒入法的思想家。荀子摆脱了儒家理想化的局限，提出更契合实际的法家思想。孔子、孟子主张君王要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制度，以德治使天下归服。而荀子主张要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起与时俱进的制度去践行仁政，可以用德治怀柔，也可以用刑名律法。只要执政核心是仁德，而且确实可以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就是可取的。

荀子融合儒、法的政治学说是相对中肯的，较之于孔孟之道，更能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相比于法家只强调严刑峻法，更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稳定。是一条儒法合流、内儒外法的中间路线。不过他的两个学生跑偏了。其学生韩非、李斯偏法轻儒。弃礼义重法典，成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就当时的形势而言，由儒到法非个人之见，而是势在必然。

墨家

墨家在先秦时期与儒家并称“显学”。主要思想是“兼爱”、“非攻”。“兼爱”就是平等博爱的意思，墨子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而天下人不相爱的原因就是儒家的亲疏贵贱之别，这一点恰好与孟子相反。孟子讲一个人对亲友有情有义才能对天下有仁爱之心。墨子讲，正是人们知道对亲友有情有义，才变得自私自利，相互争夺。平等广泛的兼爱才是大道。

以兼爱为理论基础，墨子一手创建了墨家。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团体，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穿短衣草鞋，参加劳动，以吃苦为高尚。反对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所有墨者都要平等相待，有困难就要相互帮助。做官的墨者要捐献俸禄，救济那些穷困无依的人，还要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就宁可辞职。墨家最高领袖称为巨子，下代巨子由上一代巨子选拔贤者接任。所有墨者都服从巨子的指挥，甚至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把维护公理和道义当做义不容辞的事。

“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是否兼爱为依据，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攻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小，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从“非攻”出发，《墨子》论述了作为弱小国家如何积极防御的问题。墨子深知，光讲道理，大国君主是不会放弃战争的，因而主张以积极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这些研究防御作战的论述，集中在《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形成了一个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理论体系“墨守”。 墨子出身农民，学过木工，动手能力极强。还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等一整套科学理论，被称为“科圣”。因而墨家十分善于打造守城器械，辅助“墨守”。

墨子与鲁班演示作战

鲁班替楚国造云梯这类攻城的器械，将要用它来攻打宋国。墨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从鲁国出发，行走了十天十夜才到达郢都。见到楚王后，墨子解下腰带，围作一座城的样子，用小木片作为守备的器械，与鲁班来了一场现场攻防战表演。鲁班使出了各种攻城用的巧妙器械，都被墨子化解。鲁班攻战用的器械用尽了，墨子的守御战术还有余，最终迫使楚王放弃了伐宋。

“兼爱”和“非攻”都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提出来的，所以受到了广大底层群众的热烈欢迎，但也惹恼了统治者。先秦诸子中，法家、兵家、纵横家是完全以统治者的利益为中心的，因而最吃香。儒家虽然以民为本，但依旧是站在统治者的观点上来看待社会问题。对统治者的地位给以肯定和维护，所以虽然政见思想虽然不受待见，但孔子、孟子在周游列国时依旧受到了各国君主的礼遇。而墨子是另立新说，完全否定现有的尊卑贵贱等级，提倡地位平等。又反对一切特权阶级的奢侈浪费，主张财富均分。并在各地聚众讲学，以激烈的言辞抨击儒家礼制和各诸侯国的暴政。所以墨家学派最不受各国君主待见。在列国割据的乱世，墨家还能在夹缝中生存，一旦天下一统，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墨家势必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