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贞观盛世（君臣上下同心唐太宗开创了）
唐太宗与贞观盛世（君臣上下同心唐太宗开创了）有一次，李世明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弓箭，得到好弓十几张，自以为没有比这些弓更好的了。最近拿给弓匠观看，竟说‘都不是好材料。’我问是什么缘故，工匠说：‘木心不正，那末纹理也都是斜的。弓力虽然强大，可是射出去的箭是不直的。’我开始明白以前自己对弓的辨认是不精细的。我凭着靠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认识还不能详尽，何况天下的政务，怎么才能普遍地了解呢？”于是，李世明命令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员，轮流住在中书内省值班。屡次的召见，也必询问老百姓有什么痛苦，政事有什么成绩和缺陷。 房玄龄曾说：“秦府旧人没有升官的都抱怨说：‘我们是伺候皇上多少年的旧人，现在任命的官职，反而落在新人的后面’。”李世明听后便对他说：”做君主的大公无私，才能让天下人信服。设立官员分掌职务，为的是治理人民呀！应该选择有才能的人来用，怎么能根据新人旧人来排定官次的先后呢！真要是新人有才能，旧人不像样子，怎么可以抛开新人
撰文 | 洪 鸿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订旧制，制新仪，定勋臣爵邑，降宗室郡王为县公，立儿子李承乾为皇太子，召张元素为侍御史，提张蕴古为大理丞，虚心纳谏，励精图治。
转眼已到残冬。准备就绪后，唐太宗下诏，将第二年定为贞观元年。到了元旦，李世明率文武百官先朝太上皇，然后回到御殿接受群臣朝贺。过了一天，李世民在皇宫里举行盛大宴会，遍请群臣，充满了君臣同乐的欢乐气氛。宴席间，唐太宗命乐队奏《秦王破阵乐》。听着这高昂激越的乐声，唐太宗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当年跃马扬鞭、冲锋陷阵的情景。他深情地对群臣说：“我以前奉命出征的时候，民间就有了曲子。我虽然谈不上文德，但今天的功业却是这样来的。我之所以指名要奏这个曲子，就是为了不忘过去哩！”
大臣封德彝马上站起来说：“陛下要以神武平定海内，文德又怎么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呢？”李世明听了不以为然，严肃地说：“戡乱靠武，守成靠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你说文不及武，这就不对了。难道在马上取得天下，便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封德彝碰了一鼻子灰，自觉惭愧，红着脸勉强坐下去了。
几天以后，燕郡王李艺造反。李世明即命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两人，统兵前往讨伐，很快就平定了。接着，又将不守法度的幽州都督王君廓废为平民。于是内外安定。
李世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在他即位不久，便亲自确定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示给大家，并说：“我叙定你们的勋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
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在我之上，我心里不服。”李世明说：“刚开始起兵的时候，叔父虽说首先响应了起兵，大概也是自谋免祸。后来杜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纠合余党攻来，叔父被打得望风逃窜。房玄龄等人在军帐中出谋划策，坐在那里安定了国家，论功行赏，本来应该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您，我真没有什么可吝啬的，只是不能凭着私情和功臣同赏罢了。”诸将这才互相说：“皇上最公道了，即使是对淮安王，尚且没有什么私心，我们还怎敢不安份呢？”于是众大臣都心悦诚服。
房玄龄曾说：“秦府旧人没有升官的都抱怨说：‘我们是伺候皇上多少年的旧人，现在任命的官职，反而落在新人的后面’。”李世明听后便对他说：”做君主的大公无私，才能让天下人信服。设立官员分掌职务，为的是治理人民呀！应该选择有才能的人来用，怎么能根据新人旧人来排定官次的先后呢！真要是新人有才能，旧人不像样子，怎么可以抛开新人用旧人呢？现在不谈他们有才能没才能，而光说他们的不满，难道这是掌管国家大权的原则吗！”
有一次，李世明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弓箭，得到好弓十几张，自以为没有比这些弓更好的了。最近拿给弓匠观看，竟说‘都不是好材料。’我问是什么缘故，工匠说：‘木心不正，那末纹理也都是斜的。弓力虽然强大，可是射出去的箭是不直的。’我开始明白以前自己对弓的辨认是不精细的。我凭着靠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认识还不能详尽，何况天下的政务，怎么才能普遍地了解呢？”于是，李世明命令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员，轮流住在中书内省值班。屡次的召见，也必询问老百姓有什么痛苦，政事有什么成绩和缺陷。
李世明曾下诏令，要朝廷各大臣举贤荐能。各大臣都有所荐引，唯独右仆射封德彝一个也没有推荐。当李世明责问他时，封德彝耸了耸肩膀，表示无能为力，说：“这不能怨我不尽职，而是怨当今确实没有奇才呀！”李世明听了，当即很生气地说：“君子用人如器，各随其长。古时盛世所用的人才，都是从当时选取的，不是从别的朝代替借来的。按照你的说法，岂不是只有梦想传说，姜子牙这些大贤人死而复生了，国家才能得到治理吗？你自己不能知人，怎能瞎说当代没有贤才！”说得封德彝无言可答，惭愧而退。
李世明为了兼听则明，经常把谏议大夫魏征请到自己的房子里，谈论军政大事，并叫他直言不讳，有什么讲什么。魏征为报唐太宗的知遇之恩，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久，李世明便将魏征提为尚书右丞。有一次，有人诽谤魏征包庇袒护自己的亲戚，李世明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调查，根本没有那么回事。
温彦博在调查清楚真相后，向李世明报告说：“魏征身为大臣，在和陛下的接触上，不检点礼节，不注意避谦，因而遭到了这种毫无根据的诽谤。”李世明听了，就叫温彦博将此话转告给魏征。
第二天，魏征入朝后，当面对李世明说：“我听说君臣同心，才能成为一体。难道陛下是教我舍弃大公无私的精神，只在表面上作文章吗？要是上上下下都来走这个门道，那国家的兴衰就可想而知了！”
李世明听了不好意思地说：“你说得对。”魏征接着说：“我有幸事奉陛下，但愿陛下能让我做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什么忠臣。”李世明一时不明白魏征的意思，就问：“这良臣和忠臣有什么不同？”魏征回答说：“良臣嘛，稷、契、 皋陶等等都是；忠臣嘛，龙逄、比干等等都是。良臣本身享有美好的名声，君主也有着崇高的威望，世世代代继承帝业，江山能够长久地传下去。若是忠臣自身获罪被杀，君主也因此落下昏聩的恶名，国破家亡，到头来只得到一个空名而已。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不同。”李世明听了大喜，当即赏给魏征绢帛五百匹。
有一天，李世明召集各大臣从容不迫地坐着讨论，魏征也在座。唐太宗说：“我听说西域有个外国商人得了一颗珍珠，剖开身上的肉来藏它。有没有这回事呀？”侍臣说：“有这事。”李世明就启发大臣们说：“人们都知道讥笑他爱珍珠而不爱自己的身体。那么，官吏接受了贿赂而受到法律的惩罚，和帝王不顾一切地放纵奢欲而亡国，与那个外国商人的愚蠢可笑，又有什么不同呢？”魏征说：“从前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个爱忘事的人，搬家的时候把老婆给忘了’。孔子说‘还有更严重的呢，夏桀、商纣竟然忘记了自身。’也像这类情况。”李世明听了赞赏有加，对群臣们说：“是的。所以我和你们应该同心合力，互相帮助，才能避免被人讥笑哩！”
接着，李世明又问魏征：“作为一个君主，要通过什么途径才可以做到耳聪目明呢？犯有什么过失可以招致昏暗不明呢？”魏征回答说：“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自然就能够明辨是非；偏听偏信，就难免要昏暗不明了。尧舜开放四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尽管有共工和鲧这样的歹徒，也无法欺骗他们；虽然有些人弄虚作假，言行脱节，也无法使他们受到迷惑。相反，秦二世足不出宫，专信赵高，直到天下大乱，江山崩溃了，他还蒙在鼓里，梁武帝只听朱异的，侯景发兵把京城包围了，他还一无所知；隋炀帝宠信虞世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了，他还毫无所闻。可见，君主能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就不会被阴险奸诈的人所蒙蔽，对下面的真实情况也就可以了如指掌。”李世明听了，点头称赞，君臣越谈越投机。
李世明又问：“齐后主，周天元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挖空心思搜刮民财，最后搞得民穷财尽，国破家亡，就像馋嘴的人自己吃自己的肉，终致肉尽人亡一样的蠢家伙！但二人比较，究竟谁优谁劣呢？”魏征回答说：“齐后主懦弱，政出多门，周天元骄暴，威福在己。虽然同是亡国，比较起来，齐后主更劣。”李世明听了魏征的话，觉得颇有道理，便感叹道：“确实是知人之言。”
魏征虽然相貌平常，但是非常有胆略，善于扭转君主的心意，常常不顾情面极力劝谏。有时遇到唐太宗特别生气时，他也神色不变，李世明也就为之收敛威容。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先发制人，发动了血染萧墙的“玄武门事变”，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之后李世明责问魏征说：“你让我们兄弟互相斗争，这是为什么呢？”
事情的起因是，当年魏征跟随李建成担任太子洗马之时，见秦王李世民功高，曾暗中劝说太子早定对策，但李建成却迟迟不能下定决心。面对李世民的发问，魏征毫不紧张，从容地说：“如果太子早听魏征的话，就不会死于今天的祸乱。”
对魏征的敢于直言，李世明十分欣赏，即位后，拜魏征为谏议大夫。在魏征的谏言下，李世民特别注意听取各种意见。很快，皇帝能虚心纳谏的美名便传开了。从朝廷到地方，很多人都敢于大胆地向李世明上书陈述政见。有赞美朝政的，有歌功颂德的，有对朝廷提批评意见的，有揭发坏人坏事的，其中也有中伤和诬告别人的。
一开始，李世民见有这么多人提意见心中十分高兴，他亲自批阅，派人一一核实。时间长了，各种意见书越来越多，来不及批阅，李世民就渐渐厌烦起来。
一次，李世民阅罢一份奏书，脸色变白，气得将它向坐在一旁的魏征一掷，大叫道：“难道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都不梳妆，皇普德参才称心如意吗？”
魏征急忙捡起那份奏书，匆匆阅完。原来这是中牟县丞皇普德参的一份奏书，书中针对时政提出了三条尖锐的意见：一是国家向农民征收的斗租调得太重；二是修建洛阳宫是劳民伤财；三是现在妇女的头发都梳高髻，这是从宫中流行出来的不好风俗。
李世民一怒之下，要给皇普德参治罪。他拿起了御笔，就要批示。魏征上前问道：“不知陛下欲治此人何罪？”
“诽谤朝政！下狱！”李世民不假思索地回答。
魏征见李世民边说边写，慌忙劝阻说：“陛下且慢！”
李世民此刻哪里听得进去，他大笔一挥，早已写好，最后一笔用力过猛，把纸都划破了。
魏征在殿上徘徊了几步，觉得不妥，于是不顾冒犯君威，上前坚持苦劝：“陛下，据臣所知，自古以来上书向皇帝提意见的人，言辞都比较激烈，否则不能打动君主，而激烈的言辞就有点像是诽谤。汉文帝六年，人人都认为国家得到治理，唯独贾谊认为形势不好。他向汉文帝写了一份意见书，叫《治安策》，分析天下形势，说十分形势已经坏了九分。而且还形象地比喻说，国家犹如睡在一堆干柴之上，火种已在下面，马上就要燃烧起来。这些激昂的言辞，看起来就像诽谤朝政，本意却是为了辅助国家，为了打动汉文帝。《汉书》上记载了李左车（汉初韩信幕府的谋士）说的一句名言，‘狂夫之言，圣人选择’。今天，皇普德参所提三条，对与不对，陛下也可以选择，不对就不采纳，怎么能轻易责罚呢？陛下难道忘了弘文馆之言？”
尽管魏征苦苦劝阻，李世民仍然怒气难消，忿忿地说道：“朕一定要治此人之罪，谁也不许阻拦！”
这话实际上是在警告魏征。魏征寻思，这件事不光是治一人之罪，它关系到今后言路能否畅通，政治是否清明，不能小看，也绝不能让步。但李世民正在气头上，该怎么来说服他呢？改天再说，又担心罪诏下去，影响难以挽回。魏征想来想去，还是给他讲讲隋炀帝吧！想到此，魏征字重如铅地说道：“陛下！虚心受谏是君主的美德。隋炀帝正是缺少这点，才败国亡身，致使江河改姓。您曾亲口说过，自己不学隋炀帝，大臣不许学虞世基，这些话余音在耳，臣永远不忘啊！”
魏征的话，言辞婉转，但却句句千钧，沉重地打在李世民的心上。他的内心经过激烈的矛盾冲突之后，终于长嘘一口气，未等魏征说完，就示意旁边的侍臣上来，命道：“赐皇普德参绸绢二十段！”
李世民起身走到魏征面前，深情地说道：“卿的话很中肯，朕险些忘了隋炀帝的教训。”
魏征为避免冤假错案，对李世明的错判直言相劝，在毫无效果时，说了几句叫狠的话，使皇帝改变了主意。这如果没有足够的胆识和智谋，是完全不可能的。
魏征曾经请假上坟，回来后对李世明说：“听说陛下打算去南山，行装已经准备好了，为什么还没有出发呢？”李世明笑着说：“当时确有这个意思，就是怕你嗔怪，所以中止了。”
李世明曾经得到一只好鹞鹰，有一次，把它架在手臂上，逗着玩，老远看见魏征来了，赶紧把鹞鹰放在怀里。魏征见后，便故意在禀报公事时说得没完没了，结果鹞鹰就憋死在怀里了。
李世明在任命断狱无冤的戴胄为大理寺少卿，秉公无私的孙伏珈为谏议大夫，执法不阿的李乾裕为侍御史，正音不乱的祖孝孙制定雅乐不久，又进王珪为侍中。王珪奉诏入朝时，恰好有一个美人站在太宗面前，王珪好像在哪里见过，但又一时想不起来，便有意偷看她的相貌。李世明发现后，就指着美人对王珪说：“这是庐江王的侍姬呢！庐江王闻她有色，就杀死她丈夫，强行占纳。像庐江王这样为非作歹，怎么能不灭亡呢？”王珪故意问李世明说：“陛下认为庐江王做得对还是不对呢？”李世明毫不思索地说：“杀人夺妻，还有什么对不对的呢！”王珪又说：“我听说齐恒公曾到郭地，问父老说，郭君是什么原因被灭亡的呢？父老说他喜欢好的不喜欢坏的，所以灭亡了。齐恒公很是奇怪。父老解释说，郭君虽然喜欢好的东西，但是不能采用，不喜欢坏的东西，但是不能除去，所以灭亡了。如今陛下既然知道了庐江王的过失，又纳庐江王的侍姬，我认为您心里必定赞成庐江王，不然就不会自蹈覆辙了。”李世明听了，不觉爽快地说：“要不是你提醒，我几乎又做了错事了。”等王珪一走，李世明便将侍姬放归娘家去了。
李世明曾令祖孙孝教宫女学习音乐，偶尔不如意，就指责他。王珪知道后，邀温彦博一起去劝谏唐太宗，说：“孝孙本是文雅之人，如今却令他去教习宫女，还谴责他，这是不适宜的。”李世明发怒说：“你们本应竭忠尽智地辅佐我，却为什么要为孝孙说话呢？”温彦博取下乌纱帽，跪着请罪。王珪不仅不跪，而且据理力争，说“陛下平时教导我们要做忠臣，讲直话，我们今天所讲的，便是忠直的话，难道我们心里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吗？”说完就不辞而别，温彦博也跟着走了。
第二天上早朝时，李世明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纳谏，都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我昨天责备两位大臣是不对的，今天深感后悔，你等切不要因为这件事就有话不讲了呀！”接着就封房玄龄、杜如晦为仆射，魏征守秘书监，参与朝政。
房玄龄多谋，杜如晦善断，李世明每与房玄龄商议大事后，必诏杜如晦决定可否。等到杜如晦到来，又往往请太宗按房玄龄说的去做。二人同心辅国，谋定后行，并能举贤荐能，因此，唐朝的贤相，首推房玄龄、杜如晦。
唐太宗李世明君臣同心同德，励精图治，从贞观年间（公元六二七年至六四九年）开始出现了政清人和，百废俱兴的全盛局面，开创了大唐盛世的百年基业，被后世史学家称为“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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