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挑战诸神（秦始皇与山海经）
秦始皇挑战诸神（秦始皇与山海经）顾颉刚先生完全是按照《禹贡》九州的格局理解《山经》地域，将《山经》五方山川与《禹贡》九州山川一一对号入座。有见于《北山经》、《西山经》、《南山经》和《中山经》记载《禹贡》冀、雍、豫、荆、梁诸州山川特为详备，而《东山经》的记载东方山川特为脱略，罕见能与《禹贡》东方青、徐、扬三州相印合者，顾先生因此断定《山经》作者必生于河汉之间，故其撰地志详于西方山川而疏于东方地理。顾颉刚先生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和古史辨学派的旗手，认为研究古史，需要摆脱后世天下一统观的束缚，打破地理自古一体的成见，对于上古史地研究，可谓辟破鸿蒙、振聋发聩之论，他还独具慧眼地认识到《山海经》成书早于《禹贡》，《禹贡》内容多有采撷自《山海经》者。尽管如此，他在理解《山经》的地域范围时，却仍未摆脱天下一统观和《禹贡》世界观的束缚。周公东征后的殷遗民西迁所导致的东方地名的西迁，更加剧了后人对《山海经》和古史地理的误解。周公
一、西土的崛起：“天下”空间格局的重构
《山海经》所反映的以泰山为中心的历史观和空间观，在周人灭商、尤其是周公东征之后，随着东方古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彻底瓦解。
周人建都西土，是华夏世界的政治中心在历史上第一次由东土向西土的转移，从根本上导致华夏政治版图的重构，泰山从此失去了其原本作为天下之中的地位。随着华夏政治版图的重构，华夏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想象世界的中心从原本的山东一隅转到广阔的中原腹地，想象世界的视野因此得到大大扩展，随着“泰山中心观”为“中原中心观”所取代，“山东一体观”也被“天下一体观”所取代，华夏世界想象和理解天下的眼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置身于这道历史分水岭之后的人们，在用新的眼光打量和命名在其面前渐次展开的一片新江山之同时，也用同样的目光反观在其身后渐次隐入暮色之中的旧世界，“却顾来时径，茫茫横翠微”，呈现在其视野中的是一个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隔膜的世界。
置身于商周历史分界线之后的人们，基于“中原中心”的世界观想象和理解《山海经》版图，很自然会认为这幅笼络四海八荒的版图所写照的以中原为中心、涵盖诸夏四裔的广大世界，并基于这种认识将《山海经》所记述的山川与中原及其四方的山川对号入座：原本在山东南部的山川被误认为在中国南方，原本在山东西部的山川被误认为在中国西方，原本在山东北部的山川被误认为在中国北方，原本在泰山周边的山川则被误认为在中原河洛之间。于是，后人读《山海经》，只能基于中原中心观和中国一体观的世界观念和地理知识理解《山海经》，并考求其中山川的所在。
周公东征后的殷遗民西迁所导致的东方地名的西迁，更加剧了后人对《山海经》和古史地理的误解。周公东征之后逼迫殷遗民大举西迁于关中和豫西，原本属于泰山地区的地名以及为这些地名所蕴含的历史记忆也随之被移置到了关中和豫西，渭水、泾水、洛水、伊水、涧水、谷水、泰室、少室、三涂等等地名，都因此而在西周初期迁往了关中和豫西。尤其重要的是，伊、洛诸水之名随殷遗民从泰山西麓的殷墟迁到了豫西，导致关于“有夏之居”的记忆也从泰山迁到了豫西，从此之后，人们只知道豫西的伊、洛，而不知道泰山之下的伊、洛，只知道豫西为“有夏之居”，而不知道泰山之下才是真正的有夏之居，由此导致后人观念中历史空间的严重错位，并进而导致了对于古代历史和地理的一系列误解。这一误解的后果延续至今，现在的考古学者一门心思地在豫西发掘夏墟，把二里头遗址当成夏朝都邑，另一批考古学者一门心思地在晋南发掘唐、虞之墟，把陶寺遗址当成尧、舜之都，就是延续了这一误解并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误解。
在《山海经》地理由山东一隅扩张于全中国的拓扑学（Topology，直译即地形学）进程中。《禹贡》无疑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禹贡》本为大量撷取《山海经》的地理知识编纂成书，成书晚于《山海经》，其地理知识既不如《山海经》丰富，更不如《山海经》可靠，其地位原本也不如《山海经》，但是，从西汉开始，由于汉武帝尊崇儒学，《禹贡》因为载于《尚书》而被学者奉为金科玉律，更由于郡县制国家的确立，《禹贡》为郡县制国家经略天下、筹划郡国提供了一个灵活方便的地理学图式，因此，后世的人们，不仅据《禹贡》九州观筹划、命名天下山川，而且还反过来依据《禹贡》九州观解释《山经》山川，按照《禹贡》的空间格局，将《山经》中的山川之名在九州方域中一一对号入座，《山海经》越发戴稳了天下地理书的帽子，其中山川的真实坐标也越发不可问津了。
自清代开始，考据地理学兴起，地理学家和《山海经》研究者，不了解《山海经》地理这一错综纠结的拓扑学进程，不知道《禹贡》、《地理志》、《水经注》等古地理书中与《山海经》相合的山川地名原本就是《山海经》投射的结果，因见这些书中所载山川地名多与《山海经》相合，故根据《禹贡》、《地理志》、《水经注》等的记载，基于九州地理观理解和考证《山经》山川所在和地域所及。一方面，因为《山海经》中的很多记载无法与九州地理一一契合，因此认为《山海经》的内容大部分出自胡编乱造、虚而不实，《山海经》的地理学价值因此被大大低估；另一方面，则又因《山海经》中个别记载与《禹贡》、《地理志》等书相印合，而孜孜于在九州范围内考求《山海经》山川之所在及其地域之所及，如此一来，除在地理学上生出种种葛藤之外，也使对《山海经》地理的理解去其本来面目越来越远。从清代朴学家毕沅、郝懿行、吴承志、吕调阳，到现代地理学家顾颉刚、谭其骧、王成组等等，无一不是在《禹贡》九州观亦即中国版图的范围内理解《山经》地域之范围、考索其山川之所在。
顾颉刚先生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和古史辨学派的旗手，认为研究古史，需要摆脱后世天下一统观的束缚，打破地理自古一体的成见，对于上古史地研究，可谓辟破鸿蒙、振聋发聩之论，他还独具慧眼地认识到《山海经》成书早于《禹贡》，《禹贡》内容多有采撷自《山海经》者。尽管如此，他在理解《山经》的地域范围时，却仍未摆脱天下一统观和《禹贡》世界观的束缚。
顾颉刚先生完全是按照《禹贡》九州的格局理解《山经》地域，将《山经》五方山川与《禹贡》九州山川一一对号入座。有见于《北山经》、《西山经》、《南山经》和《中山经》记载《禹贡》冀、雍、豫、荆、梁诸州山川特为详备，而《东山经》的记载东方山川特为脱略，罕见能与《禹贡》东方青、徐、扬三州相印合者，顾先生因此断定《山经》作者必生于河汉之间，故其撰地志详于西方山川而疏于东方地理。
殊不知，《山经》与《禹贡》相比，之所以看起来详于西、北、南三部诸州而疏于东方青、兖、徐三州，正是由于他基于《禹贡》九州观和中原中心观理解《山经》，见《北山经》有霍山、漳水、滱水、大陆、碣石等地名而认为其所记为冀州山川，见《西山经》有弱水、泾水、渭水、漆水、鸟鼠同穴、三危山等地名而认为其所记为雍州山川，见《中山经》有伊水、洛水、涧水等地名而认为其所记为豫州山川，见《中山经》后面几篇有荆山、汉水、九江、汉水等地名而断定其所记为荆州山川，从而将《西山经》从山东西部移到了西方雍州之域，《北山经》从山东北部移到了北方冀州之域，《南山经》从山东南部移到了东南扬州之域，《中山经》则分别从山东西部和西南移到了中原豫州和南方荆州之域，只有《东山经》仍然留在东部，但也从其原本所在的鲁北变成了整个中国的东方，它所记载的原本只是在鲁东北一隅的青州之山则不得不以一方之山分作兖、青、徐三州，如此一来，以《禹贡》为主而校《山经》之地域，就必然出现详于西部而疏于东部的整体格局，这正是其在顾颉刚先生眼中呈现出的模样。
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顾颉刚先生
随着《山海经》中的山川被从东方瞒天过海地移到中国各地，同时被挪移的还有东方的神灵与历史，原本栖息于山东山川的神灵、发生于齐鲁之域的上古历史，也被放散到了整个九州版图和华夏世界，于是东方的山川变得越来越荒芜，而《山海经》中所保存的上古神话和历史记忆则失去其故土依托，在华夏大地上四散飘零，却漫无归依，华夏神话学和上古史也因此变成了一团头绪越来越混乱的乱麻。
从《禹贡》开始的《山海经》地理拓扑学进程，就相当于有人将一幅题为《山海经》的山东省地图撕成七零八落，然后将这些写满山东地名的碎片粘贴到一幅中国地图上并命名之为《禹贡九州图》。要将这些碎片重新拼贴还原为其本来的样子，恢复《山海经》地图的旧观，就必须先将这些写满地名的碎片从《禹贡九州图》上剥离下来，然后按照山东地图的固有脉络将它们归还原位重新拼合起来。但是，这些碎片在错误的地方已经粘贴了千百年，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要将它们撕下来，要推翻早已积重难返、根深蒂固的成见，谈何容易！你首先要向人们证明，这些碎片确实贴错了地方，这些碎片是如何被贴错了地方，是什么人、基于怎样的误解、处于怎样的动机、乃至因为怎样的历史情境而做出这些错误的粘贴……。这大体上就是本书所做的事情。
《山海经》一书，不管是《山经》的博载五方之山川宝藏，还是《海经》的总览四海之方国神灵，都是基于真实经验和实地考察，《山海经》才是最古老的科学地理书，其科学性和实证性远远高于《禹贡》。但是，自从华夏世界观和华夏地理学被《禹贡》一统天下，后世的人们用经过《禹贡》规训的眼光观看《山海经》，《山海经》反倒变得令人费解、不可思议，被当成了一部充满胡言乱语和海客怪谈的神话地理书。
《山海经》空间格局的重构，从以山东为中心的世界观，到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观，直到被《禹贡》的九州世界观所遮蔽和取代，这一地理拓扑学进程的背后，是一个彻底改变中国政治空间格局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它开始于周人灭商之后原本居于东方的夏、商遗民的西迁导致的“天下之中”从泰山转移到豫西，最终的完成则要等到秦始皇扫灭东方六国，最终将天下熔炼为一个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伟大帝国。
二、东方的召唤：秦始皇巡守的神话地理学
在历经数百年的列强竞逐、攻城略地的战国兼并战争之后，秦始皇二十六年，亦即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攻破齐国，齐王建俯首称臣，至此，秦国的铁骑踏平六国，列国纷争的战国时代宣告结束，酝酿已久的天下大一统格局从想象变成现实。秦始皇初并天下，其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秦始皇听取丞相王绾、廷尉李斯等的建议，废除封建制，建立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颁定法律，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在欧亚大陆的东方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集权制王朝，华夏世界由血缘纽带和礼乐文化的想象性认同转变为法令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地理学从来就跟政治制度密不可分，舆地版图既为政治权力提供了现实的运行空间，同时也反过来为政治权力所构建，地理学就是政治制度在大地山川的投影。秦王朝的建立，必然导致对华夏世界地理空间的重构和地理学的转型。秦始皇规模空前的巡守之旅，其动机和作用之一，就是这位雄心勃勃的始皇帝试图用他自己的足迹和山川祭祀仪式亲自丈量、重新筹划天下地理。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自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之后，秦始皇即热衷于巡视疆域。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二十八年，东行郡县，上邹峄山，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遂上泰山，立石封禅，刻石颂秦德；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乃西南渡淮水，至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自南郡由武关归。二十九年，复东游，登之罘，刻石；遂至琅邪，旋归，取道上党归咸阳。三十二年，至辽东碣石，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继而巡北边，从上郡归咸阳。三十七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南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南行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北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复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射巨鱼；遂并渤海西行，至平原津而病；七月丙寅，崩于沙丘平台。
由于秦王朝兴起于西方，六国故地皆在东方，秦始皇初并天下，首先面临的是对东方疆土的经略与控御，因此他的五次巡行，除二十七年的第一次所巡为秦国故地之外，其它四次所巡皆为其所征服的东方六国之地，秦始皇的政治用意很明显，通过展示君王的威权以达到震慑东方、强化王朝空间一体化的目的，通过巡行郡国、祭祀山川，将秦王朝的权力、法度和教化昭示天下。秦始皇每至一地，皆立刻石，颂秦德，为山川打下明确的秦王朝印记。秦始皇用其巡行的足迹，勾勒出了秦王朝的疆域空间，其意义堪与传说中舜巡四岳或大禹周行九州的壮举相媲美，收拾六国山河、重构帝国江山的用意十分明显。“东抚东土，以省卒士。……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琅邪刻石的这段文字，即明确地表达了秦王朝经略东方、混一海内的政治抱负和空间意识。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五年，秦始皇命人“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上朐，《海内南经》谓之北朐，在今连云港。连云港与咸阳的纬度几乎相同，恰位于咸阳的正东方，足见秦始皇以上朐为秦东门，立石为表，并非仅出臆测，而必定是经过实测的结果。这意味着，秦始皇的东方巡守之旅，除了文武官员、儒生方士之外，亦当有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博学之士伴行鞍前马后。秦始皇的巡狩之旅，路途迢遥，耗费巨大，不可能纯为象征性的耀武扬威，更不可能专为求仙访道，通过实际勘查和测绘，以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对“皇帝之土”进行全面的经略，当是其巡行郡国的重要目的。
连云港孔望山公园的秦东门石刻
《山海经》作为一个总览四海方国、囊括九州山川的天下地理书，为战国学者所共述，出自秦国学者之手的《吕氏春秋》，频频援引《山海经》，表明在秦始皇平定六国之前，秦国学者就已经熟稔《山海经》其书。《山海经》作为当时唯一一部详细记录天下山川地理知识的地理书，也必定是秦始皇舆地经略的重要参照，同时，秦王朝的舆地经略和空间意识，必定也会反过来影响当时学者对《山海经》的理解和解释。
《史记·秦始皇本纪》述秦始皇初并天下时的疆域范围为：“秦王初并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山海经》版图，东有海，东南有会稽、具区（《南次二经》），南有洞庭、潇湘（《中次十二经》），西南有岷山（《中次九经》）、黑水（《西次三经》），西有嶓冢、鸟鼠同穴、流沙、黑水（《西山经》），北到雁门（《北次三经》），东北到碣石（《北次三经》），若按照其在《禹贡》九州中的位置理解这些地名，它们所勾勒出来的地域范围大致与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的版图相当，这意味着，在秦代学者的眼里，《山海经》无疑就是一部现成的天下舆地志。
因此，秦始皇并一天下之后，经略疆域，新置郡县，即依据《山海经》四方的山川地名为其新辟疆域和新置郡县命名，比如说，以“雁门”命名北方之郡，以“洞庭”、“苍梧”、“桂林”、“南海”命名南方之郡，都是依据《山海经》，“衡山”、“郁水”、“湘水”、“洞庭”、“澧水”、“沅水”等见于《山海经》“江水”流域的南方山川也是在秦始皇时期被移到了江南。
《史记》的记载表明，秦始皇巡行东土的随行者中，必有熟读《山海经》的博学之士。《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始皇自琅邪还，过彭城，欲出周鼎泗水而弗得。乃西南渡淮水，经衡山郡、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为大风所阻，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正义以《括地志》所记岳州湘阴县（今湖南湘阴县）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为此湘山，并谓“山近湘水，庙在山南，故言湘山祠”，湘山祠（青草山）在洞庭湖，近湘水入湖处。湘君之说，实出自《山海经》，即《中次十二经》所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如上所考，此条所言诸地，原本皆在彭城以东的沂、泗交汇之地，江为沂水，洞庭之山为沂、沭二水之间的马陵山，潇、湘为分别流经淮北萧、相二县的两条河流，潇湘之渊为萧、相二水与泗水所会而成之回渊，帝之二女即栖居于沂、泗、萧、相诸水之际的江神，相山原为相水所出之山，今淮北相县犹有相山。《山海经》云帝之二女“出入必以飘风暴雨”，说明此二神还是风神，而秦始皇浮江至湘山为大风所阻，问湘君何神，博士答以尧女、舜妻，说明他们所依据的正是《山海经》关于帝之二女的记载。湘山原在淮北，不在江滨，帝之二女亦非尧女、舜妻，秦博士自系误说，但却足以表明他们是熟谙《山海经》的，并且已经把《山海经》中的江水误以为南方的长江了。
朱梅邨（1911-1993）绘《湘夫人造像》
《周礼·地官》云：“土训，掌地道图，以诏地事；地道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王巡守，则夹王车。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谓王者出行必有熟知地理物产、地方掌故、四方风俗的学者陪同。始皇远游，所经之地皆为其从未涉足之域，推之情理，必征熟悉地理、风土的土训、诵训者流随行为向导，而秦始皇之前，详载四方山川的唯《山海经》其书而已，故《山海经》被秦始皇及其随行博士作为“旅行指南”，随身携带备考，自属情理之中。
秦始皇设置郡县，统理河山，以出自《山海经》的地名命名四方郡县、山川，如以洞庭、桂林、苍梧、番禺为南方郡、县名，以雁门为朔北郡名，以洞庭、彭泽、湘水、沅水、郁水（皆见《海内东经》所附“秦水经”）等为南方之水，以衡山、苍梧、九疑等为南方之山，很可能就是此辈熟谙《山海经》的博士们的主意。
正是秦始皇的统一大业，让聚集于咸阳的博学之士们有可能基于混一海内、天下一统的世界观和空间观，对《山海经》做出了全新的解读，将《山海经》的地名拓扑、附丽于秦帝国空前广袤的版图之上，使之转变成为一个弥纶天下、囊括九州的地理学文本，从而彻底斩断了其与齐鲁山川之间的联系，而蕴涵于这部山川地志中的古老的历史记忆也因此而逐渐漫漶模糊。
尽管秦始皇的博士们已经遗忘了《山海经》其书与齐鲁山川的关联，不过，在秦始皇的时代，齐鲁山川的文化记忆尚未彻底失落，《山海经》与齐鲁山川之间的联系尽管已经无人知晓，但齐鲁山川的神话和传说却仍在世间流传，齐鲁山川的神性魅力也尚未消散，《山海经》中的山川神灵尽管早已面目模糊，但这些山川的神性和传说却借齐地学者、儒生、方士们的齐东野语、齐谐故事而流传于世间。实际上，秦始皇的东巡之旅，除了经略疆土的政治意义之外，在很大程度上确是为了响应齐鲁山川的古老历史和神性魅力向他发出的召唤。
秦始皇东巡琅琊台雕像
秦始皇东巡尽管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其宗教诉求也是毋庸置疑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的四次东方之行，至少三次都有祠神求仙之举：二十八年，登封泰山，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三十二年，至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三十七年，验问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而无果。在司马迁看来，秦始皇东巡的宗教意味甚至超过了政治意味。司马迁将始皇东巡的宗教诉求分为三项，即封禅泰山、祠祀八神、海上求仙。汉武帝步武秦始皇之后，也是一生好做仙山游，其东游齐鲁海岱的拜祠活动，亦不外乎这三项。
前人对于泰山封禅、齐地八神、蓬莱仙人这三种宗教观念的来源已多有论述，但对其与《山海经》之间的关系，虽偶有涉猎，却尚缺乏系统的研究，原因在于前人皆未认识到《山海经》实为齐鲁地理书，其中系统地反映了齐地的山川神灵和原始宗教。实际上，泰山封禅、齐地八神、蓬莱仙人这三种宗教观念，在《山海经》都有或明或暗的反映，《山海经》博载齐地的山川、风土、神祀，保存了丰富的齐地山川崇拜和宗教文化记忆，实不妨视为一部齐地宗教地理志。
《史记·封禅书》云：“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其实不管说八神自古有之，还是说太公以来作之，都有道理。八神之数，肯定是齐国人为构建的结果，但肯定不会是凭空杜撰，而是皆有其当地古老的原始宗教渊源所谓依托。八神栖于山泽，其神性也源于这些山泽。这些山泽在齐国版图中所处的特定方位赋予它们特定的宇宙论地位，使之具有了特定的宗教意义和神性意味，从而使这些山泽成为特定神祀之所在，并生发出相关的神话。
正是这些生发于大地山川的神灵和神话，在为大地山川命名和赋予意义之同时，也将这些山川铭刻在文化记忆和风土传说之中，风土传说凭借土著故老的野语掌故而世代相传，比之于镌于金石、书于简帛的书面文献，往往有着更为强韧的生命力和延续性。而且，书面文献难免受到权力操弄和文人缘饰发挥而变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识，土生土长、故老相传的风土传说却能免于权力的操弄和文人的改窜，穿越因王朝更替、制度变迁导致的历史断裂，将关于乡土山川的文化记忆传诸久远。
因此，我们看到，在战国秦汉之际，随着六王毕、四海一的大一统格局的确立，当秦王朝的博士们已经不知道《山海经》所记载的那些山川以及神灵的真实所在，正按照当时如日中天的大一统世界观对《山海经》的山川群神进行重新定位，《山海经》的真相变得日益漫漶难辨，而与《山海经》中的山川神灵相关的文化记忆却仍借齐东野人的齐谐故事、海上方士的仙山神话而得以流传，并借助封禅泰山、蓬莱仙山、齐地八神的名义镌刻进秦、汉王朝的祀典之中。《山海经》地理学尽管遭到了遗忘，但《山海经》地理学依托于其上的山川、以及依托于这些山川的文化记忆却借乡野故事、故老传说而流传了下来。
（摘自刘宗迪《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第十六章《众神的黄昏》，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1404-1452页。此处文字略有改动。）
《众神的山川——
<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
刘宗迪 著
本书的任务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山海经》知识形态学研究:基于对古代地理学生成机制的理解，说明《山海经》地理知识的存在形态和表达方式，证明《山海经》并非什么怪物志，扫清妨碍理解《山海经》的成见，这部分内容为下文作铺垫，是为上编。
第二，《山海经》地理和历史研究:考证《山海经》各篇所记山川地理的地域范围，以及《山海经》地理与中国古史传说尤其是夏、商历史记忆的关系，这部分内容是本书的主体，是为中编。
第三，《山海经》年代学研究:基于上一部分研究得出的结论，考证《山海经》成书的年代和地域文化渊源，阐明《山海经》对于重建华夏上古史的史料价值，这部分内容可视为本书的结论，是为下编。
《山海经》是一部囊括万有的宇宙图志，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堪称一部上古自然知识与文化记忆的宝库。经文记录的众多山川、方国、丘墟地名，作为先民铭写于大地之上永不磨灭的历史印记，凝聚了极为丰富的上古历史、地理和宗教文化记忆。它们组合为一幅山川与都邑并陈、时间与空间交错的地图，指引着我们穿越时光之门，回到那个众神守护山川、大地与星空交映、华夏与万国杂然并存的历史图景。借助《山海经》地理空间的重建，让我们重新回到历史曙光初启的“前华夏”世界。
刘宗迪，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上古历史地理、先秦文献、神话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著有《失落的天书》《古典的草根》等书。
《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增订本)
《山海经》(普及版)(国学经典规范读本)
《中国的神兽与恶鬼：<山海经>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