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杀2真的好虐好讽刺(误杀2不见正义)
误杀2真的好虐好讽刺(误杀2不见正义)它表达的实际内容对特权掠夺与底层控诉的主题构成了自我否定和消解——影片口碑崩塌的真正原因是:影片的豆瓣分数在及格线徘徊是水军抹黑还是观众变了?都不是。
凭对悬疑节奏的出色把控和大量迷影梗的使用,《误杀》曾斩获13亿的票房佳绩,成为疫情前最后一匹国产黑马——
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原作《误杀瞒天记》。
两年后,同样由陈思成监制、新导演挂帅的《误杀2》卷土重来。
可这回,很多人却不买帐了。
影片的豆瓣分数在及格线徘徊
是水军抹黑还是观众变了?
都不是。
影片口碑崩塌的真正原因是:
它表达的实际内容对特权掠夺与底层控诉的主题构成了自我否定和消解——
这首先体现在它对原作就存在一定的曲解和误会,继而在情节取舍与所谓“本土化改编”过程中出现了更大的纰漏。
对原作的悖离:医保黑幕变“两个好人”
《误杀2》改编自19年前的好莱坞电影《迫在眉梢》,而后者的重心不在于“献心救子”的剧情反转,甚至不是表面上的父子亲情。
影片的矛头直指美国不健全的医保制度、医院与保险公司的狼狈为奸,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大家可以想想电影上映六年后通过的奥巴马医改计划。
《迫在眉梢》中的保险公司与医院合谋,共同盘剥底层
《迫在眉梢》花了相当长的篇幅描绘丹泽尔·华盛顿一家人拮据的经济状况和求告无门的四处碰壁,将医患间的紧张关系和美国系统性的医疗腐败展现得淋漓尽致。
片中塑造的院领导与心脏科主任,都称不上是什么原则性的好人,他们从“见怪不怪”与“照章办事”的麻木不仁,到最终被华盛顿的自我牺牲精神所打动,人物弧光是立住的。
或许你会讲,这些人物与情节,在《误杀2》中都有保留啊!
没错,但却被大大地“快进”与简化。
无论是林日朗一家走投无路的困窘还是医院不为所动的冷漠。
以“医生给孩子两种建议”这场戏为例,原作中,是华盛顿被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震惊,面对天文数字和难以预测的术后结果,六神无主地询问医生“要是你会怎么做”,医生这才答复:“我当然会尽全力救他”;
而在《误杀2》里,达马医生话赶话地抛出了两个选项——
天文数字或者回家等死。
对中国人来说,面对这个两难抉择,本不该拍得如此草率。
那种听天由命的残酷和心如刀绞的绝望便大打折扣。
二人的冲突并非基于医患关系而是强权介入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误杀2》不得不将故事的现实基底完全抽干,恰如它的前作一般。
所以必得是在虚构的异国他乡,医患对立这一尖锐矛盾也必须被弱化。
因此原作中随波逐流、要靠华盛顿不停推动的医生形象也转变为由宋洋饰演的好心医生达马:
从他意图辞职、奋起抗争的那一刻,我们就知道这是个固守职业道德,同时缺乏人物弧光的正面角色。
等看到他房顶塌落时主动搭救孕妇,再了解到他早就知道林日朗打算牺牲自己,答应为其换心脏时,我们终于发现:
《迫在眉梢》中对现存医保制度最强烈的批判已经变成两个好人的不断理解与彼此扶持。
正如那个丧妻丈夫所说:“我本想杀你,可从他嘴里,知道你是个好人”。
真是满满的正能量。
原作里很多针对医保弊端的台词是不能出现了,导演很聪明地“点到即止”,将医疗行业的制度化顽疾与结构性腐败隐藏在达马医生良心未泯的高大形象后。
颇似《我不是药神》里的观点:
只有药企和资本家是坏的。
《我不是药神》,2018
但达马医生“换心脏”的做法是否符合医学道德和科学原理?
成年人的心脏是否能与儿童相匹配?
这在《迫在眉梢》中本是被重点强调的,本片却一笔带过。
所以观众分明还记得达马先前的台词:“你儿子的心脏和成年人一样大,所以要换”,结果最后却换了个成年人的心脏,这是在搞什么?
除了对医疗黑幕的揭批变得软弱无力,《误杀2》与《迫在眉梢》的另一个重大不同在于:
后者的父子之爱立足于个人的强大信仰——
这种信仰与神迹的发生、美国人的基督教信仰是合二为一的。
全片第一组车祸镜头当中,就有十字架的特写:
这预告了在车祸中去世的陌生女性将成为最后一分钟拯救华盛顿的机械降神——
正因为开场便对宗教的救赎力量加以铺垫,当奇迹终于发生时观众才不觉突兀。
莫要忽视《迫在眉梢》中的宗教元素
非但如此,在华盛顿一家三口于教堂中祷告、在医院目睹同病房小女孩离世时,均出现了“耶稣爱我”、“我与你同在”等大量台词,罗伯特·杜瓦尔在与华盛顿的谈判中更是提到要依靠信仰的力量。
所以《迫在眉梢》还是一部宗教气息浓厚、展现信仰与神迹的电影。
反观《误杀2》,它的第一组镜头是肖央劫持医院,之后媒体介入,继而展开倒叙和追溯。这反映出导演关注重心的不同。
戴墨延续了柯汶利在《误杀》中的思路:
他最在乎的依旧是紧张氛围的营造和叙事的反转。可《迫在眉梢》压根就不是一个悬疑类型片的剧本。
可以说:“反转再反转”的努力,用错了方向。
由于对宗教信仰的隔膜和儒家文化的覆盖,《迫在眉梢》中有关信仰的表达当然被《误杀2》舍弃,它的表达恰恰走向了反面:
没有奇迹、也不能相信任何人(媒体、警察、当权者......),人唯一能信的,只有亲人。
因此它将视域集中在中国人最熟悉的家庭伦理范畴,好似《你好李焕英》、《关于我妈的一切》等亲情片一般,化“大爱”为“小爱”,凸显天伦之爱、主打催泪牌。
这一更接地气、更本土的改编倒也没什么,可问题是对亲人之爱的铺陈,《迫在眉梢》做得恰恰不够。
原作中,展现父子亲昵的只有饭桌上聊聊几句的互动,在抛出一个“不要说再见,我们回头见”的伏笔后迅速转入正题。
这便显得华盛顿最后对儿子的深情告白和人生嘱托略嫌套路跟煽情,因为导演先前描绘的家庭关系未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误杀2》原封不动地承袭了原作这一缺点,只不过把“不说再见而是一会儿见”改造成了父子诀别的“再见萤火虫”式说教,亲人间的精神交流变得更少。
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西恩·潘和达科塔·范宁主演的《我是山姆》或凯西·贝茨的《热泪伤痕》,那里面的亲情刻画才叫感人。
《我是山姆》,2001
当然如前所述,《迫在眉梢》本质上不是一部家庭亲情片,它的宗教背景和现实批判性可以弥补亲情着墨不足的短板。
既然“神迹与信仰”在《误杀2》中是不存在的,那我们来看看影片着力呈现的特权批判(非医学批判)的实际效果又如何。
最大的败笔是:
心脏是绝对不能被换的——
那是活人的心脏、底层的心脏,将其拱手相让于权贵、让命若蝼蚁的底层最终像蝼蚁般死去。
这样的“批判”没有正义、也没有光亮。
对主题的悖反:既没正义也无光亮
《误杀2》对原作的最大“创新”改编是从没有心脏源到心脏源被劫。
这么改是因为要将对现实医保的批判置换为对虚构权贵的批判,它既能塞进更多的表达(铁拳与鸡蛋,强权与公义......)也可容纳更多的反转。
更燃,也更安全。
影片不惜为此构建了一张自觉惊心动魄实则臃肿乏味的权力巨网:
医院院长宋明——卫生局局长潘差——器官救助协会处长——市秘书长萨丁——市长龙丹......
一颗原本属于普通人的救命心脏,就这样被层层转交到了权贵手中。
对“他国强权”的批判,影片倒是与《误杀》一脉相承,尤其姜皓文在两部影片中都作为一手遮天的大boss,所以你还不能说它与前作“毫无关联”。
而这回上位者的以权谋私、草菅人命貌似也体现得更为彻底和有力。
只是“貌似”。
林日朗在医院门口和张正义对峙时说“你要面对的,是最大的当权人物,你敢不敢”,可最后却为孩子留下这样的遗言:
“有时候,死亡也是一种胜利”。
这是在开什么玩笑?
命如草芥的底层贫民像狗一样被国家的暴力机器打死在街头,这算什么“胜利”?
片中人物的名字大有深意:
林日朗意即“朗日当空”、“朗朗乾坤”;
张正义誓要“伸张正义”,不做同流合污的“老鼠”;
林日朗的儿子叫“小虫”,即“小小的虫蚁”和发光的萤火虫。
林日朗正是以萤火虫譬喻像自己一样走投无路的穷苦人民:
“萤火虫的光太弱,只有在黑暗中才看得见”——
人民应该照亮黑暗。
可当所有“萤火虫”都聚集到身边的时候,林日朗的抉择是什么?
是和最大的“黑暗”(市长)合作一把,以生命为代价“演一出戏”:
让“老鼠”们为了保全最大的黑暗将自己击毙——
到头来大小“黑暗”们活着,“萤火虫”却死了,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或者你会说,片尾交代这一帮权贵都受到惩罚了啊!
林日朗牺牲自己还是值得的啊!
我请大家注意一点:
草菅人命的权贵阶层得到的是什么惩罚?
是因为贪污罪受审、是“受牵连”下台——
这可是一群杀人犯。
如此不对等加轻描淡写的“惩罚”,纯属应付差事、聊胜于无。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一个镜头是:
市长的儿子在墓地中向阿玲和小虫鞠躬致谢。
你看,底层虽遭受了天大的不公、献祭了自己的生命,最终还是要与“黑暗”和解,“一笑泯恩仇”。
虽然“有的人是孩子,有的人不是普通孩子”,但总归都是孩子嘛!将来还要一起长大啊!
导演是这意思吗?
这样的和解我绝不接受。
林日朗的绝命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可能会让很多人大呼感动:
“我曾经以为,我能够一辈子陪在你的身边,但仔细想想,谁又能陪谁一辈子呢”。
说得好。
我们也可以仔细想想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呗,就是认命呗,就是什么都改变不了呗。
本来林日朗就向仇人坦陈过心迹:
“为什么赢的总是你们?......我最后才发现,从一开始我就输了。”
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我其实挺不爱拿“价值取向”衡量一部电影的,但一部正常的电影,无论如何不能流露出人只有向黑暗妥协跟投降才能讨条活路这一想法。
说是“讨”,除了“求演戏”以外,还一个细节:
当林日朗被警方击毙后,警察一拥而上将达马医生堵在医院出不来。
这时,是依然大权在握的市长果断下达命令放他出来。
这是林日朗最后的心愿......
所以“黑暗”不仅决定你生前的命运,还掌握你死后的命运。
这死得也太窝囊了,若说像《浊水漂流》中的吴镇宇那样“大家揽着一块死”也行,到头来您这一死了之,把200万的高利贷留给孤儿寡母又算怎么回事!
《浊水漂流》,2021
主动赴死不是不行,那得看为谁而死,为何而死。
周显扬十年前的《大追捕》,可与这部电影进行对标。
两片的故事脉络挺像,讲的都是一个父亲为了孩子牺牲一切、主动赴死。
巧合的是,那部作品的主演也有任达华和文咏珊。
任达华这回几乎复制了《大追捕》中的人物形象:
一个同样执着于真相、与女儿关系紧张的好警察。
张家辉则对应着肖央的角色。
大家可以看看张家辉的表演,什么才叫演技炸裂,什么才是忍辱负重、舍身取义和父爱如山。
《大追捕》,2012
如果《误杀2》结束于林日朗之死,我还能认为是编导的考虑不周。
但那个画蛇添足的彩蛋让这部电影几乎不可原谅:
原来一切只是林日朗的一个剧本......
这对影片先前建立的父爱如山、反抗强权的主题来了场狠狠的自我鞭挞与嘲讽,导演甚至自恋地将自己的名字打在场记板上,宛如一个恶毒的玩笑。
这还真如尹子维饰演的警察所说:
这是个毫无底线的“编剧”啊!
“什么样丧心病狂的人”才能编出自己的儿子罹患绝症、而自己化身英雄的剧本?
戏耍了观众一通后居然能毫无心理负担地告诉大家:
刚才发生的一切只是黄粱一梦呵!底层一家靠卖惨的假故事翻身啦,眼下正在那岁月静好呢!
这一自打颜面、自作聪明的丑陋设计较之《误杀》中那个“其实我也对不起你”后全家人争相自首的结局更为不堪。
《误杀》,2019
在《误杀》的结尾流露出了这样的潜台词:
即使底层遭遇了严重的侵害与不公,也千万别对强权人物构成“误杀”,否则你得付出坐牢的代价。
而到了这部新作里,导演的价值观更上一个楼:
即便底层一个人都没“误杀”,反抗强权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还叫什么《误杀》啊,干脆叫《自杀》不更贴切?
不得不说,《误杀2》直接把人给写死这一改编,才是最大的“本土化处理”。
除了这一情节你我比较熟悉外,真不知全片还有什么媒体尬吹的“本土化改编”?
全片刻画成功的唯有一点:
那就是普罗大众的情绪至上和反复无常。
这部电影就像它刻画的群众
当他们认为林日朗是反抗强权的孤胆英雄时,会报以热烈的掌声为他加油;
当他们误会林日朗杀了警察时,又有人说原来他是个坏人;
当大伙以为“坏人”被萨丁下令击毙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
而当人们最终看清市长的真面目后又群情激奋、为林日朗喊冤叫屈——
昨日在电视屏幕中为市长欢呼的,八成也是这群人,谁知道他们明天会干什么。
他们容易被感动更容易被激怒,擅长围观与即时判断。
他们在乎真相么?
不。
还记得想要撵走阿玲和小虫的病人亲属么?——
你对他们凶一点,他们立马就怂了。
所谓“良心女记者”就是一个典型的吃瓜群众:
原本一切以热度和流量论,能拿林日朗的救命请求炮制她的“非礼”假新闻,你简直不知道她是怎么突然化身独闯龙潭调查真相、连台长的话都不听的“正义使者”的。
大概只能理解为被听到的事情感动了吧。
不过这个女演员的表演实在让人难以感动,那个职场宫斗剧的怼脸拍法压根不属于电影的表演。
甚至连任达华饰演的张正义也沦为一个“热心群众”:
林日朗说是卫生局长,那罪魁就是卫生局长;
林日朗说是市秘书长,那就是市秘书长。
“我只相信我的直觉”,什么证据?
不需要的。
张正义自己也说“你的态度就是你的证据”,反正自己感动了就行了,所以他徒弟对他的评价没错。
就这样绕过一大圈干扰视线的闲杂人等,最终贡献了一场隔靴搔痒兼自相矛盾的强权批判——
这部电影没有价值判断,它就像它刻画的那群脸谱化到不能再脸谱化的群众。
而从拍摄技巧层面看,影片对悬疑节点的把握和燃情点的捕捉也是稀烂,几乎每个转折都很刻意、生硬,只能不断靠一惊一乍的音乐强轰,甚至连《误杀》中工整圆熟的“球赛现场-误杀车库”的交叉剪辑也消失不见。
至于“洞”里的“两鼠对峙”、“无语望苍天”的升格镜头、林日朗与阿玲通话时“心心相印”的面容叠化......也只是商业类型片的常规操作。
你非说这些画面有多高明,我实在不能同意。
更别提那个“靠假枪寻死”的老梗,从香港电影《O记三合会档案》到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老爷车》,我们着实见过不少了。
《老爷车》:伊斯特伍德假装掏枪被混混击杀
《误杀2》与其说呼应,毋宁说在故意讨好和迎合大众的某种社会情绪、它貌似表达了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可从制作思路的混乱和最终呈现效果来看充斥着满满的商业算计,最终走向了弄巧成拙的反面。
真正关心底层疾苦的话,至少考虑一下面对底层的拍摄角度——
起码别再尝试居高临下的俯拍。
还记得那个蹲在墙角、无助哭诉,与林日朗同病相怜的父亲吧。
他说的是:
“这就是她的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