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一台光刻机究竟有多难（我所经历的国营建光机器厂与）
制造一台光刻机究竟有多难（我所经历的国营建光机器厂与）回顾两次合并商谈破局的争议焦点，无非就是县团级工厂和地师级研究所合并后，新单位双方领导权的分配、各自单位员工工资福利的保障、新单位发展方向等等。其实都是国家投资单位，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合并不成，研究所只是延缓了搬迁速度，另选新址继续发展。而建光厂，则白白错失了发展机遇。继这以后不久。陕西某地的一个待搬迁的研究所，地师级编制，有千人左右，由于各种原因迟迟没能搬迁。上级部门也是为了尽快完成搬迁任务，就出个拉郎配的方案，建议研究所整体迁入建光厂。双方也进行了多轮商谈。该研究所宝鸡地区员工较多，对这一合并方案积极性很高，建光厂领导班子内部意见难以统一，犹豫不决，合并商谈一拖再拖，下不了合并的决心，最后也不了了之。该研究所最终迁入西安，属事业单位，效益挺好。尽管这是两个专业方向不太吻合的单位，合并思路不是非常合理，但建光厂当时已经显现颓势，企业承担国家战略布局的“光刻机’任务，军转民后就没了研究经
作者：凡夫俗子
从宝鸡市老火车站中心区一路向南过渭河大桥，走不多久要经过一段上坡路（清姜大坡），坡顶有几公里狭长的平缓地貌左依秦岭山脉、右临清姜河水。历史记载这片土地就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出生和生活过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风水宝地。适宜的环境气候，便利的交通，独特的区域位置，被新中国国家高层战略规划选中。从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开始，到70年代“备战备荒”的三线建设，一大批相当规模的国家重点军工单位就落户在这里，十几万军工人及家属低调地为国防事业默默地辛勤工作着。国营建光机器厂也曾经是这群军工企业中一颗耀眼的新星。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浪潮中，宝鸡国营建光机器厂（第4503厂，81信箱）原为四机部直属企业，被下放到地方管理，成了陕西省电子厅所属企业，实际上是把企业一下子推入市场。致使当年承担国家研发“光刻机”等无线电专用设备任务中断，企业逐步衰落。纵观历史上每一个大变革时代，任何群体和个体都会面临动荡和不安，同时也会有大量的机遇和挑战，变革的时代对一个群体掌门人的领导能力和战略眼光确实是一个考验。回看建光厂从兴盛到败落的历程，并非完全没有振兴和自我救赎的机会，只是在关键转折时点没有认清大势，把几次找上门的大好机遇白白失去。本文旧事重提，不是要从今日的高度来评判已经翻篇的事情，凭心而论，历届厂领导都为了工厂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心血和汗水，都希望在自己任内做出一番风光的政绩，做个既能让上级部门满意，又能让企业员工称赞的好干部。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太多太多的理不清说不明的各种原因和历史局限，上千人的建光厂短暂的辉煌就像流星一样在时空中划过。（上世纪70年代前后的中国电子报，陕西日报，经济日报等，都对建光机器厂独立自主研发“光刻机”离子注入机等半导体专用设备的技术成果，进行过多次报导）。本文只是根据事实梳理，也许对后人有点警示和借鉴。偌大规模的企业已经逐渐被历史湮没了，那就让江湖上留下些许传说和记忆吧。
第一次机会：厂校合建之初，共同发展的天赐良机
上世纪文化大革命后期，四机部为了大量培养电子行业后备人才，在四机部高层专题会议中（6910会议决议)，决定由宝鸡建光厂负责，在原无线电工业学校班底的基础上，筹建一所中等规模电子院校，工厂研发方向不变，仍以半导体设备“光刻机”等为主，同时承担院校的实习教学任务。这一决议，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根本没法落实。进入70 年代初，教育行业开始恢复，四机部很快就下拨100万资金，和建校的设计规划图一并发给国营建光机器厂要求按6910决议实施。前期资金先用于教学楼、宿舍楼、大食堂三大建筑，100万在那个时代是巨额数字，大部分二级工薪水是42.41元/月。当时的企业领导层对上级的这一安排，意见分歧很大。主管领导不愿承担厂校合办任务，坚持独立办厂；另一部分有远见的技术型领导及部分原教职人员，认为上级的这种决策规划有很高的前瞻性，而且有利工厂和学校的共同发展，实在不行，退而求其次，用这100万先把三大建筑搞起来，以后无论是学院还是工厂都可以使用。后一种意见所包含的折中方案遭到了当年派驻来主持工作的领导的批驳：“我们都是来干革命工作的，不能投机取巧，用这种不诚实的方式欺骗国家，骗取国家的钱。”最终这100万连同设计图纸一并退回四机部规划处。一个利国、利民、利企业的远景规划，自此不复萌芽。从今天人的思维都可以想象得出，当年作出“6910”决议的王诤部长（新中国电子工业奠基人）、王士光副部长（电子通讯专家，王光美的哥哥）等一干高层决策者的痛心与无奈。
第二次：三线搬迁时，厂所合并的机遇
上世纪80年代，国家下决心把一批建在山区的三线企事业单位整体搬迁，以解决其交通不便、效率低、职工队伍不稳定等问题。1984年前后，又一个大好机遇落到了建光厂的头上。甘肃某研究所科研方向和建光厂半导体专用设备生产及“光刻机”等基本一致。四机部建议两单位合并，研究所整体迁入宝鸡建光厂。该方案科学合理，花费少，搬迁快，使科研和制造强强联合，效益最大化。当时的双方现状是：建光厂2700多员工，县团级编制，制造加工能力强，企业效益处于行业中游水平，职工的住房福利要优于所在地其他单位，握有主场优势。研究所大约600人，地师级编制，科研人员占85%，科研试验设备较齐全，急于迁出山区，处于客场劣势。在四机部协调下，双方进行了多轮商榷会谈，最长的一次由双方高层在建光厂招待所进行了整整两天。最终的结果是没有结果。该研究所最终总部迁入北京，落户燕郊，后来在在河北、甘肃、上海均有了控股公司，属国家事业单位，效益了得。
继这以后不久。陕西某地的一个待搬迁的研究所，地师级编制，有千人左右，由于各种原因迟迟没能搬迁。上级部门也是为了尽快完成搬迁任务，就出个拉郎配的方案，建议研究所整体迁入建光厂。双方也进行了多轮商谈。该研究所宝鸡地区员工较多，对这一合并方案积极性很高，建光厂领导班子内部意见难以统一，犹豫不决，合并商谈一拖再拖，下不了合并的决心，最后也不了了之。该研究所最终迁入西安，属事业单位，效益挺好。尽管这是两个专业方向不太吻合的单位，合并思路不是非常合理，但建光厂当时已经显现颓势，企业承担国家战略布局的“光刻机’任务，军转民后就没了研究经费，完全停顿。新开发的印制线路板生产线和设备，由于技术含量偏低，市场竞争激烈，仅仅能维持企业生存，难以持续发展。若此时愿意放下身段，委身与研究所合并，大概率不会是今日之结局。
回顾两次合并商谈破局的争议焦点，无非就是县团级工厂和地师级研究所合并后，新单位双方领导权的分配、各自单位员工工资福利的保障、新单位发展方向等等。其实都是国家投资单位，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合并不成，研究所只是延缓了搬迁速度，另选新址继续发展。而建光厂，则白白错失了发展机遇。
最后一次：新一代光刻机成果转化机会
90年代前后，西交大一项科研成果，新一代“光刻机”取得了前沿突破，要找一家合适的企业进行合作。查询了解到建光厂曾是电子部定点光刻机的生产厂家，持陕西省科委介绍信上门洽谈。双方进行了几次初步的技术会谈，此时新型光刻机与建光厂当年研发生产的光刻机已不可同日而语（类似大哥大和智能手机的区别），采用了大量的前沿人工智能、集成、光电、新材料等技术，体积小精度高，制造成本大幅增加。该项目在省科委立项是可以取得一些前期经费，后期却是一个烧钱的事，前景很好，投资回收期较长，是一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大工程。但当时的企业领导层权衡再三，放弃了这最后的一次机会。交大科研团队的几个博士生，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转化科研成果的平台，无奈去了国外。
写在最后
以上叙述的尽管只是一个建光厂的兴衰过程，在这一经历的背后却折射出几十年来国家工业从无到有、艰难搭建起发展基石的厚重历史和艰难脚步。我们这代人有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局限性，但作为在这个单位从黑发工作到白发的见证人，往事虽不堪回首，惟愿共和国的记忆中，还能留下我们这代人曾经激情奋斗过的青春。
关于作者
作者：凡夫俗子，建光厂老职工，现居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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