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背景（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

明实录背景（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中国古代实录经过唐代的发展，到宋朝形成比较完备的制度。史料来源，宋朝基本上有四类：时政记、起居注、日历、臣僚墓碑行状。对比宋朝实录的四种史料来源，明朝则完全不同。明朝因为缺乏起居注，明初一度编纂过《日历》和《钦录簿》，后来也没有坚持下去。所以实录编修之际，朝中的主要资料就以“诸司前后奏牍”为主了，也就主要是朝中档案资料了。王世贞因之指责明代实录失职，称：“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出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郎瑛也指责道：“今史官虽设而不使日录，一朝晏驾，则取诸司奏牍，而以年月编次，且不全也”。这样，资料以诸司奏牍为主，几乎不作任何的前期史料的编排整理，《明实录》纂修之际就显得仓促得多。第二，对于编修实录材料的收集，两国除了朝廷内的材料外，地方上的材料也要尽可能的收集。朝鲜因为有更为严密的制度保证，收集资料就更为全面，而且前期准备比较充分，时间上也

摘要：明代纂修的历朝实录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朝鲜的《李朝实录》与《明实录》属同一性质的官修史书。二者在诸多方面互有异同，将之予以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官方史学活动的认识。

中国古代从唐朝开始，朝廷主持修纂皇帝实录，遂为定制。不过，完整流传至今的只有明、清实录。在朝鲜半岛，高丽王朝即开始实录纂修，但《高丽实录》失传，流传下来的只有朝鲜王朝时期（1392-1910）纂修的《李朝实录》。尽管我国学者对《明实录》多有研究成果，韩（朝）、日学者已经对《李朝实录》作过较细致的研究，但却缺乏对二者的比较分析。《明实录》与《李朝实录》，具有史籍性质和纂修时代的可比性，许多问题在对比中才能加深认识。本文拟从两部实录编修原则、保管收藏、体例题材、史料价值等方面略加比较，以分析其异同。

一、中朝实录纂修之比较

无论是明朝还是朝鲜王朝，实录纂修都是朝廷的大事，需要安排一定的组织程序。但两朝在纂修实录的组织与步骤上很不相同，明朝史官的职掌不明，机构也是临时性，而朝鲜制度比较严密，修史程序上也相当严格。具体可以从下面几点加以比较。

第一，两朝皆设馆修实录，只是明朝是临时性的，而朝鲜是永久性的。两国都有相应的史官，但明朝的史官职掌不甚分明，这也与纂修实录机构的临时性有关。朝鲜有专职史官，也有专职史馆，还有专门纂修实录的实录厅、日记厅，也配备兼职的史官。

明朝翰林院的修撰、编修、检讨，皆为史官，但是因为职责不专，修史责任不明，明朝人就此批评道：“我朝虽设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特有其名耳”。为何如此呢？因为“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虽近螭头，亦远在殿下。成化以来，人君不复与臣下接，朝事无可纪”。唐、宋史馆与翰林原本是分途而立的，元朝才将二者合在一起，明朝则完全融合为一，史官的职责就变得模糊而不明确了。明代编修实录，以勋臣监修，以阁臣任总裁。一般而言，明朝修实录，设十馆。“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这种设馆，视情况不同，也会有变化。基本上是按照六部机构分别设馆，因为没有起居注，对于皇帝及宫中的史实就难办了，所以朝中的奏牍及档案资料就成为最重要的资料来源。

朝鲜春秋馆是记录时政与撰修国史的专门官厅，艺文馆中之正七品的奉教、正八品的待教和正九品的检阅与春秋馆的记注官、记事官，虽然职位非常低，但是随侍国王左右，记录国王与宫中的事情，实系朝中清望之职，选任非常慎重。朝鲜在史馆中设立了编修实录的专门机构。由领议政（领春秋馆事，正一品）或左右议政（监春秋馆事）中一人担任总裁官。睿宗元年（1469）编修《世祖实录》时，开始在春秋馆下设置实录厅、日记厅等，实录厅下再分房，具体编撰事务由各房分担。编撰官有实录厅总裁官一人、都厅堂上六人、阁房堂上六人、都厅郎厅四人、各房郎厅十二人，各房定期完成史草。如可分为一房、二房、三房、四房等，按照年限分别负责编修。如《太祖实录》与《太宗实录》编修时，乃分三房，分别负责编修不同年份的史事。《世宗实录》以后，则分为六房。“以世宗三十年之事，未易编摩，分为六房，皆欲速成……”各房按年份分别编修。即如《明宗实录》，明宗在位二十二年（1545-1567），宣祖元年（1568）八月设立实录厅，分三房三班负责编修实录。一房负责：即位年、三年、六年、九年、十二年、十五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二房负责元年、四年、七年、十年、十三年、十六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三房负责二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后来编成三十四卷。分工合作，做到责任明确，任务清楚，有利于实录编修的严格管理。这样，从制度上，朝鲜就为实录的编修给予了保证。

第二，对于编修实录材料的收集，两国除了朝廷内的材料外，地方上的材料也要尽可能的收集。朝鲜因为有更为严密的制度保证，收集资料就更为全面，而且前期准备比较充分，时间上也给予严格的限定。相比之下，明朝就要逊色不少。

中国古代实录经过唐代的发展，到宋朝形成比较完备的制度。史料来源，宋朝基本上有四类：时政记、起居注、日历、臣僚墓碑行状。对比宋朝实录的四种史料来源，明朝则完全不同。明朝因为缺乏起居注，明初一度编纂过《日历》和《钦录簿》，后来也没有坚持下去。所以实录编修之际，朝中的主要资料就以“诸司前后奏牍”为主了，也就主要是朝中档案资料了。王世贞因之指责明代实录失职，称：“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出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郎瑛也指责道：“今史官虽设而不使日录，一朝晏驾，则取诸司奏牍，而以年月编次，且不全也”。这样，资料以诸司奏牍为主，几乎不作任何的前期史料的编排整理，《明实录》纂修之际就显得仓促得多。

明朝也曾重视地方上的资料，例如修《仁宗实录》时，“行在礼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移文南、北二京衙门，及遣进士陆俨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史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凭登载”。这种往全国各地采集资料，先是由中央派遣进士前往，隆庆以后，因故更改，史书记载曰：“故事，纂修实录，分遣国学生采事迹于四方。龙锡言：‘实录所需在邸报及诸司奏牍，遣使无益，徒滋扰，宜停罢。’从之。”其结果是“隆庆以后，改行提学行邑行学，学官令礼生秀才，抄录一二大臣墓志塞责，于是史无所取材”。可见明朝也曾希望网络从中央到地方上的资料，但因为制度上的缺陷，终于无济于事，以至受到当时史家与学者的批评。

相比之下，朝鲜对于史料的收集与实录编修的前期资料准备工作，要细致得多。朝鲜纂修实录重要的资料有：春秋馆时政官的史草、《承政院日记》及其他各司誊录、朝报及个人日记、疏草、随笔（野史）、文集，以及后来的《备边司誊录》、《日省录》等等皆是重要的史料来源。朝鲜王朝各部门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编修档案资料的制度，《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誊录》及其他各司誊录等都是此类资料。《日省录》则是李朝正祖时期才开始编修的，乃按日记录国王的言行举动。这些都构成了朝鲜实录的重要资料来源。

史草主要是奉教、待教、检阅等史官所记的资料，他们随侍国王左右，记录宫中和朝中的所见所闻。地方上也有类似的记载，也算作地方上的史草。一旦决定编修实录，就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史草上交实录厅，以太宗九年（1409）八月编修《太祖实录》，上交史草的时间是京城内必须在当年十月十五日前上交，地方上的史草则要在十一月一日前上交，因故过期者，可以延到次年二月末，若再迟误，将可能处以子孙禁锢，永远不得为官，并处罚银二十两。各房将所上交的史料按照年月日，编成编年体的史书，然后由各房堂上官与郎厅官编成实录的初草，初草编完，各房的任务就算完成。各郎厅再对初草进行校阅，追加脱落的材料，将多余的进行删削，形成中草。总裁官与都厅的郎上官再将中草校阅，就史书的体裁作必要的调整，文字作必要的删改，形成正草。实录编修经过初草、中草、正草三个阶段后，才算修成。

史草以外，《时政记》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太祖建国后，规定京外各官厅记录其行事，送给春秋馆保存，由奉教、待教、检阅等史官收集保管，以备后世龟鉴，由此形成一个制度。这并不是朝鲜时代的创举，高丽王朝时期，就曾颁布过相关的法律。最初的三部实录《太祖实录》、《定宗实录》、《太宗实录》即主要依靠这些资料编出来的。世宗十六年（1434）十一月，国王再下敕令：申明史官要组织强大班子，将各官厅记录按照时间先后，编成《时政记》。以后《时政记》的编撰就成为史官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时政记》一般一个月一册，若事情多，也可以是两册以上。《时政记》在《世宗实录》编撰之时，是最重要的史料。以后实录编纂时，先从《时政记》中，抄出最重要的史料，然后再追加其他资料，一并补充，而修成实录。这样，从资料的收集上，朝鲜有更为严密的制度保证，准备相当充分，较之明朝要全面而有序得多。而且编纂过程上，朝鲜实录也更为严格些。

第三，实录纂修都受到朝中政治斗争的影响，成为党派政治斗争的又一个场所。

明与李朝都有因政变而被推翻之君主，如何处理其统治期间的史实，两国竟然有惊人的相似。明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役”推翻建文帝，自立为帝。为了弥缝其“靖难”之不正当性，在实录的纂修上大做文章。《明太祖实录》在建文元年，就由董伦等主修，“靖难”之后，明成祖（即朱棣）马上指令解缙重修。改修完毕，成祖并不满意，永乐九年（1411）又令胡广复修，直到永乐十六年（1418）才最后完成。在《永乐实录》中，卷一到卷九，题为《靖难事迹》，隐没建文年号，只书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建文朝的史实就这样被阉割，到万历以后才将建文四年事迹附录于《太祖实录》之后。沈德符批评道：“《太祖实录》凡三修，当时开国功臣壮猷伟略，稍不为靖难归伏诸公所喜者，俱被划削。建文帝一朝四年，荡灭无遗，后人搜刮捃拾，千百之一二耳”。而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景泰帝的实录，景泰帝因“土木之变”英宗被俘而登大宝，又因“夺门之变”而失帝位，英宗不修景泰实录，而其子宪宗修英宗实录时，只将景泰朝史实附入英宗实录中。

总裁大臣借修实录之机，党同伐异，更屡见不鲜。夏燮曾指责道：“明人恩怨纠缠，往往藉代言以侈怼笔：如《宪宗实录》，邱浚修郄于吴、陈（吴与弼、陈献章），《孝宗实录》，焦芳修郄于刘、谢（刘健、谢迁），《武宗实录》，董王己修郄于二王（王琼、王守仁），而正史之受其欺者遂不少。州（王世贞）所辨，十之一二也。至于洪武实录再改，而其失也诬；《光宗实录》重修，而其失也秽。”总裁以恩怨作为评判诸臣的标准，借修史而打击报复，实录纂修成了朝中党争的又一场所。

朝鲜初期的历史与明初有些相似，有太祖七年（1398）郑道传之乱与定宗二年（1400）李芳干的叛乱，朝鲜国王太宗与明成祖一样，也是通过起兵夺权而登上王位，而表面采取“禅让”形式：开国君主、太祖李成桂先将王位传给世子，是为定宗；定宗在位二年，被迫传位给太宗（李芳远）。李成桂一直到太宗八年（1408）五月才去世，朝鲜初期国王都是“禅让”王位，这是十分奇特的现象，开国国王有着十余年的太上王的经历，十分罕见。开国初期的这段历史，一直是朝鲜国王的心病，所以朝鲜前三朝的太祖、定宗、太宗实录，与《明太祖实录》一样，都是多次改修，为了抹煞一些忌讳的史实，朝鲜的君臣费尽了心思。

朝鲜王朝党争尤甚，在实录编修过程中，党同伐异、颠倒是非的事情常有发生，所以一旦政权发生变化，对实录不满，改修之事屡见不鲜。肃宗朝（1675-1720）老论与少论的党派斗争十分激烈，持续达二十余年之久，朝政腐败。肃宗晚年、景宗初年老论派当政，由老论首领李光佐掌控，首次编修《肃宗实录》，政事全凭老论标准评断。后来少论派反戈，由少论首领宋寅明主持改修，坚持少论派立场，但因部头太大，全部改修已不可能，只得在每卷末加上“补阙正误”的史料条文。景宗朝（1721-1724）政治是肃宗朝的延续，当时老论与少论争斗也很激烈，而实录编修时，正是少论派当政，老论派受到打击。所以《景宗实录》中对老论极力贬斥，后来老论派又当政，对于由少论派编修的《景宗实录》大为不满，于是就有修正之举，编出了《景宗改修实录》，景宗一朝竟然有两部实录行世。可见，无论是明朝还是朝鲜，实录的纂修与朝廷内得势君主、大臣及其集团的政治利益密切关联，史学本身具有的政治机制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受到严重的扭曲，这是古代中国、朝鲜等东方史学的共同特点，《明实录》与《李朝实录》的上述状况，是最为典型的表现。

二、中朝实录贮藏之比较

实录编成后，无论是明朝，还是朝鲜，对于草稿都采取严格的销毁措施，以确保实录的保密性。而对于定稿的实录都抄录或印刷数份，贮藏于史馆、深宫或全国各地史库。

明实录纂修完工后，底稿则于择日进呈前，史官会同司礼监于太液池旁椒园焚毁。对此，《明会典》有明确记载，曰：“其实录草稿，会同司礼监官，于内府烧毁。”“实录成，择日进呈，焚稿于芭蕉园。园在太液池东，崇台复殿，古木珍石，参错其间。又有小山曲水，则焚之处也”。销毁底稿，严禁保存，是确保实录草稿不泄露和流传的措施。明实录定稿以后，誊录正、副二本，“累朝纂修实录事例，凡纂修实录、宝训已完，正本于皇极殿恭进，次日送皇史恭藏，副本留贮内阁”。“凡内阁收贮御制文字、实录、玉牒副本，古今书籍，及纸札、笔墨等项，典籍等官收掌。”正本嘉靖以前藏于内府。嘉靖十三年（1534）建皇史，嘉靖十三年（1534）至十五年（1536）重抄录实录、玉牒，置于皇史，前后历时二年。万历十六年（1588）又重抄实录为小型本，万历十六年三月开馆到十八年（1590）十二月完工，耗时近三年，终于完工，以供神宗皇帝御览。但六年以后，宫中失火，小型本实录被焚毁，神宗再下令重抄，由赵志皋主持，又历时两年多完成。这样明朝官方就有四个版本的实录，而流传到民间明实录的抄本就更多了，因为在几次传抄过程中，不少人借机为自己抄录部分或全部的明实录，这样，在明朝中后期，《明实录》广为史学界所熟知，也成为史家研究和评述的对象。可见，对于《明实录》，明朝禁止其流布的措施不力，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化，统治者就更无暇顾及了。

朝鲜实录修成以后，对于史草也是坚决销毁。朝鲜前期几部实录乃抄录成四份，后来则印刷五份，完工以后，就将诸史草全都“洗草”，严禁外传，一旦发现违背者，严惩不怠。“祖宗朝故事，修史官率赐宴于议政府。又有洗草会，洗草云者，盖修史毕，将涂抹草本临流洗去之也”。而当时洗草的地方就是汉城庄义门外遮日崖处。经过洗草，字迹被冲刷去掉，纸张即再用来打成纸浆，作为造纸的原料这种做法，与《明实录》草稿的的焚毁可谓异曲同工。

朝鲜前期太祖、定宗、太宗三朝实录，都经过几次纂修。一直到世宗二十四年（1442）九月，当时监春秋馆事申概等上疏，指出太祖、定宗、太宗三朝实录缺漏甚多，要求重修、重补，最后到世宗二十七年（1445）十一月方将三部实录定稿，并各分写四部，分别藏于春秋馆之实录阁、忠州、全州、星州四处史库。开始实录只有写本，世祖十二年（1466）十一月由大司宪梁诚之提议，将太祖、定宗、太宗三朝实录用新铸活字各印刷一部。当时国王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并非印刷前三朝实录，而是印刷了世宗、文宗、世祖、睿宗四朝实录，各印四部，分藏于四个史库。壬辰、丁酉倭乱之时（1592-1599），四个史库中除全州史库外，其余三处所藏实录皆毁于兵火。战后，为了确保实录的留存，朝鲜宣祖国王遂决定重印实录。宣祖三十六年（1603）七月开始，将太祖到明宗十三代实录重印，合计八百零四卷，共各印四部，费时二年九个月。加上原本全州史库本，一共五部。因为壬辰倭乱四个史库有三个焚毁，当时朝臣以为史库不该选在都市，所以新选史库址时，除春秋馆外，其它的都选择偏远的山区，设立江华岛摩尼山、平安道宁边郡妙香山、庆尚道奉化郡太白山、江原道平昌郡五台山四处史库，各藏一部实录。其后于1633年妙香山史库移到全罗道茂朱郡赤裳山，1660年江华岛的摩尼山史库移到同岛的鼎足山。这样，朝鲜实录劫后得以重新整理，方能流传至今。但藏于史库的实录，包括国王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阅看，因此，朝鲜当时的学界，几乎无人知悉《李朝实录》的真实情况，说明朝鲜朝廷编纂实录，其宗旨是作为一种秘密文献，主要是用于保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每修一部实录，必同时修此皇帝的《宝训》，《皇明宝训》专记明代历朝皇帝有关政治教化的言论。而朝鲜则纂修性质相同的《宝鉴》，“宝鉴实本于宋国史院撰宝训与正史实录偕行也，修撰诸臣并称史官”。《宝鉴》的修法，乃是实录修完，从实录中辑出国王有关治国政令之言论。可见明朝皇帝的《宝训》与朝鲜李朝的《宝鉴》，不过是名称略有不同而已。

三、两种实录体例与价值之比较

朝鲜王朝之编修实录，得自中国唐宋以来官方史学活动的影响与启发，但可以肯定地说，最初并无可能看到《明实录》。不过，《李朝实录》与《明实录》在体例上有相似之处，亦有不同之点，且都是研究当朝历史最为重要的史料，其价值都十分巨大。这里，我们从史学体例与史料价值着眼，将两种实录作以下比较。

首先，二者都是编年体史书，有相似的纪年方式，即大体上都是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时间顺序分明。《明实录》与《李朝实录》都是以月份为单位分卷的。《明实录》大多是一月一卷，个别情况因史事较少，则两月或数月一卷。《李朝实录》基本相同，而多有数月一卷，甚至半年一卷，因为朝鲜毕竟国小事少。

《明实录》每卷开头，写明皇帝的年号、月份及朔日的干支，例如“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宣德元年春正月丙申朔”，后面则只以干支记日。朝鲜是明朝属国，所以在实录的纪年上，必须用明朝年号，明朝灭亡之前朝鲜所修《实录》大体如此，且大都遵循固定格式：干支 朝鲜国王在位年 明朝年号。如：“丁丑，（太祖）六年，（明洪武三十年）。”书写格式，乃先写出干支纪年，放入框外（天格之上），小字平行，接着为朝鲜国王在位年，最后小字双行注明明朝年号。明清更替之际，《李朝实录》年号使用颇有变化，明亡后第一年乙酉年，就只列干支及朝鲜国王在位年，却不用清朝纪年，开启了明亡后《李朝实录》处理纪年之先例。从《景宗实录》开始著录清朝年号，格式如次，“上之元年（康熙六十年—小字双行）辛丑春正月”。可见后来随着朝鲜与清朝关系的日益融洽，反清情绪缓解，故对清朝年号不似以往那样排斥。朝鲜王朝在实录的体例上，表现出有相当独立地位的藩属国特色。

其次，二者在内容和体例上又有不同之处，虽两种实录都是一种复杂的编年体史书，而《李朝实录》有更多的变例，包含了许多《明实录》所没有的内容。

《明实录》遵循编年体史的规范，将明代一朝的内容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全都包揽无遗，极其广泛。例如有典制的内容、有人物传记的内容等等。王鏊说：“其三品以上乃得立传，亦多纪出身、官阶、迁擢而已，间有褒贬。”这就是人物传记的内容。较之《明实录》，《李朝实录》对于编年体体裁的突破更大，甚至出现了纪传体的“志”、“表”的内容，这是《明实录》所不具备的。

朝鲜实录一般是编年纪事体的体裁，前三朝实录，曾多次改修，最后一次是世宗二十四年（1442）统一改修，三部实录在体裁上进一步趋向同一，都是类似于通鉴的体裁。《世宗实录》一百六十三卷，则是编年体与纪传体的结合。卷一到卷一百二十七，为编年体的部分，卷一百二十八到卷一百六十三为书志类部分，其中《五礼》八卷、《乐谱》十二卷、《地理志》八卷、《七政》八卷，则是纪传体的书志部分，这在实录中是十分罕见的。世宗一朝（1418-1450）是朝鲜王朝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时不仅在国力上十分强盛，开辟北方四镇，而且组织编修了许多史书，纪传体的《高丽史》和编年体的《高丽史节要》皆刊行。而且世宗还组织大臣创制朝鲜文字，颁布《训民正音》，从此朝鲜有了自己的文字。在这种背景下，实录的编修上也出现一些特别之处。《世宗实录》开始于端宗元年（1453），成书历时两年有余，由郑麟趾总裁。随后的《世祖实录》末亦附乐谱，乃世祖九年（1463）十月，由申叔舟、梁诚之等编成，以补充《世宗实录》中乐谱的不足。

朝鲜第九代国王《李朝成宗实录》开始，实录中有许多“史臣曰”一类评论性的语言，这是以前实录所不具备的，对以后实录的文体有很大的影响。《李朝明宗实录》亦是如此，通篇都有“史臣曰”一类评论语，事无大小，皆可评议。这种“史臣曰”的议论，多含有党同伐异的思想，是攻击政敌的一种方式。《明实录》自然也有褒贬意向，但只是寓于字里行间，不用标明的“史臣曰”之类字样的议论，这是两实录的重大区别。

朝鲜实录一般皆附上国王的神道碑文或行状。《李朝太宗实录》末尾附上艺文馆大提学卞季良所写的神道碑文。《李朝成宗实录》亦附上了成宗行状，《李朝孝宗实录》开创了新的形式，附录上孝宗的行状、哀册文、谥册文、崇陵志，这成为以后实录的惯例。《李朝显宗实录》与《李朝显宗改修实录》、《李朝英祖实录》后亦附录《领教文》、《文》、《哀册文》、《行状》，但形式上并没有作为附录，而是录入最后一卷，组成最后一卷的一个部分，这是不同之点。《李朝正祖实录》、《李朝纯祖实录》、《李朝哲宗实录》，都附录国王的行状、哀册文、谥册文、崇陵志、碑文，酷似家谱的内容和资料。《明实录》中虽有对大行皇帝的评论，但绝无行状一类的内容，可见，虽然同为实录，体例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最后，从史料价值上看，两部实录都有很高的价值，相对而言，《明实录》较之《李朝实录》更重要些。《明实录》是现存最主要的关于明朝最原始资料，明中后期，虽还有些邸报、档案文书留存，但全面反映明朝的历史，还是以《明实录》最为重要，尽管它存在官修史共同的失实及隐讳的问题。其它诸多明史之书，多以实录为资料来源，王世贞写《史乘考误》、谈迁编《国榷》，清官修《明史》，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明史研究，都离不开《明实录》。这说明其史料价值不可替代，电子版《明实录》的面世，即应大量需求而产生。

《李朝实录》固然也相当重要，但是从史料价值上看，它不如朝鲜《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誊录》、《日省录》以及各司誊录，而这些史料现在都还得以妥善保存，相对而言，《李朝实录》倒是第二手资料了。现在学术界对于《李朝实录》以外的资料利用得还不充分，因为那些资料大多是写本，利用不太方便，若有可能将《李朝实录》与其他相关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就能更深入地了解《李朝实录》的问题，从而也更深入地研究朝鲜王朝的历史。

综上所述，《明实录》与《李朝实录》在编修原则、保管收藏、体例题材、史料价值等方面既要相似之处，亦存在不同之点。

原文出处：《求是学刊》2005年第2期，第117-122页。文中注释、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孙卫国，1966年生，湖南衡东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朝鲜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中朝关系史和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发表论文百余篇，专著7部，译著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