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通货结构的变化及原因（看明代中晚期商人势力的崛起及带来的影响）

明代通货结构的变化及原因（看明代中晚期商人势力的崛起及带来的影响）在《三言两拍》中，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其中很多故事在其他朝代也有演义，如前文所说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秦重，在宋朝演义及元杂剧等作品中，秦重的父亲是一个将军，而他自己是一个“将门之后”，到了《三言两拍》中，秦重的父亲则变成了一个“经纪人”。同样的现象，在《李秀清义结黄贞女》中也有体现，前朝的故事，把主人公从士族子弟变成了贩香的商人，这一种“旧瓶新酒”的方式着实引人注目。2、改变了社会认知度1、商人开始成为主流文学的主人公在《三言两拍》中，商人成为主角，也不再是猥琐、献媚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扬眉吐气的正面形象。对行商为贾的着力描写，对从事商业行为的小市民称颂赞扬，是《三言两拍》鲜明的特点，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跃然于纸上，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秦重，就是一个依靠从粮店买油，沿街叫卖的行脚商人，再比如《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公夫妇，则是一个以小手工业作坊为生的夫妻店。

引语：

明代中晚期，随着民间纺织业和城乡等大小作坊的繁荣，市场经济也逐渐走向顶峰。各种商业形态以及商业意识，在时代的发展之下，产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男耕女织”这种小农意识逐渐向商品化、商品意识转变，其中尤其是以江南区域为重心，纺织业的发达，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而在明代著名的短篇小说《三言两拍》中，近二百个短篇故事。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作品，首次以商人为主人公，以商业为载体，描绘了众商云集的场面。大量描写江南区域的农业、商业、市镇以及当地社会生活的细节。同时也从这里面，看到了明代商人在社会中地位的逐渐提高和社会对于商人以及商业的接受和认同。

三言二拍

一、商人从“士农工商”的末端，走上时代的舞台。改变了传统的“士农工商”准则，有了不小的话语权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推行“重本抑末”政策，本，即是农业，末，则为商业。商业一直以来就被视为“末业”、“小道”。世人在等级划分上，也是遵循“士农工商”，处于等级末尾的商业和商人，向来被人歧视。在明代以前，大量文学作品所描写的都是如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文人雅士等为主，唐宋时期虽说有以商人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但是商人一般扮演的是承欢献媚的形象，如唐朝张读著名的传奇小说《闾丘子》中，就描写了家有千万的大商贾之子仇生，为了进入仕途，为了做官，千方百计巴结门望清高的郑氏，而郑氏虽“累受其金钱所贿”，依然对这个商人之子没有好脸色，甚至于恶语相加，百般羞辱，骂那仇生“汝市井之民，徒知执刀也尔，何为居官秩邪”，致使那仇生郁郁而死。由此可见，明代之前的商人受到的侮辱和歧视。

商贾形象

1、商人开始成为主流文学的主人公

在《三言两拍》中，商人成为主角，也不再是猥琐、献媚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扬眉吐气的正面形象。对行商为贾的着力描写，对从事商业行为的小市民称颂赞扬，是《三言两拍》鲜明的特点，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跃然于纸上，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秦重，就是一个依靠从粮店买油，沿街叫卖的行脚商人，再比如《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公夫妇，则是一个以小手工业作坊为生的夫妻店。这种针对于商人的重点描写在明朝早期还很少见，明朝中叶之前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和戏曲多种形式，活跃其中的，依然多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以及妖魔鬼怪。在中叶之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松、苏、杭等地织造业的发达，出现了“家中开张丝绸机，养上几筐蚕儿，妇织夫卖”的小手工商业者，还有“开起三四张丝绸机”的手工工场老板等很多民间的原始企业，从商行贾，已经从过去低下的社会地位，变成了社会所认可，所接受并且推崇的职业与行当。

市井行商

2、改变了社会认知度

在《三言两拍》中，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其中很多故事在其他朝代也有演义，如前文所说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秦重，在宋朝演义及元杂剧等作品中，秦重的父亲是一个将军，而他自己是一个“将门之后”，到了《三言两拍》中，秦重的父亲则变成了一个“经纪人”。同样的现象，在《李秀清义结黄贞女》中也有体现，前朝的故事，把主人公从士族子弟变成了贩香的商人，这一种“旧瓶新酒”的方式着实引人注目。

当然，我们不是在讨论文学写作的手法，我们关注的是同样的故事类型以及情节，从唐、宋之时，到明代中后期，主人公的身份发生变化。这背后隐藏的社会 意义十分巨大，文学作品的传播，一般是当代社会认知度的一个体现，对于商人商业的认可与接受，以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传统的阶层顺序发生了位移。

明代繁华的商业街

“商家既多，士田不重”。这其中，巨富越来越多，而巨富的出现，也对传统阶层上下尊卑的观念，产生了动摇。当时形容江南民间巨富的一句话最能代表“吴门之富，过于江陵”，这里面的江陵，说的就是明相张居正，吴门就是指巨富吴家，全句的意指吴家的财富，比张居正还要多。这充分展现了普通人民对于行商致富所表示的认可。

商人的崛起，背后原因是时代的发展，也是当时社会环境下特定的因素，最重要的是百姓思想意识和观念的转变，最终促成了商人的机遇。

二、商业行为的繁荣和明代商人崛起的原因

1、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转变

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士大夫所倡导的道德准则中，人们的欲望是被埋藏在所谓的仁义道德、忠孝礼节的面纱背后的，追逐利益、沾染铜臭，向来为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所不齿，即便是历朝历代有商人和商业，也是依附在权贵之下，攀附于权利周围。对于市井小民，向来是不齿，“伦常身份”的高低，决定着社会地位的高下，俗话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身份的不同是估量一个人价值的通用标准。

但随着明朝中晚期商品经济的逐渐发达，金钱财富在社会中日益成为主宰社会的力量，所以社会的价值观就由“伦常身份”逐渐过渡为“财富力量”，许多人走上了与传统观念相违背的致富道路，也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像过去追求功名一样来追求财富。像崇尚科举一样崇尚金钱。

究其原因，就是财富和金钱的力量强大，使人们对于传统的观念抉择后选择抛弃。更为深层的原因就是社会关系的变化，对于经商成功的人，无论是亲戚朋友，亦或是邻里家人，赞扬许可，称颂不已，使很多人选择去从事商业从而希望得到成功后光宗耀祖。

“凡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眷，只看你归来所得利息多少为轻重，得利多者，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者，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功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节选《初刻拍案惊奇》

谈生意的商人

而这种荣耀，促使着人们观念和行为的改变，弃农经商、弃官经商、弃举业经商等行为的描述，比比皆是。过去的人们赚到了钱财，想方设法的跻身于官宦行列，而明中晚期却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做官做得“不耐烦此道”，便辞去官职经商，读书读的不想“穷经到白首”，就另图门路。“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图几分利息。”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中，就描写了一位“先前读书，后久不中，改业做生意”的官人刘君荐。“以经商为第一，科举反在其次”的风尚，尤为在民间盛行，这些情节虽说是小说中描写，但也是脱胎于市井之中。

明嘉靖年间，景德镇以瓷器闻名。市民子弟竞相追逐窑利，以至于数年景德镇无登科之人。直到发生了徐万年起义，瓷窑停火三个月，这年的秋天才有寥寥数人中举。

还有就是社会阶层上端的统治集团成员越来越多的加入进经商的领域，也影响着社会的观念转变。这些贵族的加入，促使更多的人进入这个圈子。其中的原因，一来是商人地位确实发生了变化，二来士大夫加入商业行列成为了商人利益的代表者，工商业由于这些人加入使得身份和地位得以提高。

这些价值观念的转变，刺激着人们积极的致富经商。寄希望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要不得几年光景，也攒下个偌大的家业”。

“世人均道读书好，只恐读书读不了。读书个个望公卿，几人能相金阶跑？。。。吾有良儿数五个，各执一艺般般好。。。一脉书香付长房，诸儿恰好四民良”--节选《张孝基陈留认舅》

沈万三

2、商品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男耕女织”一直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经济的具体写照，封建政权为稳定社会，提倡扩大耕地，开垦荒地的政策。过去的农业产品较为单一，主要以粮食为主，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农业产品日渐丰富。棉花、烟草、茶叶、大豆等经济作物越来越多，从过去单纯生产粮食到农产品的丰富，农民家庭的手工业内容也逐渐增多，许多农民从粮食生产增加了手工商品生产，如棉农织布、蔗农榨糖等。在前文提到的施公夫妇，就是家中不仅养着蚕，还有织机出丝，织绸缎，并且“妻络夫织”，然后“去市场上出脱”。当时的苏沪杭等地，这样的人家有很多，一个镇上，约有千百余家从事此种行业，这就说明了自给自足的农业和商品性手工业结合的情况十分普遍，人人都知道将手中做出来的产品拿去贩卖，再用贩卖得来的钱财投入生产，扩大规模，挣那“偌大的家业”。

除了这种小型的手工作坊，还有很多实力雄厚的商行经纪人，他们通过收购小手工业者的产品，转而卖给更大的客户，从中赚取利差。或者通过自身的技术，将生意做大，比如著名的同仁堂，在明朝早期，只不过是一个行走的走方医，而到了明末清初，竟成为御药房。这些都是商业行为带来的变化。

商人做大，就会与贵族权利有瓜葛，而出入达官贵人的府邸，成为座上宾，是巨富、大贾等人上等的荣耀，也是许多人仰慕的对象。在财富的刺激和权利的吸引下，无数人亲赴后继，踏入商业领域。

“古者四民兮，后世四民不兮；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明以来变迁最大也”

集市售卖

3、政府重视，政策倾斜

商业行为的繁荣，最重要的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政策的倾斜，如果没有这些，即便是民间出现些许先进的思想，也会被逐一扑灭。

除了政府、社会思潮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有所改变之外，许多掌握大权的重臣也行使了利好的方针。明朝第一首辅张居正就主张既要“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又要“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从政府层面，就把农商等同对待。宋朝时，规定凡“工商异类”不得参加科举，到了明朝，就取消了对工商的限制，允许其子弟参加科举。

正是这种社会背景、政府好找的影响下，愿意从商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各种利好政策的推行，如减税、或以商品抵税等方式，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积极性。同时身旁的成功案例也告诉人们，经商的前景广阔，只要坚定不移走下去，必然飞黄腾达，光宗耀祖。

三、商人崛起后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对传统道德的冲击

1、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 增加商业资本的活跃

明朝中叶以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人口的就业率。当时的南京、北京成为全国最大的都市，“四方货物聚集，南北商贾争赴”，是真实的写照。除了北京南京这两都之外，如苏州，也是热闹非凡，“列市二十余里”，大量的绸缎布匹，日用百物，均能买到。杭州，“内外绵延数十里，民物繁庶，车轮击，人肩摩”，一派繁华景象。

全国各地的商业中心，有数十个之多，这还不包括小的集市和庙市等，据记载，在北京，每逢初一、十五、二十五。在城隍庙前都有庙市，各路商贩，均来摆摊，一直摆到刑部大门门口，真可谓是人山人海的做生意。

这其中从事商贩的人，有当地土著居民，有外来商人，有流民，更多的就是之前单纯的农业从事者，他们离开了原始的农业，来到了京师、东南沿海区域、长江沿岸和京杭大运河两侧，投身进工商，形成了许多新的商业中心、贸易中心和商业市镇，带动了经济，增加了人口，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京师庙市摆到了刑部大门门口

2、商人活跃及贸易流通的扩大，对海外贸易兴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商人的活跃，商业行为也越走越远，不仅仅在国内，更走出了国门。

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请示朝廷，希望能够打开“海禁”，后经朝廷的决议，同意打开，采取“船引”制度，允许民众前往东洋、西洋进行贸易。从此，私人海上贸易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合法地位，

海上贸易的发展，使明朝商人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东南亚各国，商人们用中国特有的瓷器、丝织品来换取南洋诸国的香料、药材、珠宝等，而在接触到葡萄牙、西班牙人后，他们用白银换取我国的生丝和瓷器。些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明朝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

3、商人群体及其重利趋财的思想，对传统价值观带来直接冲击。

《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则这样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海外冒险，主人公文若虚一行商人为了赚得那“八九倍的利息”，远渡重洋，期间艰难险阻，历经磨难。这个故事充分展现了在当时的社会风气冲击下，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和对金钱的贪婪追求。为了得到巨富，不惜以身犯险。这种对发家致富强烈的执念，是当时社会的的风尚，故事中在结尾处，文若虚在满载而归后，周边的朋友一个个又羡慕有悔恨，羡慕他能得此富贵，悔恨没有与他一同前去。这一点，充分显示了当时的人，对于金钱的渴望，梦寐以求的想发财致富的欲望之强烈。

而在这种强烈的欲望以及执念之下，传统的道德收到了巨大的冲击。金钱已经开始支配人们的思想意识活动。为了得到金钱，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同时在金钱的腐蚀下，人与人之间冷酷的关系，更是借书中人物之口，喊出了“而今的世界，有什么正经？有了钱，百事可做”

财富的快速积累，也加剧了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性，“贫者更贫，富者更富”，有巨额财富的人，“崇奢黜俭，风尚奢靡”，他们的住所，极尽奢华，绣户雕栋，花草园林；饮食上，一席便有数十道珍馐美味；服饰更是一掷千金，视同寻常。更有甚者，不惜用金银来当做溺器。这种行为，影响深远，首先就是“妻妾效仿”，然后亲戚邻居，争相效仿，这种风气流传开来，一般的市民，无不以奢侈为荣，以享受为乐。

货物装船

结论：

明代商人和商业的崛起，对于明代经济文化起到了一定积极地作用，尤其对于民间经济的活跃，更是推动颇多，但是我们在看事情应该多层面去思考，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传统道德的冲击也不容忽视。

纵观明代的商业发展，有了适合发展的市场条件，却未能觉察到外界大环境的变化，这与明政府“海禁”政策开放的保守程度有关，这也是古代中国“重农抑商”思想的延续。在当时的人们在取得部分成功后，不去扩大再生产，而是贪图享受，迷信消费，从而使本应向前的商业，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