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夫知行合一（刘立夫任继愈）
刘立夫知行合一（刘立夫任继愈）成书于汉末三国时的牟子《理惑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佛教传入初期与儒道的相遇碰撞和冲突调和。其作者经常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话语来论证佛教与儒道思想并无二致，并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了儒佛道都有助于社会教化的“三教一致”论，也成为儒佛道三教关系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然而，毕竟分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佛教的出世精神与儒道的社会人生理想存在着鲜明的差异，因而遭到了两者的排斥和批评。例如被儒家斥为不忠不孝之徒，违礼悖德，乞食制度被视为不劳而获、不思进取，而且也不合于道家所崇尚的自然无为之道等。（一）三教一致两汉之际，独尊儒术后不断谶讳迷信化的“今文经学”逐渐失去维系统治的作用，已从汉初的黄老之学逐渐向黄老之道过渡并且以道家思想为理论主干的中国道教也正在孕育之中，这样的文化环境显然是有利于佛教进行传播和推广。初来乍到的佛教，不仅知晓入乡随俗的必要，其本身又还以“随机”、“方便”等作为理论依据，因此从一开始就十分注
任继愈：从“三教一致”到“三教合一”
任继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明确提出“中国文化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产物”。在此以前，陈寅恪就说过，从晋朝以来，谈中国传统思想，必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之，这是“不易之论”。不过，任继愈说的“三教”，是儒佛道三种宗jiao，将儒家也列为其中。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血缘社会、小农经济加君主专制，在这一基础上，封建统治者要控制人民，必须借助宗jiao。三教都在为统治者服务，而且相互影响。
哲学与ZJ的根本区别，ZJ不允许怀疑，而哲学要怀疑一切。
关于三教融合，任继愈谈到了三个基本阶段，既三教一致、三教鼎立、三教合一。
（一）三教一致
两汉之际，独尊儒术后不断谶讳迷信化的“今文经学”逐渐失去维系统治的作用，已从汉初的黄老之学逐渐向黄老之道过渡并且以道家思想为理论主干的中国道教也正在孕育之中，这样的文化环境显然是有利于佛教进行传播和推广。
初来乍到的佛教，不仅知晓入乡随俗的必要，其本身又还以“随机”、“方便”等作为理论依据，因此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与儒道调和关系。最初表现在佛经翻译中，汉代著名的一些佛经翻译者们，时常借用儒道思想和术语来对佛经进行翻译，从而帮助中国人理解佛法真谛。《后汉书·楚王英传》中记载着东汉时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说明时人往往以传统的老庄之道和周孔之教来理解佛教。
然而，毕竟分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佛教的出世精神与儒道的社会人生理想存在着鲜明的差异，因而遭到了两者的排斥和批评。例如被儒家斥为不忠不孝之徒，违礼悖德，乞食制度被视为不劳而获、不思进取，而且也不合于道家所崇尚的自然无为之道等。
成书于汉末三国时的牟子《理惑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佛教传入初期与儒道的相遇碰撞和冲突调和。其作者经常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话语来论证佛教与儒道思想并无二致，并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了儒佛道都有助于社会教化的“三教一致”论，也成为儒佛道三教关系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玄学思潮，不仅可被视为儒道的结合，与此同时，也被传入中国的大乘空宗借用其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解释自家“般若”学说。在哲学层面上，当时的佛教重要领袖道安、慧远等人，就是用王弼、何晏等人“贵无论”学派的思想体系去解释佛教般若概念，即把般若理解为玄学唯心主义学派的“以无为本”。因此，道安一派又被认为是“本无宗”。道安对于佛教般若原理的描述有：
“其为象也，含弘静泊，绵绵若存。寂寥无言，辨之者几矣。恍忽无行，求矣漭乎其难测，圣人有以见因华可以成实，睹末可以达本，乃为布不言之教，陈无辙之轨。”
不难看出，受限于时代，道安他们对佛经的理解没有超出魏晋玄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所理解的佛学只能是玄学化的佛教哲学。
（二）三教鼎立
隋唐以后，依靠于独立且雄厚的寺院经济，佛教已基本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时的佛儒道分立，佛教的社会影响力最大，道教次之，儒家最弱。隋朝李士谦论三教说：
“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
三教关系由此进入“三教鼎立”的阶段，也成为唐朝三百年来安定社会的主要思想支柱。
佛教的因果报应、天堂地狱的学说身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其宣传方式比其他二教都深入、广泛。佛教通过绘画、雕塑、音乐、俗讲、通俗文学等各种形象宣传，上自皇帝、公主、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有接受佛教教义的机会，抓住了广大群众。
道教虽因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等有牵连，受到统治者的疑忌，从而限制了活动。但作为本国宗教，更适合中国国情，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除了注重养生长寿一些宗教实践外，还注意发展哲学的本体论和心性论，如唐代道教的内丹学。
其中势力最弱的儒教，虽然在抽象思维方面的造诣要远远落后于佛、道两教，但作为承担着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的主要支柱，它的作用是其他两教无法代替的。
然而，随着代表中央政权的儒教为中心的势力增强，在唐朝中晚期逐渐产生了一种佛、道两教主动像儒教接近的趋势。唐代僧人宗密《原人论》中说：
“孔、老、释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同赞佛乘。”（《万善同归即》卷六）
由此可见，在这么一个三教相互鼎立的时代，他们逐渐认识到三教是从不同方面去维护封建统治，其教义应该互相包容、相资以并用。
（三）三教合一
唐宋以后，儒教许多学者几乎都受过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本来就是道教先天图的翻版。以后张载、二程以及南宋的朱熹、陆九渊都是深受佛、道两教的影响。
宋代理学家朱熹对《黄帝阴符经集解》及《参同契》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曾用“月印万川”的佛教比喻来说明他的理一分殊的道理。他曾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除了继承了禅宗的思想，朱熹还继承了华严宗的思想。化用华严宗“一即一切”的神秘主义观点，提出“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的观点。与其说佛教的观点近儒，倒不如说朱熹的思想符合佛教的观点。
再看明代学者王守仁，也能看出明代儒者所持鲜明的三教合一的立场。王守仁说：
“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家说无，从无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
由此观之，上述种种无不体现“三教合一”是大势所趋。虽然这种趋势形成后，三教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即佛、道两教屈从于儒教。但不管怎么说，儒教在吸收了佛、道两教的宗教修养方法，及不计较世俗利害、不贪图物质要求的禁欲主义后，儒佛道三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最终确立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最佳组合形式。
